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白兔记》中的弃妇主题分析

文学论文 2020-05-15 点击：

　　一、“弃妇”问题的前世今生
　　
　　刘知远是五代十国中后汉的开国高祖皇帝，而他身上聚集了民间文学最为关注的闪光点。他从一个因赌博而毁家的流浪汉而成为威加海内的九五之尊，其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从《五代汉史评话》到《刘知远诸宫调》再到《刘知远白兔记》，后代文人加工润色越来越多，他与糟糠发妻李氏的故事也越来越艺术化和符号化，最后有关于李三娘的问题就成为了《白兔记》所呈现的“弃妇问题”.“弃妇问题”并非是孤立问题而存在于元明戏剧，而是一个发源极早且具有明显承继性的典型问题。
　　
　　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弃妇诗和疑似弃妇诗就有十一首之多，其中被学术界一致公认的有《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小雅·白华》五首。如果说《诗经》中的弃妇诗已经开始反映妇女社会地位卑下的问题，那么到了封建社会和礼教定型的汉晋时期，妇女问题在弃妇诗中更有所反映。西汉的董仲舒明确地提出了“三纲五常”伦理观念之后，臣民和妇女的生死命运都操纵在以“三纲”为准的君父之手，而妇女更以夫权为独尊。表现在两性关系上，则是女子成为男子的奴隶及驯服的工具。“男尊女卑”的意识格局在伦理和社会层面上被官方所敲定，并且越来越体系和理论化。
　　
　　与此同时，妇女教育发展到两汉已经逐步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刘向撰写了《列女传》用以宣传妇德，规诫女行。《列女传》现存七篇，每篇有十五传，有母仪、贤明、仁智、贞德等名目。到了东汉时，班固的妹妹班昭作《女诫》七篇来教导妇女言行。由于班昭行止庄正，文采飞扬。此文被争相传抄而风行一时。这种规范女性的理论恰恰证明了男权越来越尊而女权越来越卑的社会现实。
　　
　　魏晋时期，在弃妇诗创作上，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则非曹植莫属。但曹植的弃妇诗，由于前期与后期的心情立场的不同，诗风的呈现的意识也有所不同。在以他为代表的魏晋文人眼中弃妇可作为“失意”的一种形象类比，妇人被丈夫所抛弃就如同短暂无常的人生一般。社会意识开始形成一种文学审美的状态。到了唐代，在新兴的文学体裁传奇中经常出现弃妇的形象。这个繁荣的时代下男女关系与社会的冲突前所未有的严峻，这造成了众多爱情与婚姻的悲剧，但也因此产生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像《霍小玉传》《莺莺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大唐盛世下社会的真实写照，财富的积累和国力的强盛并没有改变“弃妇”在社会当中的弱势地位，这种弃妇形象具有典型的时代性和社会性。
　　
　　二、复合原因的社会悲剧
　　
　　弃妇的问题，从根本来说是社会体系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形成的初期，妇女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婚后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已经是当时中国的最基本国情。所以一旦情感破裂，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自然受害至深，生活悲惨。当然具体的环境情景不同，妇女被抛弃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一）无子则无依。封建社会下的女性需要满足男性或世俗礼法的规定才能巩固自己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在《大戴礼记》中就有“妇人七去”的内容，其中第二去就是无子则去。其实在封建社会中婚姻的最主要意义在于繁衍后代，使男性家族的香火得以继承下去。《礼记。昏义》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男性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客观现实是不容改变的，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为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所公认，因此，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的妇女，如果不能为夫君生儿育女，她就没有依靠，就很有可能因为“无子嗣”而被男性抛弃。
　　
