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初诗坛名家众多，既有前代之遗民、贰臣，亦有本朝之新秀、中坚，其中尤以“江左三大家”最为卓着。在这些名家经典化的过程中，清诗选本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清诗选家利用选本之载体，选录大量名家之诗作，加速了清初作家作品的传播，进而成就了清初作家的经典化; 与此同时，清诗选本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深入观照名家名作的视角，即通过清诗选本的考察，来探究清初作家在其时或其后诗坛中经典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以及声名地位的变化演进轨迹。
关键词:清诗选本; 江左三大家; 经典化。
清诗选家通过选文实践筛选出了清诗史上的名家名作，描述了清诗发展的基本风貌。而清诗选本的文学史功能还不仅仅在于此，在清初诗歌名家经典化的过程中，清诗选本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总体而言，清诗选本与诗家诗作的经典化之间存有十分错综复杂的关系。若从单个清诗选本来横向研究，我们会发现，选家肯定会对部分诗家诗作青睐有加，而自然冷落了另外一部分诗家诗作; 但将来成为经典的究竟是选家青睐的对象还是冷落的对象，当时还难以确认，只能留待历史的检验。若从整个清诗选本的群体来纵向考察，我们也会发现，有的清诗选本会对某些特定诗家诗作的经典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与此同时，也有其他选本对此持不同意见。因此，随着历史环境与选家主体的变换，清诗选本对特定诗家诗作的经典化生成也会有一定的起伏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显示出了作家在经典化过程中的复杂性。我们以“江左三大家”为例，从微观的角度窥视清诗选本对名家经典化生成的影响。
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三人在清初诗坛享有较高声誉，虽然其中如钱谦益等早在明季已有诗名，也有个人诗集面世，但是真正将三者并称、声名远播的还是顾有孝、赵澐同辑的《江左三大家诗钞》。此选本录有三人诗歌作品近 1200 首，为所有选辑三人诗作的清诗选本之最。两位编选者皆对江左三家的诗歌评价甚高:迨至今日，风雅大兴。虞山、娄东、合肥三先生共魁然者也。虞山诗如掣鳌，巨海决澑，洪河不与，翡翠兰苕，争柔斗艳; 娄东诗如绛云卷舒，晖烛万有。
又如四瑚八琏，宝光陆离; 合肥诗如天女铢衣，僊璈凤管，新声绮制，非复人间。虽体要不同，莫不源流六义，含咀三唐，成一家之言，擅千秋之目，江左之风于斯为盛。［1］我江左之有牧斋、梅村、芝麓三先生也，卓然为人文宗主。［1］由于《江左三大家诗钞》的推助，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在清初诗坛逐渐占据盟主地位。正如郑方坤所言: “吴门顾茂伦次先生( 按: 龚鼎孳)集於虞山、娄东之后，有《江左三大家》之刻，纸贵一时，如鼎三足。”［2］但是根据当下文学史的书写经验，这三人在创作水平和诗学成就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如龚鼎孳，很多文学史教材仅仅是提到“江左三大家”时才顺带提及，对其创作价值的评估和《江左三大家诗钞》的评价大相径庭。
其实，文学史不仅仅对龚鼎孳的经典地位提出质疑，钱谦益的经典地位的确立也经历了许多周折，还有关于这三家能否并列、如何排序等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这在《江左三大家诗钞》之后的清初选本已现端倪。
一、龚鼎孳的诗坛沉浮:从经典化到去经典化
我们首先将“江左三大家”在清初诸选本中的入选情况绘成表格，包括三家排序和作品入选数量，以便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出各位诗家的经典化过程。
