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献中政治经济周期的相关研究由来较久, 但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却相对较少, 这些文献对从政治角度研究认识我国的经济周期具有借鉴意义, 也对实践工作具有指导作用。
一、西方经典政治经济周期研究的历程
国外大部分文献认为, 政治竞争作用于经济周期的机制是由于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执政党因操纵选举所引致, 根据核心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假说不同, 可将文献分为五类: (1) 以Nordhaus (1975、1989) 为代表的非理性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理论; (2) 以Hibbs (1977、1987、1992) 与Douglas、Hibbs (1994) 为代表的强党派周期理论; (3) 以Rogoff和Sibert (1988) 为代表的理性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理论; (4) 以Alesina (1987) 为代表的理性党派周期理论; (5) 以Frey和Schneider (1978a、1978b) 为代表的弱党派理论-机会主义综合理论。依据时间顺序, 五类假说的发展过程如下:
一是非理性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理论。Nordhaus (1975) 基于预期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政治家只关心再次当选、行为人短视并有着非理性预期的核心假设, 分析得出, 左翼和右翼政府上台后为了再次当选, 都会在选举前通过扩大总需求以增加产出、降低失业率, 因而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加剧。但由于选民的适应性预期, 选民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意识到通货膨胀已经上升了。此时, 政府又需要采取紧缩性总需求管理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 从而最终降低通货膨胀预期, 这个策略由于选民的短视性得以重复使用。后来, Nordhaus (1989) 回应其他学者时仍认为, 虽然政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有不止一种解释, 但机会主义的动机仍是最强的。
二是强的党派周期理论。Hibbs (1977) 提出了强的党派周期理论, 视选民和政治家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党派特性, 政治家把选举胜利看作将其党派计划付诸实施的手段, 并且选民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有着不同的偏好。该文假定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成立、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具有意识形态差别且是非中性的, 分析得出, 拥有不同意识形态信条的政府将拥有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的不同侧重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由于中左党派对失业的厌恶甚于对通货膨胀的厌恶、中右党派对通货膨胀的厌恶甚于对失业的厌恶, 所以, 左翼政府比右翼政府执政时, 更易出现高通胀膨胀和低失业的表现, 反之相反。这种理论假说得到了Hibbs (1987) 、Bartels和Brady (2003) 等经验研究的支持。
三是理性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理性预期革命使Nordhaus (1975) 的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和Hibbs (1977) 的党派周期理论都受到了挑战, 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适应性预期的理论基础上的。Rogoff和Sibert (1988) 假设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行为人有理性预期却没有充分信息、投票人选择他们预计表现最好的党派和政治家只关心再次当选, 得出:选民短视性不是当政者操纵政策以制造政治经济周期的必要条件, 只要选民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以至于具有前瞻性的选民不能充分知晓政治经济环境的某些特征, 现任政府就有机会操纵实施总需求扩张政策, 创造暂时繁荣的幻像而引发政治经济周期。Cukierman、Melzer (1986) 及Rogoff (1990) 和Persson、Tabellini (1990) 认为, 选举周期导因于政策变量如政府开支、税收和货币增长, 即使暂时存在信息不对称也能使这种周期成为可能。Schuknecht (2000) 对24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 相当多的证据支持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财政政策驱动的周期。
四是理性党派周期理论。Alesina (1987、1988、1989) 提出了理性党派周期理论, 对政策制定者操纵政策以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提出了质疑。该理论假定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行为人有理性预期但不能确定选举结果、中左党派对失业的厌恶甚于对通胀的厌恶以及中右党派对通胀的厌恶甚于对失业的厌恶, 得出:只要投票人对选举结果不确定, 并且有“依情况而定”的菲利普斯曲线、行为人有理性预期合同在不连续时期签署, 且不受选举结果被宣布之后再谈判的制约, 则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 党派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依然成立。Alesina和Roubini (1992) 提供了支持产出和就业的短期党派效应及支持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党派效应的证据。Alesina和Rosenthal (1995) 发现, 历史上政策两极分化的程度一直在变化, 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从未完全趋同过, 进一步证实了理性党派政治经济周期理论。
五是弱党派理论-机会主义综合理论。党派模型和机会主义模型不尽相容但都有片面性, Frey和Schneider (1978a、1978b) 对机会主义理论和党派理论进行综合, 假定政治家在党派和机会主义行为之间摇摆不定、政治家的实际行为取决于其在民意测验中的“受欢迎的程度”, 分析得出:如果选举前当政者受欢迎度低于某一关键水平, 当政者会从党派行为转变为机会主义行为;如果选举前当政者受欢迎度有高于某一关键水平, 则当政者将更加意识形态化。Schultz (1995) 认为, 只要追求再次执政是重要动机, 就会在某些时候的选举前观察到机会主义行为;在选举之前, 政府操纵经济的程度与其在民意测验中的领先程度负相关。
