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思想的内向传播功能与基本路径

伦理学论文 2020-06-25 点击:

摘要

  修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无论是鸿博大儒,还是普通儒生,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强调道德修养以及自我道德体系的建构。《大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明确提出教育的要旨在于光明自我德性,进而造就新民,并以“至善”为永不停歇的追求目标。而且还要将这样的目标推广到全社会。《大学》接着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1]儒家倡导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天子,还是普罗大众,都要以修身为做人的根本要求,并以此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培育高尚情操的必由之路。

儒家修身思想的内向传播功能与基本路径

  近年来,笔者已发表了《内向传播的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探析》[2]《内向传播视域下的<庄子>“吾丧我”思想新探》[3]《无:道家内向传播的独特范式》[4]《作为儒家内向传播观念的“慎独”》[5]《内向传播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6]《新子学之“新”:重建传统心性之学——以道家“见独”观念为例》[7]等系列研究华夏内向传播的论文,试图从内向传播理论的视角重新解析中华文化,进而探索出一条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可能路径。内向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又称自我传播、人内传播。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Donnar.R.Vocate曾在 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Different Voice,Different Minds 一书的序言中提到,1986年查尔斯·罗伯特向当时的口语传播协会(SCA)提出成立一个内向传播专业委员会的申请,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从此内向传播开始进入传播学的研究视野。总的来说,内向传播探讨的是自我对话(self talk),此时自我作为传播者,既是发送者又是接收者[8]3-31。朱莉娅·伍德(Julia Wood)认为:“自我传播(intrapersonal com unication)是我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流,或自言自语,或促使自己做某件特殊的事情或是决心不做……自我传播是在自身内部进行的认知过程。而且由于思考依赖于语言——用语言为现象命名、用语言表示现象,因此这就是一种传播。”[9]国内学者郭庆光、陈力丹等对内向传播都有一定研究,他们都把内向传播作为一切传播的起点,也是一切传播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例如,郭庆光在其《传播学教程》一书中就认为,内向传播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对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本文继续运用内向传播理论来系统阐释儒家的修身智慧。概而言之,儒家修身的内向传播智慧可以做如下表述:儒家士人在自我心灵世界中开展自我对话,即实然的我(主我)与应然的我(客我)在修身成圣的精神感召下,不断地反省,推动自我朝适应社会、完善自我的理想境界(即“内圣外王”)前进的一种思维升华过程与方法的统称。

  研究儒家修身的内向传播智慧意在剖析儒家何以具有铁肩担道义的内在心理机制,把握这种心理机制有助于发扬儒家催人奋进的道德吸引力与人格感召力,培养新时期有理想有担当的当代新公民。

  一、构建以“修身”为传播原点的内向传播系统

  《论语·宪问》有言“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可见修己,亦即修身,是立身处事之本,有了修身方可以致远。那么何为“修身”?修,《说文解字注》:“修,饰也……此云‘修,饰也’者,合本义引申意而兼举之。不去其尘垢,不可谓之修。不加以缛采,不可谓之修。”[11]-1183“修”的初始意义重在强调外在的修饰,并无关涉内在的精神境界的意涵。有学者亦指出:“‘修身’最初源于古代‘礼’传统,是外在的修饰,但孔子之后已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12]诚然并将“身”与礼进行关联的时候,由于礼具有的礼仪与礼义两个层面,并且追求这两层面的内在协调。

  因此,修身就自然具有内心与外在交往一致的意涵。君子正是以人格魅力作为影响和感召天下万民的重要手段,所以修身就成为儒家教民化俗的着手处和归结点。以至于,孟子、荀子直接强调了“修身”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事功。孟子曰:“修其身而天下平。”[13]338而荀子曰:“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14]

  (一)修身是“内圣外王”的枢机

  杜维明指出:“在儒家传统中最崇高的理想人格是圣王。在这个理想背后的信念是人必须自我修身,以成为一个为人楷模的道德导师。”[15]“内圣外王”是儒家的行为范式与价值追求,修身不过是“内圣外王”的缩略表达,为了实现修身,必先研读四书五经这些圣人的经典作品,从而确立起修身的信念,有了这个信仰,君子圣人的人格于其中涵养,事功不过就是外显的功夫了。修身的意义与价值,可以表达为《大学》所言的:“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

