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must go global more, better and faster, develop in innovation so as to improve national culture soft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 while the key is to improve foreign translation. However, influenc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ulture's going global is poor in quality, small in scope and influence, and weak in competition. We must learn from experts' research results and accordingly set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carry out culture trade, improve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updat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nhanc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Program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Keyword：Chinese culture; soft power; going global; reflection; improvement;
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战略格局重组正以文化产业为中轴线展开, 国家间显性的政治、经济、军事竞争已转向以文化为主导的隐性竞争, 文化“软实力”正越发为各国政要和发达国家所倚重。中国正处在由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 其和平崛起依靠硬实力的增强, 更依靠文化软实力的积累和提高。中共十九大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完全符合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 利于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更好地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提升国家形象, 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
1、文化、文化软实力
文化, 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正面临着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尤其是外来文化“主导”和文化“殖民”的巨大威胁和严峻挑战。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水平与外在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其文化软实力, 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尺度[1]。党和政府适时提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和文明, 扩大其感染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提升文化软实力,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积极维护民族文化安全与独立, 发挥并拓展特色文化优势, 主动创造、创新,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 加强优秀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 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消除他国人民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 提升国家形象、国家互信与国际影响力。
2、翻译与文化“走出去”
翻译体现着跨文化再创作能力, 决定着跨文化交流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媒介或桥梁, 可增强、体现、展示文化软实力。文化“走出去”, 是一个国家推动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传播、交流, 并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策略。积极开展翻译活动有助于推动国家文学文化“走出去”, 彰显本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扩大国际影响力。中国文学文化外译, 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 党和政府将“汉语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确定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大国策之一, 向世界展示一个发展、开放、文明、现代的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十八大提出, 努力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更大,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更加坚实, 并要求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胡锦涛同志强调“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习总书记多次强调, 努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积极传播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阐释好中国梦。
