郑慧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2013年以来受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外部经济复苏偏弱的影响，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回升形势， 这对市场和投资行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钱荒”并不是金融风险的显性化， 而反映了市场的急躁情绪。宏观调控思路、方式的创新是2013年的最大亮点。坚持货币政策不“放水”, 市场开始对此极不适应， 但确定了“合理区间” 调控目标和政策框架， 以及用改革的办法促内在活力的增强、下决心解决深层次的结构问题， 在三季度后终于取得了“稳中向好”的新局面， 得之不易。靠刺激性政策稳增长， 既难以稳短期增长， 更无法稳长期增长， 相反容易产生巨大的后遗症， 因此， 必须改变或放弃。与2013年相似， 2014年的宏观经济增长仍将波澜不惊， 但闪光点不会缺乏， 那就是改革攻坚战的全面启动， 这是中国可能继续向好、实现转型升级目标的根本选择。
一、经济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产能过剩严重， 将继续抑制企业效益和投资意愿改善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十分严重。 IMF认为， 金融危机前中国产能利用率大概在80% 左右， 2011年已经降至60% 左右。我国钢铁、水泥、 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体在70%-75% 之间，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的产能利用率还不到60%, 风电设备中的风机产能利用率不到70%. 同时， 我国部分行业的先进产能却相对不足， 大量的高端产品仍需进口。以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钢铁业为例， 中国钢铁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产品主要是板卷材， 尤其是宽厚板， 而高端冷轧产品产能严重不足， 需要大量进口。过剩产能问题持续得不到逆转， 将从需求和价格两方面抑制投资需求增长， 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产能过剩不仅引发恶性竞争， 造成企业效益下滑， 而且产能过剩行业不良贷款的增加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于利润率较低， 产能过剩行业缺乏足够的资金用于研发， 不利于产业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 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先进产能不足， 导致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 将在中长期内抑制总供给， 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2.货币信用快速扩张而实体经济增长乏力
2013年前11个月累计社会融资规模达16.06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1.92万亿元。2013年11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75万亿元， 同比增长13.6%.尽管货币信贷增长较快， 但实体经济增长相对乏力， 不少行业和企业经营困难。大量的资金只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 不仅资金使用效率低， 而且容易引发像“钱荒”相似的金融市场波动和风险。据调查， 目前我国资本利润率为22%, 房地产为28%, 而工业仅为6.4%.与实体经济相比， 非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较高， 比较利益诱导大量资本流向房地产和金融等非实体经济领域。 近年来流入实体经济部门的比例持续降低， 从而导致“去制造业”或“去工业化”的恶性循环倾向。调查表明，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些传统制造业竞争能力很强的地方， 很多制造企业纷纷从制造业转向金融投资行业。江浙一带股权投资基金 （PE） 行业近年的大量兴起， 其中有不少资金来自转型的制造业。
3.外需不足问题将持续化
外部市场需求的疲软直接导致我国出口企业的订单下滑， 出口增长陷入低迷。汇率、劳动力工资等出口成本持续上升， 加大了出口企业的出口难度。2002-2011年间制造业年平均工资由11001元上涨到36665元， 增长了3.3倍。各地最低工资水平和农民工收入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2010年、2011年农民工工资涨幅更是高达19.3%、21.2%. 长期来看， 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人数、适龄劳动力人口整体呈下降趋势， 中国劳动力成本长期呈上升态势。内外因素导致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对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
4.地方政策性债务风险加大