  可见,在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三大内容递进建构的华夏文化传播系统中,修身是基点,是核心。作为儒家内向传播中的基本概念,修身体现了儒家内向传播的旨趣,即儒家内向传播的出发点是自我修身,而其社会事功(安人,安百姓)又蕴涵在其中,因此,修身就成为终身的任务。修身为何是一种儒家内向传播观念?是因为内向传播是主体自身自由自然地开展心灵的自我对话,是主体一方面将自我分别为主体与客体,并进行类似于人际沟通的对话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贯穿于我们生活的始终。只不过,修身更强调的是士人自觉地将圣贤的形象(包括口耳相传的有关圣贤的言行举止的全方面的记忆)作为理想自我的榜样加以省思,以反省当下的自我,从而不断地催促认识自己,改善自己,升华自己。其实,修身,也就是德润其身之意,它以尧舜禹等圣贤为榜样,以“修己”的道德自律为基本模式,以“仁”为核心,以“礼”为传播的判断标准,以“博学”“正己”“尚义”“中和”“多思”“慎独”“重节”“重行”为传播的主要内容,以立“圣人之德”为最高精神境界作为传播的思想追求,是一个完善的内向传播系统,展现了内涵丰富的儒家内向传播体系。

  (二)儒家修身式的内向传播特点。

  儒家“修身”为本的内向传播思想具有深厚的人性论基础,也形成了德润其身的传播模式,强调了从自省到自悟的传播过程,并注重“仁“”礼”并行的传播标准以及一些“中庸为上”之类的基本传播方法等,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修身传播的一些特点:

  1.修身追求“为仁由己”的自觉自主性

  儒家修身强调自主性与自觉性。孔子曾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0]“我欲仁,斯仁至矣。”[10]“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0]孔子希望世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挖掘自己的德性,并相信只要努力追求,持之以恒,“仁”就能在点滴进步中达到理想目标。“仁”作为修身的指向与落脚点,是儒家的核心信仰。孔子强调“仁”是“为”出来的,是需要自我去开发的。也就是说,主体要努力地向自己内心深处追问,为什么圣贤可以做的,为什么我做不到呢?圣贤是为人之楷模,作为士人,自己必当效法之。效法的做法就是有了铁肩担道义的愿望,以弘道为指向,在弘道的过程中发扬自己的“仁”心。而这个发扬“仁”的修身过程,是自我内心千百次的对话而成就的,这体现了修身内向传播的持续性特点。此外,儒家也明了在修身的进程中,肯定会遇到挑战,面对此情景当如何呢?

  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13],就是说别人对我不好,关键不是追究他人的问题,而是要通过反观内省,充分调动自我的主体性,在增强自己德性中逐渐提高人格的感染力与亲和力,以消解一切的不愉快。修身的要旨正在于时刻注重自身,把解决问题的着力点放在自我身上,以自我修身的深层涵化效应而生成的亲和力去感召他人,自然而然发挥出修身的社会功能。也体现出,修身作为内向传播必当产生外在的社会效应。这也是儒家为何将“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并始终坚持的原因所在。

  2.修身彰显“克己”的抑制性

  修身的核心在于修正,即克服自己知性、德性上的不足,简而言之,即是“克己”,而本质上是要清心寡欲,以做自己的主人,不为欲望所主宰。在克己的过程中,当主动“约之以礼”,在礼的标准中端正自己。孔子就强调“仁”不是抽象的,而在于尊礼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的思想,修身核心是纯正自我的心灵意志,确立起匡扶社会道义的雄心壮志,而不为五斗米折腰。进而,“克己”“寡欲”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受到极大关注。南宋朱熹就曾极力强调“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于一旦豁然欲尽而理纯”[16]。如此看来,克己是明理的基本路径。同样的,王阳明也认为:“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17]

  可见,他以反面论证的方式,以达从正面肯定克己方可去欲见天理的观点。概而言之,克己是修身的起点,而现天理是修身的归宿。儒家的修身是不断扩充与超越的过程,即不断地扬弃同于禽兽的自为性,克服本能欲望,超越小我的得失,以理性引导感性,在道义与诱惑面前,甚至不惜舍身取义。可见,儒家修身的内向传播也是非常重视社会性与群体性,甚至先人后己,哪怕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3.修身涵养“尽性”的内向性旨趣