3、文化“走出去”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汉语、汉字的推广, “汉语热”的兴起和“孔子学院”的多地创建, 中国影视作品的海外热播, 一些文化品牌、影视作品、民俗文化成功地“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同和赞誉, 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正逐步加强:中国文化国际贸易赤字大幅减少;孔子学院 (规模扩大、质量提高、影响增大) 已成为国际社会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最好载体和桥梁[2];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成长壮大,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但是, 中国文化“走出去”还存在着一些内部、外部的制约因素。汉语的影响还不够广泛, 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数及他们学习汉语的深度还很不够, 对中国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中国知名作家和经典作品在海外鲜为人知;中国文化在国外主要表现为实物或形式 (如功夫、中餐和针灸等) , 而缺乏无形且具实质性、影响力的思想。汉语仍属非主流语言, 中国文学、文化要想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的阅读、理解与接受, 必然需要通过翻译途径。然而, 各类对外翻译质量良莠不齐, 硬译、乱译及“奇葩”翻译层出不穷;文学翻译选材广泛, 缺乏系统性;销售渠道和读者群狭窄, 相对边缘化, 相关翻译出版机构付出了巨大努力, 但译作接受情况不乐观。
我国是文化资源大国, 却不是文化产业强国, 文化产业规模小、总量低, “文学经济”几乎停滞不动[3], 版权输出为代表的文化贸易严重赤字, 存在结构性逆差和行业间发展不平衡, “硬强软弱”[4]52,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远远低于欧美及日本等国家。撒切尔夫人曾说, 中国出口电视机, 而不出口电视内容、思想观念 (即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5]。“最受法国读者喜爱的中国作家”毕飞宇认为, 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很有限。在西方国家,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两头热、一头冷” (职业版权经纪人和读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出版社却很冷漠) 。现代传媒处于弱势, 难以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袭, 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严峻挑战[6]。
在世界文明对话的舞台上, 中国声音较小, 在全球公共产品规则制定、学术与科学体系建设等方面“话语权”较少, 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仍处于退却、被动接受的弱势地位。主要体现在:缺乏创意能力、原创品牌、吸引力与核心竞争力;文化资源开发不够, 仅以片面化、零碎化呈现;经典作品缺乏创新, 当代精神总结不足;国际视野与文化适应能力欠缺, 国际话语权失衡;汉语教学被逐步边缘化, 中国文化及核心价值观严重失语[7]。
我国的对外传播力、出口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存在明显不足, 主要归因于:对外宣传力度不够, 丰富的文化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文化产业集约化程度低, 文化创新活力不足 (很多中国当代小说家不懂外语, 写作缺乏国际视野、创作技巧) , 文化产品缺少内涵、创意、品牌吸引力及附加值, 缺乏文化共鸣基础;缺乏大师级的汉外翻译、定稿人及全面周到、着眼长远的国际文化战略, 出版翻译单位未能把优秀的文化作品译介出去 (优秀汉英译者极其缺乏, 大多译者“热情有余但经验不足”) ;文化输出、合作渠道不够畅通, 版权代理人严重缺乏, 世界市场份额低;政府定位模糊, 对版权输出、出版资源的市场化开发不够重视, 文化产品未能成功走出中华文化圈[4]55;英美读者普遍对亚洲国家缺乏了解和兴趣, 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尤其现当代文学抱有偏见[8]。当前, 我们对“怎么走出去”, “如何更有效地走出去”以及“走出去的效果如何”等方面缺乏足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与“文化走出去工程”和文化产业政策相关的实践及研究还很薄弱。
4、相关研究与建议
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国门”提供优质高效的翻译, 受到文学创作、出版和翻译界的共同关注, 尤其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 更多专家学者积极探讨由哪些译者、采用哪种翻译策略方法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 研究“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 重点考虑译文能否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 其接受情况是检验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黄友义先生于2004提出“外宣三贴近原则”, 主张以目的语 (句法、修辞、语体、语篇等) 为依归, 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写作与阅读习惯, 让其尽可能轻松准确地获取译文所要传递的信息[9]。袁晓宁建议:对外翻译在语言表达层面, 如句法结构、语段构成、逻辑连贯、语言风格、语篇等, 采用以目的语为依归;在文化层面, 采取“以我为准”的“二元共存”翻译策略, 尽可能完整、原汁原味地译介中国文化[10]。刘志华等给出基于效率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路径:政府部门积极全面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 开展文化交流 (注重文化产品输出、扩展国际文化市场) , 汲取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激发文化创新活力, 多提供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较高科技含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形成文化品牌效应[11]。
跨文化交流传播面向不同的文化背景, 需要弥合文化间的差异鸿沟, 参与者需提高传播过程中的“对话”意识, 学会开展跨国界、跨体制合作, 满足目标受众的信息和参与需求, 尽可能避免交流“失语”或“话语霸权”现象[12];进行恰当合理的文化内容定位与表达, 重视文化产品与企业品牌化建设, 打造汉英两种文化出口渠道, 进行文化外交和贸易, 输出我国的文化形象和核心价值观, 全景化呈现中国文化, 尽可能多地影响具有影响力的人[13]。
正确理解维护民族文化独立性与世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积极主动开展文化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主动参与创建国际文化安全机制, 拓展我国文化安全的国际空间[14], 学会运用西方“分析性”思维和“个人主义”思想来传播中国文化[15]。
荆玲玲等建议, 加强文化翻译人才建设, 严守中国文化输出的质量审核关, 倡导健康主流的文化意识宣传, 打造中国文化品牌, 防范“文化误读”负面效应[16]。为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我们应秉持文化的高度自信, 尊重对外传播规律, 创新方法、拓宽渠道, 注重阐释中国道理, 提高其亲和力、有效性, 以获得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人民的认可、理解与支持[17]。
