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底线思维”的辩证分析

自然辩证法论文 2020-05-15 点击: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严峻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考察、讲话中向党员领导干部提出“底线思维”的概念,要求党员干部要“强化底线思维”,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底线思维”无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提高“底线思维能力”,治国理政也要坚持“底线思维”?其关键在于“底线思维”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改革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对我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和指导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唯物史观下的历史选择论为视角,分析“底线思维”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内在依据,有助于我们增强自觉运用“底线思维”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一、“底线思维”的历史辩证:从最优选择到危机选择
  
  唯物史观揭示,历史活动就是人类追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对社会集体意志进行选择,淘汰掉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集体意志,选择与历史发展方向一致的集体意志,进而形成改造全社会的集体行动。在理想状态下,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为人们的意志选择提供多种可能性空间,然后社会集体意志从各种方案中进行最优选择使其变为现实。这种在各种社会集体意志中选择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最符合人的生存发展的选择方式就是一种最优选择。最优选择思想根植于西方传统思潮,突出表现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即“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完备地掌握所处环境的各方面知识和信息,并且具有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能根据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在备选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①
  
  我们不否认“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大价值,但这种假设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其现实基础和现实适用性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最优选择思想也不符合真实的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进程。首先,现实中由于个人理智的有限性,个人在社会地位、知识结构、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受到各种客观力量的制约,个人很难在各种备选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那种从先验的人性出发来推演经济关系存在的理论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其次,从普遍联系的角度看,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很难评判当前的选择就是最优的选择,同时事物是多维的,外部世界的各种条件是高度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并不能任意选择。最后,什么样的选择是最优选择,只有经过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才能证明,但历史是无法回头、重复和还原的,不能说当时条件下的选择就一定是最优选择。以俄国革命实践为例,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帮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挺过危机,但和平年代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却造成了严重的危机,这时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使苏俄摆脱了危机。但新经济政策未必就是最优选择,它只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使苏俄摆脱危机的一种现实选择,也不能把它定性为最优选择。
  
  社会历史前进的每一步从来不是最优选择,那么社会历史发展怎样选择前进的方向?是“底线思维”指导下的危机选择。只有当一种集体意志所形成的集体行为最后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可以明确预见到人类社会再这样发展下去无法持续,人类才会做出新的选择。不达到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危机状态,人类很难进行新的选择。底线实际上就是一种危机状态,克服这种危机状态就是守住了底线。底线的制定也并不是随意的,底线是由社会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如果失去这个底线就会导致人类社会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习近平提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对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设定各种底线,不要触犯底线,推进改革开放各项事业更要守住底线,实际上体现的就是一种“底线思维”.比如中国的大气污染状况如果任由其发展必然持续恶化,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现实的环境危机加速倒逼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因为有了现实的危机,现实的发展道路无法维继下去,就必需选择另一条发展道路,这就是危机选择。马克思的思想中也内在蕴含“底线思维”,主要体现在“两个绝不会”的论断上,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原先的社会制度还能容纳生产力的时候,它是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只有当这个社会制度不能容纳现存的生产力时,社会生产生活无法继续下去,才会选择另一条道路。
  
  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选择从来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危机选择,社会历史在危机中进行,并在克服一个个危机中不断前进,这才是体现历史必然性的现实的选择。每个人通过社会关系结构实现自己的意志,最后形成社会的集体意志和集体行为,当这个集体意志和集体行为已经危及到社会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另外一种反对这种意志的集体意志就出现了,从而纠正历史的发展方向,寻找到一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的集体意志。选择的结果就是人类能够摆脱危机,继续生存下去。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困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必须要选择一条新的道路,这时候有了罗斯福新政,通过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缓解了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革命和改革总是在危机中发生,这就是“底线思维”,危机选择就是“底线思维”的运用。历史并不是在最优选择中来表现他的历史必然性,不是在最优选择中前进,历史恰恰是在危机中,在不断摆脱危机的过程中,来彰显他的历史必然性。必然性并不是最优性,只有那些能够摆脱危机的铁的选择才能形成铁的意志,最后形成变革社会现实的集体行动。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新的危机,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下的治国理政新实践,正是“底线思维”要求下的新的历史选择。
  