  儒家的修身意向后来在传扬中,出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极端思想,漠视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从而显现了其内向传播的保守性的一面。修身诚然是为了提升人的自觉与主体意识,即通过”自省”“慎独”来实现“尽性”“至诚”。明代理学家吴与弼提出的“静观涵养”与此意涵相通。他说:“习静日同禅”“静观万物生生意”“无穷身外事,逐一静中思”……可见,他主张在静中体味蓄养心性,亦即通过涵养清静的功夫修持来感通天地的盎然生意,来消解世事对内心的干扰,从而于平常心中览知事理[18]。这种注重自身化解一切不合道义的事项的努力,显然是可贵的,体现了坚韧的意志,然而过分强调容易导致形成整个民族深闭固拒、抱残守缺的思维定势,反而最终影响了修身内向传播事功开显。总之,应当将修身要旨做到可信、可行、可爱三者的统一,儒家的内向传播的魅力才能更好地传承。

  儒家修身的意向是在得大自由,大解脱,即“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潇洒之境。因此,后世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误读与误解,使修身蒙上一层阴影。其实,“存天理”彰显了士人高远追求,以理来惩忿制欲的精神自主,而“灭人欲”指的是过分地深迷声色犬马的生活,放纵自己的欲望,终将害人害己。但一旦将这一高远的思想进行庸俗化理解,就成为束缚普通百姓基本生活追求的欲望,反而出现了以理杀人的悲剧。那些所谓的贞节牌坊,扼制了多少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因此,光大阐扬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的修身尽性的基本指向,突出释放人性自由的天性,才能使天人合一在实践中成为可能。儒家“修身”为特色的内向传播,其实质是要成人成己,成为圣贤君子,成为一个快乐幸福的人。

  二、“修身立命”:儒家修身思想的内向传播功能与基本路径

  在儒家的视野中“,性”源于上天,即“本于天而备于我”[1],也是人与天能够相应的本质依据“,性”规定了人应当顺应“天道”。不过,性往往会在后天之中被人欲所遮蔽,因此,就需要去呵护,这也就是修身的必要性所在。为此,《中庸》开篇就宣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

  (一)修身具有“化性起伪”的功能指向

  儒家祖述尧舜,将传说中的尧舜等部落首领,神圣化为世人的楷模——圣人,并倡导“人皆可以为尧舜”,号召人们自觉地将自己修身成圣。孔子未明示性的善恶,只是表达了个体因后天修习的用功差异,而逐渐区别开来,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其后,孟子从四端学说出来,认为人性本善,不过,还需要后天加以扩充和发挥,才能将善性培养起来。儒家中的另类人物——荀子以性恶论着称,不过,他倡导“化性起伪”,因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14]。他认为“无伪则性不能自美”[14],人性是可以教化的,即可以有所作为的。可见,正是后天努力的差异,彰显了修身的意义,即能够去除恶性而向善。孔孟与荀子,言人性善恶,貌似各执一端,实则殊途同归,都强调修身正心,开掘善性,去具备大儒的风范,以铸成美好的心灵。无论是汉代扬雄“善恶混”说,汉儒董仲舒的“性分三品”的学说,唐代李翱“性善情恶”说,还是理学大家朱熹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别说都积极主张应加强后天的修养,积极行善,以为善人,或者“忘情”“复性”,通过后天的“教”扩充人的善性。

  汉儒董仲舒的“性分三品”的学说很具代表性,他在《春秋繁露·实性》中把人性分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认为圣人之性是上品,不教而能为善;斗筲之性是下品,同于禽兽的,受情欲控制,虽教亦不能为善;中民之性,虽有情欲干扰,但可教而后能为善。唐代韩愈认同此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19]22性品说虽然传达了人生来属于何品人性是不可改变的观点,但是同样注重后天教化,强调通过后天教化可导善去恶。

  虽然,修身在儒家内部有“尽性”与“化性”的不同观点,但是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让“性”得以良好发扬与引导,使“善性”不断萌生壮大。孟子的“尽性”,强调的是对本性之善的呵护,使不善无机可乘而已;而荀子的“化性”则关注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容易放纵自己感官欲望,使自己受诱惑而生恶,因此,有必要着力于以十二分的努力去化除“恶”对“性”的腐蚀,从而维护人的尊严。荀子只不过强调了后天制度和教育等方面对人性的关键性作用。可见,无论是化性,还是尽性,都不过是修身关注的角度不同而已。