表 1 “江左三大家”在清初诗选中的入选情况表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江左三大家诗钞》中，龚鼎孳诗歌的入选数量几乎与钱谦益相同，而吴伟业诗歌入选的相对较少。直至康熙中期，清诗选本中龚鼎孳诗歌入选的数量或与另两位诗家持平，或遥遥领先，占据着绝对的霸主地位。如在《百名家诗选》和《诗观初集》中，龚鼎孳诗歌数量竟然比其他两位作家入选诗歌的总和还要多。但是到了康熙后期，龚鼎孳的诗坛命运逐渐发生了逆转，或退居次席，或跌至末位。而在对当时或后世都有着重要影响的《清诗别裁集》中，龚鼎孳仍不敌他人。沈德潜曾对其与钱、吴并列持有微词:
“合肥声望与钱、吴相近，又真能爱才，有以诗文见者，必欲使其名流布于时，又因其才品之高下而次第之。士之归往者遍宇内。时有合钱、吴为三家诗选，人无异辞。惟宴饮酬酢之篇，多于登临凭吊，似应少逊一筹。”［3］此后龚鼎孳在诗坛的经典地位渐渐被打破，先前的神圣光环也不复存在。
至朱庭珍《筱园诗话》则表露得更为直接: “国初江左三家，钱、吴、龚并称于世……然江左以牧斋为冠，梅村次之，芝麓非二家匹……当时幸得才子之称，后世难入名家之列。”［4］龚鼎孳在诗坛地位的变迁不能仅仅理解为《江左三大家诗钞》选辑者识见的低微，因为选本刊刻时，龚鼎孳仍然健在，且声名大噪，顾有孝等人将其奉为经典也是出于常情。至少在时人看来，龚鼎孳具有两个成为经典的重要条件:
首先是才情横溢，这是其成为经典的内部因素。当时与龚鼎孳交往的钱谦益、吴伟业等大家对其才情多有称许:
若吾孝升，以地负海涵之才，当日升川至之候，风雨出于行间，云物生于字里。輶轩吊古，轺车览胜，灯灺酒阑，笔酣墨饱，乾端坤倪，轩豁呈露，穹龟长鱼，距跃后先，南海之有灵秘光怪，恍惚涌现于篇什之中。［5］今以吾龚先生选词之缛丽，使事之精切，遣调之隽逸，取意之超诣，其诗之工固已俊鹘之举也，扶摇一击，骐骥之奔也，决骤千里。先生之潜搜冥索，出政事鞅掌之余; 高咏长吟，在宾客填咽之际。尝为余张乐置饮，授简各赋一章，歌舞诙笑。方杂沓于前，而先生涉笔已得数纸。坐者未散，传诵者早遍于远近矣。此先生之才也。［6］其时的选家邓汉仪也惊羡于龚氏超群的才气:
公赋诗有三异: 每与同人酒阑刻烛，一夕可得二十余首。篇皆精警，语无咄易。此一异也; 当华筵杂沓之会，丝竹满堂，或金鼓震地，而公构思苦吟，寂若面壁，俄顷诗就，美妙绝伦。此二异也; 他人次韵每苦棘手，而公运置天然，即逢险韵，愈以偏师胜人。此三异也。［7］(虽然这些评论者言语中有夸大逢迎之处，但龚鼎孳具有诗人必备的才情这一点是清初公认的事实。
其次是身居高位，这是其成为经典的外在因素。龚氏在明清鼎革后降清，虽然中途经历几次降谪，但总体仕途还算顺畅: 顺治十年( 1653) 任吏部右侍郎，翌年迁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后于康熙三年( 1664) 迁刑部尚书，康熙五年( 1666) 改兵部，康熙八年( 1669) 转礼部，并于康熙九年( 1670) 、康熙十二年两任会试主考。虽然龚氏仕途畅达，但是他和仅仅喜好附庸风雅的馆阁大臣还是有所区别。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奖掖后进，弘扬风流。《清史稿·文苑传》载: 龚鼎孳“尝两殿会试，汲引英隽如不及。朱彝尊、陈维崧游京师，贫甚，资给之。傅山、阎尔梅陷狱，皆赖其力得免”［8］。《汉学师承记》载，阎若璩“康熙元年，始游京师，合肥龚尚书鼎孳为之延誉，由是知名”［9］。清初评论家对龚鼎孳这一优点有很高评价，如吴伟业对龚氏虽居高位却广交名士、提携后进的品质颇为欣赏: “身为三公，而修布衣之节; 交尽王侯，而好山泽之游。故人老宿，殷勤赠答。北门之寠贫，行道之饥渴，未尝不彷徨而慰劳也。后生俊英，宏奖风流。”［6］沈德潜虽然认为龚氏在创作成就上比钱、吴“少逊一筹”，但对其济人爱才的长处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真能爱才，有以诗文见者，必欲使其名流布于时。［3］虹亭先生为龚端毅赏识。端毅临没，谓梁真定曰: 负才如徐君，可使之不成名耶? 于此见前辈之爱才。［3］龚鼎孳的才情横溢，再加上其显要的社会地位，汲引诗坛后生的品质，均使得他在清初诗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魏宪在《百名家诗选》中云:“庐江宗伯龚先生交尽天下士，天下士无贵贱亲疏远近皆愿交于先生，故先生之诗传诵遍宇内。”［10］由此可见，其时的龚鼎孳在中下层文人间还是有着笼罩群英的影响力。