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The work XUE Ren-gui's Glorious Returning to His Home is a master piece in Yuan dramas which tells stories about XUE.The expression ways of its theme are diversified, including remolding of national spirit, reflection on the feudal ethic and moral, attention to the change of realization means of individual value, highlighting man-oriented consciousness of praising virtue and punishing vice.
Keyword：XUE Ren-gui's Glorious Returning to His Home; theme; diversification; Yuan society;
薛仁贵故事是元杂剧中一个重要题材, 其代表作为张国宾的《薛仁贵衣锦还乡》, 此剧有两种刊本, 即元刊本《薛仁贵衣锦还乡》和明刊本《薛仁贵荣归故里》, 前者出自《元刊杂剧三十种》, 是元代刊本, 故称元刊本, 后者出自明代臧晋叔《元曲选》, 故称明刊本。前人对该剧主题的阐释更多着眼于薛仁贵“发迹变泰”的过程, 即该剧是典型的“发迹变泰”主题。“《薛仁贵》杂剧一共一楔四折, 写的是唐代农民薛仁贵征战有功、发迹变泰的故事。”[1]“薛仁贵不安心农家生活而要投军以求改换门庭, 这种变泰发迹思想是对多灾多难的农村生活的厌弃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这是劳动人民朴素的生活观念, 它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2]“作品从薛仁贵投军写起, 着重描绘他从军十载和衣锦荣归给他的家庭带来的悲欢以及由此引出的变化, 从中反映出封建社会一种渴望变泰发迹的心理。”[3]李国庆先生则着力挖掘了薛仁贵发迹变泰, 而后衣锦还乡的深层原因[4]。笔者认为, 就作品的整体叙事结构而言, 该剧确实展现了薛仁贵发迹变泰的过程, 但深入解读文本, 我们会发现主人公“发迹变泰”所蕴含的主题的多层面, 以下笔者试结合自身的阅读感受, 着力阐发《薛仁贵衣锦还乡》的多元主题。
一、重塑民族精神
元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异常深重的时代, 是汉族人民受到蒙古贵族残酷压迫和百般歧视的时代, 元蒙统治者不仅将国民分成等级, 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 更重要的是, 统治者还将这种民族歧视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强化。元代法律规定, 蒙古人殴打汉人, 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 不能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 不必抵命, 只判罚凶手出征, 再给死者一些“烧埋银”, 便可了事。少数走入官场的汉人, 也是受到严格监控的, “官有常职, 位有常员, 其长则蒙古人为之, 而汉人、南人贰焉” (《元史·百官志序》) , “故一代之制, 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 (《赵翼《廿二史札记》》) 同时, 汉族知识分子在元代更是受到百般嘲弄与迫害。元蒙统治者不仅废除科举考试制度, 彻底阻断了汉族儒生的读书仕进之路, 而且还将其打入社会最底层, 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大元典制, 人有十等, 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倡九儒十丐, 后之者贱之也。”可见, 有元一代, 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汉族人民是元代民族压迫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当我们将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回归至元代特定的社会状态与文化背景之下, 我们发现, 作品深切缅怀薛仁贵这样一位古代汉族英雄, 这是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审美选择。薛仁贵是唐代名将, 《新唐书》《旧唐书》均有传。《新唐书》载:“薛仁贵, 绛州龙门人。少贫贱, 以田为业。将改葬其先, 妻柳曰:‘夫有高士之材, 要需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 求猛将, 此难得之时, 君盖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 葬未晚。’