  综上所述,“底线思维”指导下的底线选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选择方式,选择的结果就是摆脱危机。只有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历史的必然性与客观规律才会显示出来,底线规律是客观规律最鲜活的表现。
  
  二、“底线思维”的逻辑辩证:从盲目选择到自觉选择
  
  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是“底线思维”下的危机选择而非最优选择,但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减少历史选择的代价,是“底线思维”的必然要求。很多时候危机选择往往是一种盲目选择,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在盲目状态中,人类即使不知道历史发展规律,也会被历史规律所支配做出新的选择。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乱,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中华民族不想灭亡,广大劳动人民渴望统一,就选择了秦朝统一六国。但秦朝实行暴政,又产生了新的危机,历史在危机中选择了汉朝取代秦朝,历史就在这种危机选择过程中向前发展。但这种选择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只是盲目地适应了历史的需要。这种盲目状态下的危机选择缺陷就是代价很大,很容易造成新的危机。所以“底线思维”就必然要求人类自觉掌握怎样降低历史选择的成本,从历史的盲目选择进到自觉选择。
  
  人类通过掌握自己的底线而自觉预言危机选择的结果,这仍然是进行危机选择,但这种危机选择不是通过真实的过程,而是通过底线预言,自觉地按照这种危机选择的规律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自觉的危机选择有以下要求:首先,需要掌握客观规律,掌握真实情况,遵循经验,分析客观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科学地预见问题,从而确立底线,并努力做好应对未知风险的准备。其次,“底线思维”承认风险客观存在,但更加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对风险或危机的影响,在“底线思维”的指导下预言各种可能的结果,在自身的能力范围内做出积极的准备,选择能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进行底线选择。最后,“底线思维”要求人类不断增强对社会对自然的理性认识,以更好地预测风险和转化危机。
  
  危机选择的路径是社会实践所得的理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人们从探索性实践中获得的理性认识成果愈多,对未来实践的自觉性、预见性和主动性就愈强。”③人类的理性认识来源于不断的社会实践,对社会历史发展更好的理性认识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人类要用自己有限的理性自觉进行危机选择,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把握去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与挑战,选择一条能够使自己摆脱危机的道路,而不是盲目被历史必然性所牵引。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有两种合力,一种是通过自由市场意志形成的合力,它被资本所支配;还有一种是政府权力形成的合力,两种合力的单独作用都有其盲目性和弊端。这时候“底线思维”就要求我们进行自觉的危机选择,深化认识市场经济的规律,预言可能产生的结果,选择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减少盲目选择的代价,变盲目选择为自觉选择。
  
  此外,自觉的危机选择并不等同于危机意识。危机选择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主观设定人为制造危机。危机选择是一种现实的危机,现实的危机在盲目状态中已经被表现出来了,成功的危机选择都是现实危机的摆脱或解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给中央红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这时候才有了纠正“左”倾错误的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革命,挽救了红军,选择了一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这就是现实的危机选择。另一种是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对潜在危机的感知及应变能力,具有主动性、预见性的特点。危机意识也分两种情况,有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对诸多因素和条件做出综合性的考察与分析,从而制定出抑制危机的策略和战略,这就是通过危机意识实现的自觉的底线选择。还有一种是错误夸大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并不符合客观规律,只是盲目夸大可能产生的危机。
  
  综上所述,“底线思维”要求人们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对社会历史规律进行自觉理性的预言,从而提出合理的选择,而不是被盲目的危机选择所牵引。
  
  三、“底线思维”的实践辩证:底线为保障,高线为目标
  
  《礼记·中庸》有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有备无患、遇事不慌,充分估计可能引起的最坏结果,这是古人对底线思维高度凝练的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面对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讹诈时,也曾强调“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④,并据此提出了我们的应对之策,使中国不至于面对其他国家的核讹诈而处于被动地位。此外“底线思维”除了对预知的风险进行积极的防范,其重心更在于防止突破底线的最坏情况发生。现代社会环境越发复杂,随时需要应对复杂多变的风险和挑战,除了可以预见的隐患,人们面对的往往是更多不确定甚至不可预知的风险因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提前做好防范完全控制事态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人们从大局出发,更多地从自身的需求和能接受的最糟糕的结果入手确定底线,在行为选择和决策制定时以底线安稳为前提,做好充足的准备,提前预防预警,避免因底线失守而造成难以接受的后果。
  