那么，既然如此，为何龚鼎孳在去世不久的康熙中后期就逐渐丧失其经典地位了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龚鼎孳的创作实绩与其声名不符，这是主要原因。龚鼎孳具有超群的才气是客观事实，但这种才情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创作出高质量的诗歌作品。朱庭珍在夸赞龚鼎孳才情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其创作中的诸多弊端: “龚芝麓宗伯诗，词采有余，骨力不足。好用典，而乏剪裁烹錬之妙; 好骋笔，而少酝酿深厚之功。气虽盛，然剽而不留，直而易尽; 调虽高，然浮声较多，切声较少。”［4］可见，才情虽是诗歌创作的积极动力，但如果掌控无度也会过犹不及，为才情所累，故而龚鼎孳的诗歌创作总是显得才气有余，含蓄蕴藉不足，极大地影响了其诗歌创作的质量。
其次，显要的政治地位虽使其可以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影响其时的诗坛，但是时过境迁，其对诗坛负面的影响就会接踵而至。对此，龚鼎孳的好友杜濬有过评述: “不当遽言者何也? 谓先生之词，枣梨四出，可谓盛矣。然而官爵所在，足以昌诗，亦足以累诗。”［11］因此，龚鼎孳在世时，其时评论者或选家的褒奖一方面是出于对其才气的惊羡，另一方面也是对其政治地位的敬畏。而当龚鼎孳去世后，时间的间隔使得龚氏外在的政治影响力逐渐销蚀，不再具有左右诗坛的影响力，龚鼎孳的经典地位也就受到了挑战。另外，后世的知识精英在对待前朝的耆宿时更为看重作品的质量，而龚鼎孳的诗歌在精英阶层看来，显然很难与钱、吴相提并论。倒是其时的邓汉仪独具慧眼，《诗观初集》中“尤录其深警朴老之作，以所重在气格识力，不仅才调也”［7］。只可惜，龚鼎孳的这一类诗歌在其所有诗歌中的比重太少，难以改变质量平平的总体特征。此外，龚鼎孳的诗歌题材多为应酬之作，风格较为单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清诗史上的地位。
二、钱谦益的诗坛遭际:经典与非经典的轮回
与龚鼎孳比较，钱谦益的经典化历程更为曲折。总体来说，他经历了两次从经典到非经典再回到经典的转化过程。三个大的转捩点是普通选家对待钱氏文品与人品的矛盾心理、以沈德潜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对钱氏的肯定以及乾隆帝对钱氏的极度不满。这三点因素是导致钱谦益在清代诗学史中命运坎坷的主要原因。
首先，钱谦益在明清易代后人品和文品的分离使其原有的经典地位大打折扣。钱氏由于在明季诗坛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明清之际诗风转变中的重大影响，当时就被评论家称为“集大成”者。“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其为诗也，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垆锤。”［12］完成于顺治年间的《列朝诗集》是钱氏对明代诗歌的总结，而其进入清代的诗歌创作也值得称道，“虞山诗始而轻婉秀丽，晚年则近于典重深老”［7］。吴伟业也深信“牧斋之于诗也可以百世”［6］。以此推理，钱谦益在清初成为经典作家，其诗成为经典作品应在情理之中。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通过表 1 可以看出，除却《江左三大家诗钞》中选者出于对乡贤的敬佩将钱谦益诗歌入选的偏多以外，自康熙初期至《清诗别裁集》
之前的选本中，钱氏诗歌再也没有出现独占鳌头的情形。在康熙前期的选本中，钱氏诗歌数量或与龚鼎孳持平，或比龚氏少; 自康熙十一年直至康熙末年的选本中，钱氏诗歌入选数量又均比吴伟业少。由此可见，钱谦益在普通选家心目中的位置和当时精英对钱氏的期待是不相吻合的。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钱谦益在鼎革后的降清变节，给其时的遗民诗人群体以及众多选家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就诗言诗，他们还是非常肯定钱氏的诗歌创作成就，但是对其人品的微词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钱氏总体的评价。