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这是《薛仁贵衣锦还乡》最重要的史料来源;宋元时期的话本《薛仁贵征辽事略》, 在讲史的同时虚构故事情节, 使薛仁贵的形象更加丰满。张国宾在此基础上将薛仁贵形象注入了豪壮、强梁的阳刚之气, 剧作中他出身农家, 却胸怀大志, 在国家用人之际, 他以“扫除夷虏, 肃靖边疆”为己任, 在战场上建立功业, 而后衣锦还乡。这位“扫除夷虏”的汉族英雄居然成为了作者顶礼膜拜的“偶像”, 这种审美选择显然寄托着作者对元代社会的深层反抗。可以说, 张国宾笔下的薛仁贵形象正体现着元代被压迫民族的愿望, 薛仁贵这位来自中原的汉族英雄居然“三箭定天山”, 击退了作为“夷虏”的高丽大军, 这种以华治夷、以汉敌虏的价值选择, 在异族统治、民族矛盾深重的元代社会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作者力图通过这种价值选择唤醒异族文化重压下的民族大义, 重塑几近消解的民族精神。同时, 薛仁贵形象也寄托着汉族文人丧失了自我尊严、丧失了建立功业的合理方式与契机后, 对元代社会的一种深层反抗。在汉族文人被严重边缘化的元代, “作为有效的心理补偿, 他们自然有对叱咤风云的英雄的渴念与赞颂, 自然希望本民族的英雄能够象薛仁贵征辽东、高丽、突厥、吐蕃等少数民族那样所向披靡, 恢复、巩固本民族的政权, 而不是被外族统治、受制于人”[5]。
二、反思封建伦理道德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为“家国同构”, 即国家、家庭、家族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同构性。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下, 家庭 (家族) 成了小的国家, 国家成了大的家庭 (家族) , 就家庭 (家族) 来说, 家长 (族长) 地位至尊, 父权至上;就国家来说, 国君地位至尊, 君权至上。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家与国具有同构性, 所以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始终强调“忠与孝”的统一,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宗法社会中, 忠与孝向来都是结为一体的。事君为忠, 事亲为孝, 忠孝两全, 是当时社会思想道德标准的最高典范”[6]。即在于家于父的层面上, 以“孝”为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在于国于君的层面上, 以“忠”为最高行为指要。但忠与孝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和谐、统一的, 而是一种矛盾性、悖论性的存在, 换言之, 宗法时代所力图建构的以“家国同构”为基础的封建伦理道德本身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张国宾通过薛仁贵的形象, 揭示了忠与孝之间的矛盾, 并对封建伦理道德本身进行了深层反思。
就文本内容而言, 作者并没有以更多的笔墨正面描写薛仁贵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场景, 而是以“衣锦还乡”为线索, 一再渲染了薛仁贵建立功业后地位、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但摆脱了贫穷困苦, 而且光宗耀祖、福及全家。作者在对薛仁贵前后两种生存状态的比照中, 对忠与孝的关系及封建伦理道德本身进行了深层反思。薛仁贵驰骋疆场, 建立功业, 彰显了作为人所企及的社会价值, 也获得了下层百姓所企及的功名、富贵, 在社会层面维护了“忠”的价值与意义, 在于国于君的层面上真正实现了自我价值;但与此同时, 薛仁贵在家庭层面上却没有维护“孝”的价值与意义, 在于家于父的层面上没有实现自我价值, 在薛仁贵建立功业的过程中, 其父母却忍受着巨大的物质贫乏和精神痛苦, 正如剧本第三折拔禾人所唱:[五煞]你娘近七旬, 你爷整八十, 又没一个哥哥妹妹和兄弟。你那孤独鳏寡爷担冷, 你那老弱残疾娘受饥。你空长三十岁。枉了顶天立地, 带眼安眉![四煞]那两口端的衣无遮体衣, 食无充口食。这临庄近疃都知委。怕小的每眼前说谎胡支对, 常言道“路上行人口胜碑”。说的都识的。受了些风寒暑湿, 饥饱劳役。[7]第三折拔禾人的唾骂, 第四折父子相见时的尴尬场面, 这一切都在揭示薛仁贵“立身扬名”背后所隐藏的忠与孝的冲突, 及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在矛盾与悖论性存在状态。作者在丧失了自我价值建构的契机与方式后, 却对宗法时代的自我价值建构标准 (即忠与孝的统一) 进行了冷静的沉思, 这种思考往往是深刻的、超前的, 又颇具超越性。
三、关注个体价值实现方式的转变