上世纪90年代后， 通过借债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多， 其负债规模也越来越大。到如今， 一些地方已是债务缠身， 有些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处于失控状态。从目前发展趋势看，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面临财政入不敷出、赤字持续扩大的困境。这一方面， 可能引发金融风险， 使“唱空中国”的机构有充分口实， 另一方面则制约着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增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社会公共服务和改善环境的需求增长将明显快于一般商品， 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势必将严重影响公共建设和服务能力的增长， 形成“短板”更短， 严重影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2014年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测
1.经济的阶段性变化制约经济增长回升
2013年我国经济并没有出现社会普遍预期的明显回升趋势， 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导致经济由高增长阶段转向次高增长阶段， 宏观经济增长将较长时间在7-8% 的区间运行。
2013年三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出现的“稳中向好”并不会转化为 “企稳回升”.一是全球经济尽管处于明显的复苏态势之中， 但复苏基础不牢， 主要是仅为美国经济的好转， 其失业率高企于7% 也显示这种复苏是局部的， 力度有限， 而且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欧洲的复苏相对较弱， 新兴经济体则出现了加快调整的态势。更主要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面临“前堵后追”的局面， 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巨大的制约。二是我国经济调整是在房地产仍然十分繁荣的基础上实现的， 金融危机以来， 所有的方面都在调整 （出口、投资、消费、工业等） , 只有房地产未调整， 我们的看法是房地产不调整， 中国经济就看不到底， 只有调整后出现的底部才是真正的底部， 因此， 我们认为， 未来经济调整的主要压力将是房地产景气反转。从相关数据看， 我们认为2014年房地产可能会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三是消费相对不足的形势将会继续。2013年居民收入增长的放慢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 会对未来一两年的消费增长产生一定的压力。
过剩产能问题持续得不到， 将从需求和价格两， 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
因此， 我们预计2014年经济增幅是走平， 上下波动不大， 不会出现明显上升， 下调的空间有限， 在7% 至8% 区间内运行。可能的变化在结构变化上， 行业分化较为明显。
2.对重要经济指标增长的预测
（1） 出口有望保持平稳增长。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在2013年都不同程度出现企稳复苏态势， 预计2014年美欧日都将进入缓慢复苏通道， 但复苏进程都存在一定风险。 全球经济整体向上带动中国出口趋势回升， 但复苏进程缓慢。受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 出口回升幅度有限。2009年以来，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15%, 即使考虑到这一时期海外需求的萎缩， 人民币高币值对出口的抑制仍然比较明显。预计2014年出口增长8% 左右。
（2） 投资增长将与上年持平。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赋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而且给予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样的权利。这对土地财政是一大挑战， 但却给社会资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大量投资机会只能依靠民间与社会资本。三中全会以后， 预期随着投资领域的放开和投资项目审批权的下放， 2014年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活动会逐步活跃， 从而带动整个社会投资的较快增长。2014年， 预计社会投资增长与2013年持平。
（3） 消费增长 将小幅回 落。 2014年推动国内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居民收入的增加， 不利因素是“八项规定”以及以后的一系列规章对政府消费的抑制。由于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政府消费支出减小， 2013年的消费比较低迷， 消费对GDP的贡献比2012年下降1.8个百分点。我国消费增长一直较为平稳， 严控“三公消费”的举措对消费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预计今后几年抑制“三公消费”的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将会持续。在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 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 民众“有钱也不敢花”的背景下， 转向消费引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仍需时日。受收入偏慢的影响和企业效益增长不均衡影响， 2014年消费增长有可能小幅回落。但服务消费将会保持较快增长。
（4） CPI温和上升， PPI有望转正。 预计2014年国内农产品生产稳定， 受农村改革以及投资的持续增长影响， 我国农产品产量稳步提高， 保障了我国的食品安全和价格稳定。 预计2014年肉禽食品类价格基本与2013年持平， 涨幅在6.0% 以内， 而水果蔬菜供应充足、粮食价格小幅上行， 预计全年CPI增长3.2%.