汪榕培对中国典籍英译工作的体会(1)[18], 对当前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很有指导意义。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建议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 为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翻译推广工作的译者支付合理的报酬, 并请他们参与文本选择[19]。
王宁呼吁我国当代翻译的重点应转向中译外, 将本族文化向外进行有效输出, 积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 推动更多中国文化产品与服务进入国际市场, 使中国文化真正屹立于世界各国文化之中[20]。中国影视产品的海外输出, 应普世化处理民族文化, 现当代演绎历史故事, 后现代包装主流文化[21]。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要靠文化软着陆 (2) 、社会软崛起 (3) 、国家软驱动(4)[22], 让接受者信服、信任、接受, 乐意与我们共享, 达到文化认同。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核心价值, 拥有与世界共享、对话、接受的普世价值 (如文明底线、文化基本价值) , 并自觉承担世界未来发展的责任[23]。中国应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吸引力, 并建构自身话语体系[24]。
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不能仅凭头脑发热, “把汉语作品翻译成很好的英文并不表示其成功地‘走出去’”。我们还须考虑译本的接受环境等因素, 应加强与目标语国家的译者和赞助人的合作, 以求尽可能多地吸纳不同层次的读者[25]。我们允许、鼓励更多译者译出不同风格的译本, 由市场和读者去选择淘汰;应尽量采用归化策略进行跨文化阐释;需明白译介具有阶段性、长期性。
许钧认为, 对外译介首先要形成一种中国文化价值观, 把中华民族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最核心的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念 (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以国外受众易于、乐于接受的方式逐步地推介出去。翻译研究人员需梳理我们的文化史和思想史, 形成正确的文化史观, 准确推介中国文学和文化;综合考量目标文化语境, 有针对性地开展中译外工作, 探索多元文化背景和不同模式下开展翻译实践的有效性[26]。
我们需要把国内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不断翻译输出, 但必须保证译文质量与传播效果。陈岷婕建议, 一要合理有效地改进文学翻译的学科建设问题, 二要规范、提升和扩大现有文学翻译人才队伍, 三要结合域内与域外翻译开展民族文学作品的英译工作, 四要提高翻译的准确性与流畅性[27]。
相关翻译出版部门可借鉴莫言获奖的成功经验, 拓展译介途径, 中外合作 (中外夫妻, 或中国人和外国人) , 紧跟时代以及外国人的注意力和关注点的变化而作相应调整, 多译介中国建筑、电影、教育等内容, 首选策略应既保留中国特色又考虑外国人的接受情况, 采用文学代理人、联合出版、版权转让等方式与国外出版业进行深层次交流合作[28], 并积极运用国际语言与国际媒体开展海外推广活动[29]。黄昱宁建议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 培养更多懂行的、能把中国文学推介到海外的合格代理人, 实施多层次、个性化、长效的专业资助计划[30]。
谢天振等指出:中国文学作品完整忠实的译本并不为西方所接受;归化和删节是西方在译介中国文学时惯用的方法;我们“要尽快更新翻译观念”, 不能心急、贪多、贪大、贪全, 而应该在现阶段多出节译本、改写本[31]。胡安江认为:“真正好的翻译是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共同合作的产物, 应以葛浩文为参照蓝本, 须考虑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及中国情谊四个要素。”[32]
“要真正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 ‘走出去’, ‘融进去’, 就必须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 同时认清译入与译出的本质区别, 形成翻译自觉”。一是易表存真, 译出本意 (深层涵义) ;二是文化意象替换, “去东就西”;三是改写 (改头换面) 与艺术再造;四是充分考虑语境差异, 采取增形补意等策略措施完整再现原作的深层内涵和艺术特色[33]。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种两厢情愿的接纳与包容, 需要中国译者偏向异化的翻译, 也需要汉学家偏向归化的翻译, 且“归化”的幅度可更大一些[34]。
中国文化“走出去”应重视和实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注入现代化气息和今人对社会的感悟, 向世界展示现代中国的文化形象、传统文化的强大活力和创新元素, 即中国文化魅力、“文化磁力”效应。冯颜利提出:坚持党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核心领导;继承传统文化精华, 创新时代文化;协调、对接文化话语体系, 整合、开辟、打造高端文化交流平台;积极协调政治、经济、外交与文化“走出去”战略等。
5、改进建议与措施
2011年, 中央提出, 要抓紧培养“善于开拓文化新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适应文化走出去需要的国际化人才”;“翻译工作是决定对外传播效果的最直接因素和最基础条件”[35]。面对目前日渐扩大深入的对外交往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 我们必须研究如何提高汉译外质量和译介传播效果, 培养高水平的汉外翻译队伍。笔者建议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改进:
(1) 中国文学外译和文化外推工作是一项长期工程, 需要国家长期稳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需要认真考虑译入语国家的接受情况, 需借鉴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等从国情出发实施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及文学外推的经验, 政府引导市场, 进行体制、机制、公共政策的完善创新, 整合各类资源 (包括孔子学院、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 [36], 翻译推广中国文学作品, 推动其走向世界[37]。目前最为有效的模式是中外译者合作, 但需牢记不能丧失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中央和地方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文化价值输出, 力争实现“政府主导”、“西媒二驾”、“叫座优先”、“人即媒体”。如:加强顶层设计规划, 创新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提供政策制度保障;加大资金扶持, 设立国家、省级文化发展基金;整合翻译出版资源, 实现跨界跨境合作;遵循汉译外规律, 分析国外受众需求, 提高译作整体质量和译介传播效果;组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有感情的跨国籍、跨语种、跨文化的翻译人才团队[38];打造创意文化,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重视高端学术交流, 举办“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周”等活动;实行非均衡性的重点发展策略, 加强与欧美等国的文化交流, 并拓展同其他跨国公民社会团体组织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儒家文化为契合点, 以大众文化为切入点, 以宗教文化为基础, 大力实施差异化的地缘文化“走出去”策略。
(2) 积极通过文化产品、服务、交流与大规模的文化贸易, 在全球平台上传播中国文化理念[39]。“走出去”必须是内容为王, 需要“国粹” (但不能局限于“四书五经”) , 依靠文化创新, 助其发展成为我们所特有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 建议民间主导, 助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艺术家或文化志愿者“走出去”。
(3) 出版业积极实施外向型战略, 培养与聚集国际化人才, 有针对性地深度开发中国优秀文化, 统筹策划文化产品内容和形式, 打造外向型图书和对外汉语学习类多媒体教材, 积极译介输出传统文化、医药、建筑等社科类、经管类图书。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企业应自觉增强主体意识、转变观念, 主动参与;优化创意策划, 积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精品活动或品牌项目;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数字技术, 改进传统文化企业创作、经营和传播模式,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产业化水平, 扩大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培训和引进相结合, 壮大文化对外传播人才队伍;尝试研发和推广汉语拼音双向转换软件, 提升其海外生存发展能力。
(4) 高校改进教育体系、内容和方法, 如设立国际传播专业[40], 实施“政产学研”四结合, 建立人才培训基地, 更新现有人才队伍的观念、知识和技能, 并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具有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学贯中西的人文学者, 以及大量具有新闻素质、国际视野, 熟练掌握外语技能、谙熟国际文化市场运作规律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科研人员努力提高人文社会艺术科学的研究水平、原创能力和交流对话能力, 学会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发表论文、参与国际对话。
(5) 相关专家学者积极主动担负历史使命, 应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翻译自觉, 加强对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的研究, 学会运用外国人的习惯、喜欢接受的方式去介绍中国故事、文化、大政方针、现实情况、发展进程及其他相关信息, 探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译介模式, 适度降低文化间的陌生感。中国文化翻译, 在当前, 归化比异化重要, 同时需要与汉学家加强合作;在将来, 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处理文化问题时, 译者应采取灵活的方法 (转换拼写法、语言翻译与文外解释或文内解释结合法、借用法、加注法等) 进行翻译, 如:武当道教Wudang Taoism, 药王庙Medicine King Temple, 龙文化Chinese Dragon Culture (dragon is a kindof sacred animal in Chinese) , 韬光养晦“The phrase teaches that one’s best good is realized by not thinking of it, or seeking for it.”。
6、结语
语言国际推广已成为维护人类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实现多元文化共生、构建和谐世界的首要选择。中国文化输出的本质, 是传递全面真实的中国文化, 获得公平的话语权, 化解误会。我们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并对其进行现代化诠释, 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样态, 选取我们所特有的、代代相传的“天下情怀”与“和谐理念”在自信与尊严中“走出去”, 凸显中国文化元素和核心价值理念。同时, 认真研究西方文化及历史背景, 学习相关国家在文化现代化与对外传播方面的成功策略, 尽量减少误读与误解, 化解文化间的分歧与冲突。
文化“走出去”是一个长期、长效、长远的战略任务, 我们必须具备长远眼光, 在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进程中不断进步提升。我们首先需要转变文化“走出去”的理念、方式和急于求成的心态, 遵守“共赢、互信、非诚勿扰”原则, 秉承“内容制胜”理念, 依托特色文化, 坚持以文化吸引力为导向、以效果为原则、以文化认同为目的, 积极寻求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市场的最佳对接口, 依靠社会、市场力量, 通过柔性的方式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产品与服务“卖出去”, 有效降低“文化折扣”。在对外公开场合, 我们应慎提或不提“把中国文学文化推出去”、“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战略”、“文化软实力”, 建议使用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或“文化力”, 避免使他国人士反感和警惕[41]。
中国文学进入海外图书市场, 需要跨越语言屏障、文化隔膜和行业规范差异, 我们必须开放、虚心接受批评建议, 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扶持、企业运营、借船出海、造船出海、购船出海、银企合作、利用和建设国际化流通渠道与传播平台”的市场化模式, 使中国作品为更多目标读者所理解、接受、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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