传统儒家在个体价值实现方式上讲求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 即个体价值要通过社会价值得以彰显, 并因此为作为社会个体的人设计了“定型化”的人生进取模式, 即“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 。科举制度产生之后, 读书、求仕几乎成为封建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由于元代社会长期废除科举考试, 读书人通过读书、求仕进而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被彻底阻断, 因此大量读书人流入民间, 与歌儿舞女混迹在一起, “躬践排场, 面傅粉墨, 以为我家生活” (臧懋循《元曲选序》) , 正是元代读书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同时, 个体价值实现方式的断裂, 给元代读书人以强烈的精神重压, “在仕进无门, 经济地位低下的情况下, 元代知识分子 (读书人) 觉得在这个社会没有立足之地, 生活在这个尴尬的处境极为空虚, 极为荒谬”[8]。元代读书人往往通过两种方式对抗重压、释放压抑:其一在于寻求精神上的超越, 即以“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个体价值实现方式, 梁归智先生将这种“艺术化”的生存方式概括为“浪子风流”和“隐逸情调”, “隐逸情调耽溺于山水自然的美感, 向往萧散疏淡的生活……强调回归自然;浪子风流则主要表现为男女情爱的追求……强调归宿与爱情”[9]。其二在于寻求执着于现实的另类个体价值实现方式, 即不同于传统儒家的个体价值实现方式。就某种程度而言, 张国宾笔下的薛仁贵形象正体现了元代读书人个体价值实现方式的转变。传统儒家将个体价值实现方式“定型化”, 而作品中的薛仁贵形象却打破了这种“定型化”, 薛仁贵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没有走躬耕传家之路, 他厌弃“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的躬耕生活, 每日舞枪弄棒, 演习弓箭;也没有通过读书仕进之路, 走入官场立身扬名, 而是抓住了一个偶然的契机———“三箭定天山”, 一跃而功成名就, 并最终福及全家、光宗耀祖。薛仁贵建立功业的过程似乎彰显着一种全新的价值选择, 即不通过“躬耕传家”、“读书仕进”的方式同样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建构。薛仁贵特殊的个体价值实现方式, 既寄托着张国宾在传统的“读书仕进”之路被阻断后, 对元代社会的深层反抗, 也蕴含着作者对元代读书人价值选择与个体价值实现方式的理性反思与全新体认。
四、凸显惩恶扬善的民本意识
忠奸斗争、惩恶扬善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极为常见的主题, 且往往将好人的厄运归咎为坏人的横行, 两者经过尖锐激烈的斗争, 陷害好人的恶人往往无好结局。这一主题既是中国古代道德本位文化的集中体现, 也凸显了浓重的民间色彩。“他 (张国宾) 熟悉农村生活, 了解百姓疾苦, 善于体察农民兄弟的喜怒哀乐、褒贬爱憎, 尽管后来因生活所迫告别乡村, 到了都市……但依然保持着淳厚朴实的农家品格, 与劳苦大众的命运息息相通。”[10]在作家如林的元代前期剧坛上, 张国宾的杂剧更多地具有平民化色彩和浓厚的乡土气息。《薛仁贵衣锦还乡》中的薛仁贵通过驰骋疆场、建立功业, 获得了下层百姓所企及的功名、富贵, 由无名小卒一举成名, 正迎合了封建社会下层民众的价值寄托, 这一故事框架本身就彰显着浓重的民本意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剧作中薛仁贵三箭定天山, 唐军班师回朝后, 张士贵居然冒领战功, 并以唐军主帅的身份压制薛仁贵, 薛仁贵也因此有了极为强大的对立面, 随后忠奸矛盾、善恶斗争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明刊本第一折, 徐茂公奉圣旨在大帅府论功行赏, 张士贵与薛仁贵争执不下, 徐茂公找来监军杜如晦, 面对杜如晦张士贵先是以主帅的身份倾轧薛仁贵, “ (张士贵云) 不是我张士贵夸口, 那个似我这等?骑的劣马, 拽的硬弓;吃的冷饭, 嚼的憨葱;若有好酒, 打上三钟。俺真个是铁挣挣的好汉子哩。”“ (张士贵云) 我是个总管之职, 倒不如庄家的农夫, 做小卒儿出身的?偏我这等颓气, 我怎么肯伏?”面对骄纵、跋扈的张士贵, 剧中的杜如晦唱道:“想当日韩元帅, 乞食那漂母。若不是萧何举荐元戎做, 则那汉王怎把重瞳蹙?显见的忠良多在寒门出”。这段唱词既是对张士贵之流的冒功请赏的讽刺、揭露, 又是对“民本思想”的宣扬, 充分体现了下层民众的愿望。接着徐茂公让张士贵与薛仁贵“比射辕门”, “比射”的结果让张士贵羞愧难当, 张最终被贬为庶民, 薛仁贵被封兵马大元帅, 并衣锦还乡、荣耀父母、封妻荫子。张士贵与薛仁贵最终结局的比照显然凸显了惩恶扬善的民本意识, 作者力图通过这样的结局让下层民众获得强烈的审美体验与共鸣感。就这一角度而言, 元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并没有超越古代叙事文学忠奸斗争、惩恶扬善的俗套, 而更多地表现出民间视角的回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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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rjdtv.com/wenxuelunwen/486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