近年来的研究有强调财政型政治经济周期的倾向。Drazen (2000) 回顾和展望政治经济周期研究时, 强调财政型政治经济周期比货币型政治经济周期更重要, 研究工作应该把财政政策作为驱动的力量, 货币型政治经济周期更有可能是被动的。2000年以来的这种研究倾向更加明显, Alesina引领着该领域的研究方向。Alesina et al. (2008) 认为, 许多发展中国家顺周期性的财政政策是由想减少政治租金以“饿死利维坦”的选民所驱动的, 由于选民能观察到国家的经济状况, 但不能观察到腐败政府得到的政治租金, 因此, 在繁荣时期, 选民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并降低税收, 反之相反, 而且, 经验证据显示, 民主政体越腐败, 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就越严重。Alesina和Paradisi (2015) 从意大利多个城市的选举中发现, 即对特别重视税率的市政府和选民来说, 当选举临近时, 选民都倾向于投票给设定更低税率的候选人, 从而体现出明显的债务周期。
二、中国政治经济周期的相关研究
总体看, 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周期的文献比较缺乏, 梳理现有的文献发现:由于中国和西方党政制度背景的差异, 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的晋升竞争引致的。
有文献发现, 中国存在着围绕领导人换届的党代会召开时因地方晋升竞争而采取扩张政策导致的政治经济周期。Yi Feng (2008) 利用中国1978~2006年的宏观数据证实了三个假说:一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更换的政治周期创造了宏观经济周期;二是在中国几代领导人都追求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情况下, 产出增长率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三是随着政策调整需要上升, 产出增长率、通货膨胀和就业的表现会对五年一届的党代会做出反应。李斌等 (2006) 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其演变是影响中国经济周期的最重要因素, 但由于该文对中国特色党政关系交代的不够清楚, 导致在某些经济周期的拐点年份的判断上有轻微误差。蒋伏心和林江 (2010) 运用1978~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也发现中国存在显着的以党代会召开为节点的政治经济周期。
还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发现中国存在着其他相关因素导致的政治经济周期。范芳志等 (2005) 、祝青 (2006) 和Yi Feng (2008) 强调地方政府影响信贷引发中国政治经济周期的作用, 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尤其明显。郭庆旺和贾俊雪 (2006) 认为, 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激励下, 通过税收优惠展开的引资竞争鼓励了过度投资, 迫使中央政府进行重复性的行政治理, 引发了政治经济周期。刘瑞明和白永秀 (2007) 认为, 周期性政治晋升体制和宏观调控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周期。纪志宏等 (2014) 发现了银行信贷规模与地方官员年龄呈倒U型关系, 信贷规模峰值出现在地方官员54岁左右, 此时地方官员存在较强的晋升激励, 会动用自身行政控制力扩张经济规模。梅冬州等 (2014) 更强调由监察力度变化导致围绕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会而出现的经济周期,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官员的监察力度在党代会召开前加强, 会限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并改变财政支出结构, 导致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速双双下降;党代会后, 相关压力的减轻使政府监察力度下降, 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下偏向于投资建设的财政支出增加, 又使经济增速上升, 因而周期性出现党代会之前一年各省名义GDP增速普遍会明显下降, 而党代会召开随后一年的各省名义GDP增速又普遍较平时高。谭之博等 (2015)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省级信贷投放与固定资产投资都随省委书记、省长的任期呈倒U型变化, 转折点在3~4年左右, 且这种关系在推行官员退休制度和分税制改革后更明显。
三、相关研究的启示
西方政治经济周期研究的启示借鉴主要有:一是西方文献都将政治经济周期的形成归因于执政党为了再次当选, 差异在于对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两种不同动机的混合程度的判断不同, 这跟中国的地方晋升竞争的动机的机制不同。二是西方理论中暗含的通胀-失业替代假定, 对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的依赖较强, 也影响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三是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封闭条件下政治经济周期的研究, 对开放条件下的研究相对缺乏。
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的特殊性需要考虑到体制背景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特殊的党政关系和政治治理架构及其所处发展阶段, 使得中国的政治集权-经济分权治理架构下的块块部门在多目标激励下的政治晋升中, 出现了对经济增长敏感而对社会民生不敏感的增长锦标赛下的不同地区间的横向晋升竞争, 而政治晋升的现实过程通常是按党代会召开的换届周期进行的, 地方政府及其决策者追求政治晋升而不顾及宏观稳定, 会倒逼中央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以平滑这种内生的经济波动, 地方是引致中国政治经济周期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 从银行争夺信贷用来大干快上项目, 是各级地方政府扩大投资从而推高增长、降低失业率, 以争取良好经济政治表现的主要手段;90年代中期以后, 银行对地方政府独立性增强, 使地方政府控制银行信贷的能力不断减弱, 从而, 地方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扩张手段推高当地GDP增长, 以争取良好的经济政治表现。
参考文献
[1]郭庆旺, 贾俊雪.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J].管理世界, 2006 (5) :19~25.
[2]蒋伏心, 林江.晋升锦标赛、财政周期性与经济波动[J].财贸经济, 2010 (7) :44~50.
[3]刘树成, 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M]//李斌, 王小龙.体制转轨、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运行——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博弈模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145.
[4]刘瑞明, 白永秀.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J].南开经济研究, 2007 (5) :19~31.
[5]梅冬州, 王子健, 雷文妮.党代会召开、监察力度变化与中国经济波动[J].经济研究, 2014 (3) :47~61.
[6]谭之博, 周黎安.官员任期与信贷和投资周期[J].金融研究, 2015 (6) :80~93.
http://m.rjdtv.com/jingjixuelunwen/506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