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也体现在清诗选本中关于“江左三大家”的排序上。如邓汉仪的《诗观初集》将钱谦益列在江左三大家首位，而钱氏的诗歌入选数量却是三家中最少者。另外，众多选本关于三家排序的混乱也说明了钱谦益还没有成为其时诗坛文德皆备的榜样性人物。钱、吴、龚同为清初入仕诗人，他们的变节理应会遭到遗民群体的鄙视，但实际上在每个个体上的体现还是有着明显区别的。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对钱谦益和吴伟业的变节表现进行了一番比较:
《病中词》曰: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读者每哀其志。若虞山，不着一辞矣。此二人同异之辨。［3］《病中词》为吴伟业的后期词作，作品中时时流露的故国之思、变节之恨使其时的遗民群体在心理上得到了一定的慰藉和共鸣，所以其时选家对吴伟业的评价没有过多地受到变节的影响。而龚鼎孳在明季诗坛和官场均不知名，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也不大。加之他入清后仕途畅达，且能提携后进，弘扬风流，所以其变节给时人带来的不良影响要比钱、吴微弱许多。钱谦益在政治生活和诗坛领域的复杂性，也导致了其时普通选家和士子对其经典地位的莫衷一是。如果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定位，钱谦益自然为清代开国后的诗坛第一人，但是自古以来，诗人的名节一直是被视作比生命、诗文更为重要的问题。而钱谦益在诗坛的经典地位恰恰受到了名节问题的掣肘，“虞山诗才诗学诚无愧前贤，而不可以言品，正与其人相似耳”［13］。所以在清初，钱谦益的诗名很难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一情况在其去世后一百年左右得到了大的改观。
其次，以沈德潜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确立了钱谦益在诗坛的经典地位。如果说在顺康时期，普通选家特别是遗民选家在评估钱谦益的诗学价值时还有所顾虑的话，那么到了乾隆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遗民群体的没落，清诗评论者更多地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去审视钱谦益的作品，其中有褒有贬。褒者有陈祖范，他在乾隆二十三年( 1758) 为《海虞诗苑》作序时云: “吾邑虽偏隅，有钱宗 伯 为 宗，主 诗 坛 旗 鼓，遂 凌 中 原 而 雄 一代。”贬者如张谦宜，他认为，“钱牧斋诗苦无真性，大抵只有四套: 一宦游，二名士，三禅和，四脂粉。除此四者以外，无风人之致矣”［15］。真正确立钱谦益经典地位的是沈德潜，其在《清诗别裁集》中将钱谦益列于首位，入选钱氏作品在江左三大家中也最多，在整个选本中仅次于王士禛。
其对钱谦益有全面的评价:
尚书天资过人，学殖鸿博。论诗称扬乐天、东坡、放翁诸公。而明代如李、何、王、李，概挥斥之; 余如二袁、钟、谭，在不足比数之列。一时帖耳推服，百年以后，流风余韵，犹足詟人也。生平着述，大约轻经籍而重内典，弃正史而取稗官，金银铜铁，不妨合为一炉。至六十以后，颓然自放矣。向尊之者，几谓上掩古人; 而近日薄之者，又谓澌灭唐风，贬之太甚，均非公论。兹录其推激气节，感慨兴亡，多有关风教者，余靡曼噍杀之音略焉。见《初学》、《有学》二集中，有焯然可传者也。至前为党魁，后逃禅悦，读其诗者应共悲之。［3］这段评价将钱氏的总体诗学主张、具体创作情况以及诗风特点等进行了全局性的考察，同时也恢复了明季对钱氏经典地位的期待，即“百年以后，流风余韵，犹足詟人也”。归根结底，前期名节的影响只能暂时阻隔钱谦益及其诗作的经典化进程，他的创作水平和诗学影响才是乾隆以来文化精英们最为看重的，也是决定钱谦益在诗坛经典地位的关键。在这一点上，吴伟业和钱谦益具有一致性，均以诗学成就取胜，而龚鼎孳却难以与钱、吴相匹配，所以他的经典地位只能是昙花一现。