  同时“底线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关注矛盾转化的思维和决策过程,它着眼于负面后果,建立防范体系;在防范的同时,更在于积极转化,从坏处准备,向好处努力。郭化若在研究《孙子兵法》时指出,面对战争,“孙子认为要把主要方面放在两种准备上,即必须看到有最好的可能,提高胜利的信心;同时又要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应付不利情况的发生。”⑤因此,凡事做了最坏打算,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再在底线的基础上追求好的结果,最终结局经常有很好的收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⑥这里告诉我们善于运用“底线思维”不是守着底线过日子无所作为,而是以底线作为牢固的保障,才能有信心有动力去追求高线和更好的结果,做到“有守”和“有为”的有机统一。
  
  以危机选择为底线,朝最优选择方向努力,这样的选择才最具有现实可能性。最优选择只能作为一个号召和努力的方向,不能作为强制性的要求,更不能以强制性的最优选择形成的社会集体意志去要求每一个人,这种集体意志形成下的社会反而是没有自由度的,在没有选择自由度的情况下,人类的创造性就完全被扼杀了,这种最优选择是无法实现或无法维持的。只有在“底线思维”的要求下守住底线,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才有达到好的结果的可能性。可以确定最优的目标,但要给人一定的选择自由度。但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度的边界就是底线,底线之上就是人们可以追求的广阔的自由空间。与最优选择不同,底线选择恰是给人类社会一定自由度的选择,有自由度的选择才是现实可能的选择,才能真正形成集体意志,形成变革社会的力量。底线已是能接受的最差情况,突破底线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底线之上可以适当放松,逾越底线的行为是绝对不可以纵容放任的。表面上看底线是最低要求,最不起眼,似乎最不重要,但事实上只有守住底线,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才能建立起来,人才能享受社会关系带来的自由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底线思维”,但也讲最好的状态,有了底线做保障,人们才可能在自由空间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追求高线目标。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面对我国发展过程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底线思维”作为一种逻辑严谨,适用性、实用性极强的科学思维方法论,对指导经济社会转型、谋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更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现状。运用“底线思维”可以克服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恐惧和畏难心理,鼓励人们勇于面对现实和矛盾,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有更加清醒的认知,摆正应对困难、解决矛盾的心态,预见并接受可能出现的最差情况,做好准备,做到心中有底,坚定改革发展的信心。其次,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风险和挑战。从自身需求出发,明晰自身的底线在哪里,以自身能接受的最坏情况为准做好预防准备,使不确定性风险的最坏可接受后果确定化。这个最坏可接受后果便是行事的“底线”,在“底线”之上做出努力,从而增强风险的人为可控性,为决策主体在进行决策选择时提供依据和方向。最后,有利于明确改革发展的方向。运用“底线思维”可以使改革发展有章可循,以“底线”为准则,立足全局、突出重点,应对当前、兼顾长远,让人明白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从而善于取舍,看到改革发展的远景,明确改革发展的方向,谋划改革发展的全局,牢牢掌握改革发展的主动权。
  
  综上所述,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最优选择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在克服一个个现实的危机中不断发展。“底线思维”指导下的社会能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积极性,又使每个人的积极性处于正确的轨道上,只有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攻坚克难,才能真正发挥出人的实践力量,使社会不断前进。在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自觉地把“底线思维”运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领域,对我们有效提升治国理政科学化水平大有裨益。

  注释

  ①马艳,周遇奇.论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J].海派经济学,2007(19).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③习近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实践[N].人民日报,2003-08-25.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6.
  ⑤司马琪.十家论孙[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7.
  ⑥杨永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思维方法[N].学习时报,2014-09-01(2).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4]鲁品越.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战略思想重要组成部分[N].解放日报,2016-08-04(8).
  [5]李彬彬.习近平总书记“底线思维”的理论解析[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1.
  [6]陶文昭.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J].党政研究,2015.5.
  [7]李崇富.論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3.
  [8]王海,甄巍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的“底线思维”透析[J].河北大学学报,2014.11.

习总书记“底线思维”的辩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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