　　（二）色衰则爱弛。男女生理结构的天然不同导致了男女衰老的速度也不同。女性成熟发育较男性为早，所以大都也比男性早衰。按古代中医理论，女性以七年为节律点，男性以八年为节律点。所以，三十岁后，女性容颜开始日渐衰老，而“四八之交”的男性却是“筋骨隆盛，肌肉满壮”.而人的本质性是动物性，喜新厌旧，好美恶丑正是其天性，所以拥有绝对权力的男子就有更多的选择，像名士荀粲就公然提出“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的男性宣言，而糟糠发妻就免不了“色衰爱弛”而被抛弃的悲剧命运
　　
　　（三）离乱之世的必然。中国古代社会，乱世与治世的比例大致相同，所以社会的动荡不安，就有女子因战乱而被抛弃。离乱之时，兵役和徭役也变得非常严重，常规的家庭难以得到保全。有的男性战死沙场或死于劳作，寡妇就成了弃妇的终极版本。也有的男性得以建功立业，迎娶豪门之女便成为最常见的上升阶梯。这其中刘知远故事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由于原因多种多样而结局都是以妇女的悲惨情况告终，所以早在《白兔记》问世之前，世俗社会的文艺工作者就已经着眼于此了。
　　
　　三、“弃妇问题”的解决
　　
　　从元代以降，戏剧小说等文学体裁的繁荣展现了古代文学的“世俗化”进程，文学的剧情走向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大团圆”的模式开始被文学创作者所推崇。总的来说，这种“大团圆”戏剧的结局模式，是一种民族深层的结构话语也是华夏社会民族心理的共同体现。在对待典型的“弃妇”问题上亦是如此。不同于之前“忧思以终老”的结局，《白兔记》中，李三娘与刘知远最后还是得以重聚。尽管此间过程鬼使神差，甚至有封建宿命迷信的情况，但最后全局仍是以一个“始困终亨”没满团圆的结局而告终。
　　
　　“弃妇”问题终以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得以解决，原因应该是多样且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归结于文学体裁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在以诗言志，以词论理的时代，“弃妇”的题材或是反应民生·，或是作者抱负理想未能实现，故以弃妇自喻自比。从根本上来说，文学还未与世俗社会达成契合。而到了元明，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其创作者固然有一逞才华之心，但最主要的还是平民阶层的诗人才子来反映世俗社会，最后又“服务”于世俗社会的一个过程。就那些以农耕采卖为主业的人们，他们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往往将自身的遭遇和审美态度杂糅其中。在他们的眼中，没有什么比全家和睦，团圆美满的结局更为吸引人了。
　　
　　另外，中国与西方不同，在元明之时，儒家思想文化已经春风化雨数千载，在创作者的内心之中，事情的发展虽然有坎坷，有阻力，但最终都趋于和顺。落魄才子金榜题名，患难夫妻终能相守。另外中国没有正式宗教信仰，所以并不需要承担基督教文化式的救赎心灵任务，没有繁重的任务负担，当然就没有必要展示命运的残酷。
　　
　　王国维在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着之一例也。……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存《桃花扇》与《红楼梦》耳。……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楼》等，正代表吾国人乐天之精神也。”由此可见，在戏剧小说相继盛行的元明时代，绝大多数作品都怀有一种“乐天之色彩”,结合上面所引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的论述，可以得出王国维所概括的古典戏曲的两种结构：喜剧结构：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其结构模式可以简化为：喜-悲-喜。在这种结构的作品中，无论是起初囿于情爱或是身陷囹圄，沉冤蒙难，最终都会拨云现日，走向光明。或许曹雪芹的《红楼梦》本可以成为彻头彻尾的悲剧而从古典文学作品中“突围”,但可惜，在如今最通行的高程续作之中，仍没有打破这种结构。而《桃花扇》则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作品，整个剧情的走向更多是从“家国破碎”的角度出发，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结局都是大历史悲剧下的必然选择而与传统“弃妇式”的伦理悲剧相去甚远。总的从“弃妇问题”的解决来说，一方面在文学范畴上，将中国农耕民族传统的“和谐”的价值观得以充分展现，另一方面也使得从此戏剧和小说的构思逐渐僵化，失去了最初思想碰撞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