再次，乾隆帝对钱谦益的极度不满使得钱氏作品全面遭禁，钱氏的经典地位再度被遮蔽。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钱氏作品遭禁之事也是源于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钱氏诗文集中的有乖时宜、违逆朝廷之词，触犯了乾隆时期高压的文化统治。乾隆帝首次下谕在选本中抽毁钱氏作品是在乾隆二十六年( 1761) ，而大规模地禁毁钱氏所有作品发生在乾隆三十四年( 1769) ，《清史列传·贰臣传》里有详细记载: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谕曰: “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朕从前序沈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集》，曾明斥钱谦益等之非，黜其诗不录，实为千古纲常名教之大关。彼时未经见其全集，尚以为其诗自在，听之可也。今阅其所着《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 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 必当早令销毁。其令各督抚将《初学》、《有学集》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谕令缴出。至于村塾乡愚，僻处山陬荒谷，并广为晓谕，定限二年之内，尽行缴出，无使稍有存留…经历全面禁毁后，钱谦益的经典地位因为统治者的干预而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但他的作品并没有完全失去传播流通的渠道。《清史稿·文苑传》载: “谦益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乾隆三十四年，诏毁板，然传本至今不绝。”［8］所以在乾隆帝大规模的禁书运动结束后，钱氏作品又重新获得了历朝评论家和读者的认可。光绪时，朱庭珍已经明言“江左以牧斋为冠”［4］，再次恢复了钱谦益的经典地位。当然，在乾隆中后期的禁书运动中，吴伟业、龚鼎孳等诗人和钱谦益一样均被列为贰臣，作品也在禁毁之列，但是在程度上显然以钱谦益为最甚。
吴伟业的诗坛遭际与钱谦益有相同之处，都是才学博赡之人，但是二者变节的时间、变节后的悔恨程度不同，禁书运动中作品遭受打击的程度也有差异，所以吴氏的经典化道路没有钱氏那么艰辛曲折。与钱氏相比，梅村为诗“不逮远矣”［4］，所以最终在“江左三大家”中只能位居次席。从“江左三大家”的诗坛沉浮可以看出，诗家诗作的经典化生成既是时代大浪淘沙的结果，也是受到种种外在环境干扰的结果，但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诗家的诗学成就以及诗作的整体质量。
而在此过程中，清诗选本序列的选目、排序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让我们较为直观地了解到清诗经典化的复杂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清诗选本既是清诗经典化的推动者，也是经典化进程的见证者。通过上述典型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清诗选本在清初诗家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应该从两个向度进行解读: 其一，从共时性角度来看，单个清诗选家可以利用选文的数量、作家的排序等隐性批评手段，来表达选家对清初诸诗家的价值评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所选诗家的经典化进程，担当着助推者的角色。其二，从历时性角度而言，一系列的清诗选本可以更为客观地判定诸位清诗名家在清初诗坛的真正地位。这种纵向的线性考索摒弃了单个选家的主观喜好，较为真实地再现了清初名家曲折复杂的经典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众多的清诗选本实际上又成为清初诗家经典化生成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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