PPI与经济景气高度相关， 从运行周期看， PPI似乎正在触底反弹。但如果2014年国际资源价格表现不佳， 那么PPI也缺乏上行动力。由于基数问题， 2014年PPI仍然有可能跌幅收窄。
三、政策建议
1.对宏观调控目标以及货币政策的建议
宏观要稳， 微观要活， 社会政策保底， 这是新一届政府对三大政策的基础定位， 2014年仍将坚持这一定位。就2014年的宏观调控目标和货币政策，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把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由7.5% 下调到7% 以上。从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经验和长远目标的综合考量， 建议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7% 以上， 且到2020年前基本不变化。主要理由是 :一是将下限和底限目标统一起来， 以免形成对下限、底线目标不统一所带来的增长预期不稳定性。二是7% 的经济增长目标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在世界上都属于高增长， 主动适当降低点经济增长目标， 负面影响不大， 而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却在增强。同时， 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目标， 也有利于国家把更多的宏观资源用于调结构、促转型上。三是经济目标适当下调和下限、底限目标的合一， 能兼顾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的需要。要完成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目标， 未来7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8% 就可以了， 而从潜在增长率角度看， 我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大概是7% - 8%, 高于和低于这个区间都可能引发更多的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不协调性、不可持续性。 四是经济增长目标下调0.5个百分点， 对就业的影响不大。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趋势的逐步形成， 我国GDP每1个百分点的增加能创造出更多的新增就业量。
（2） 将CPI增长的调控目标确定为4% 以内。主要理由是 :一是经济增长在7 - 8% 之间运行， 通胀压力不大， 但考虑到为资源品价格改革留下空间， 可适当调高物价增长的目标。为了减弱一定程度、一定时期的物价上涨压力， 可从稳农业、增加低收入家庭补贴的办法予以化解。二是为了避免对通胀目标的误读， 增加政策的操作性， 有必要将上限、天花板合一， 将合理区间的上限更加明朗化。三是这一目标的确定既考虑通胀压力也考虑通缩的影响。总结过去10多年的经验， 我国CPI增长超过5% 的仅出现过两年 （2008年和2011年） , 原因都是由于食品价格的剧烈波动， 内在性的通胀压力不大。从未来趋势看， 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需求相对不足反而可能导致轻度或中度的通货紧缩。因此， 取过去10年CPI增长2% - 6% 的中间值作为未来物价调控的目标值可能比较合适。
（3）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基调不变， 重在促改革激活力。我们认为， 市场预期和央行调控之所以屡屡错位， 是因为央行关注的流动性层次更高， 考虑问题的视角也更宏观。尽管货币市场动辄“寒意逼人”, 央行关注的总量流动性仍是较为充裕的。2013年6月以来货币市场利率不断抬升， 但金融机构超储率并未下滑。由于表外融资的快速膨胀， 广义货币增长也显着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在增长数据稳健， 通胀中枢抬升之际， 实在看不到央行有“放水”的理由。且在美联储退出量宽之前， 资金流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央行政策不会有较大调整。因此， 预计M2增速将自14% 降至13%, 社会融资总量在2013年18万亿元的基础上提升至19.5万亿元。应把重点放在推进利率市场化上。银行间大额可转让定存市场有望逐渐发展壮大， 如果再辅以存款保险制度的落地， 那么利率市场化进程将可能超出市场之前预期。当然， 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前提之一， 即商业银行“硬预算约束”的真正构建， 仍是形式上已完成而本质上尚未竟的。因此， 利率市场化对金融体系重塑的“倒逼”可以期待。
加 运 （ 铁 运） 市场化， 但铁路 价市场化， 系统推动， 引、强 改革， 也应同步推进、 甚至前置性推进。
2.对深化改革的建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要“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 淡化短期稳增长，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2014年经济领域改革将显着提速。我们建议应加快推进以下改革 :
一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更好地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的职能， 继续深化改革， 逐步向市场放权、向基层放权、向社会放权， 把该管的管到位， 该放的放到位。
二是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 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释放巨大的潜力需求，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是加快金融“两率”市场化， 即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 提高金融资源再配置效率， 优化金融结构， 主要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四是适时出台资源品全面市场化改革方案。分步放开水、电、气价格， 加快运价 （铁路运价） 市场化， 完全取消煤电价格管理， 实行类似于油价联动的煤电联运机制。同时， 放开除网络型垄断环节外的所有相关产业的上下游准入和定价管制。
五是重视地方政策性债务风险防控， 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六大重点任务中， 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策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这是有深意的。一方面， 地方债务风险确实已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必须尽快予以化解。另一方面甚至更重要， 着力防控债务风险， 将会为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创造条件。具体来讲， 就是地方融资平台的转型以及风险化解， 有利于推进地方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地方税收体制的重组， 还有就是从根本上纠正不正确的政绩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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