  (二)内省与自悟:儒家从内省到自悟的内向传播路径

  上文已言,儒家的修身高扬了道德主体性与内向性,这个主体性凸显了自我的升华意识,即意识到人作为现实的存在是未定型的,总是不能圆融地与天道相合,因此,儒家便在内心建构了一个俗我与圣我的对话交流的情境,进而以圣人的形象、气质与思想作为动力推动自我开启生命的觉悟,表现为强烈的道德自律与果敢的道德实践,从而让抽象的天道转化为鲜明可爱的人道。换言之,儒家的内向传播过程的指向是作为自我的身心经由道德的升华而实现“天道”本源的感通,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

  修身作为儒家内向传播智慧的精练概括,分析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向:其一是内省。这个内省的自身理路是,要完成自我人格的升华,由俗人向圣人转化,首先需要道德认知,其次以这个认知来观照自己,最后得到自醒的目的,是谓“内省”。其二是自悟,是内省的延伸,如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一般,在不断地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获得和巩固道德认知,确立起道德理想,如孔子的“梦见周公”,实质就是与周公思想的对话与同构,不断地继承与发扬先圣的思想,博学广知,而要成为“圣人”还需要“悟”的超越,就是实现“吾道一以贯之”,将自己的思想与先圣的思想融会贯通,并且能够在生活实践中体现出来,从而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

  其实,孔子自述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0],说明的正是他从内省到自悟的内向传播心路历程。从学至立,到不惑,主要是内省的过程,而从不惑到知天命,耳顺到随心所欲而不逾天理,说明此时的孔子已经能够将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贯通一致。朱熹引胡氏之言:“圣人此言,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不可躐等而进;一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不可半途而废也”,进而评价说:“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1]56孟子也对此有过精辟论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以,所以立命也。”[13]301这里孟子所讲的“知性”“知天”是内省的范畴,而存心养性而是自悟的范畴。总之,修身,说到底是自省与自悟的统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内省与自悟本是一体两面,彼此交融,只是为了分析方便而分开阐述。

  1.内省即自觉自律的内向传播

  省,《说文》曰:“视也。”《尔雅》曰:“察也。”因此,内省者强调的是对自己的看管与省察。内省作为儒家修身的基本功夫,《论语》有深入的阐述。《论语·颜渊》有言“: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10]140内省可以明是非,远祸害,何忧之有?而《论语·学而》载曾子之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展示的是内省的日常功夫的具体表现。对此,朱熹注曰:“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1]49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修身内省功夫是十分强调效验的,即在内向传播追求自我完善的同时,是需要在实践中验证所思所想是否能够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个层次上能够一以贯之,始终如一。对自己诚然是要“修己以敬”,具体说来,体现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0]“不怨天,不尤人”[10]。强调的正是自省精神。“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10]强调的学习要及时化为内在的忠信,及时改过。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13]是谓见贤思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10]修身就是要这样保有精进勇猛的精神。

  检验修身的内向传播是否真懂,真信,真行,还要看是否做到“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敏,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0]这种“思”体现了内向传播的主动性与生活性。“内圣外王”的修身取向,展现在通过自身的“思”以成就事功上的“圣”,有类于西方内向传播理论所指向是社会关系的更好维护和自身目标的更好实现。

  2.自悟为修身的终极指向

  如果说内省是由道德认知走向道德实践,而自悟则是由道德实践返回到内心,提升道德认知,且此时的道德认知不是理性之知,而是悟性之知。悟性之知是知行合一的之知,是触类旁通之知。此时,圣贤之言已然是自我体悟出来了,换句话说,就是实现圣人之言、辞章之意、道中之理都圆融自在了。悟者,吾心也。就是一切认知与境界都在自己身上行过,从而获得真正的觉醒与觉悟,知识与行动是一体的。此时诚如《中庸》所言:

  “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1]就是说君子只有入乎其内,方能自我涵泳而有所得,有所悟。悟是内省之后内心世界的调理过程,是对内省成果的进一步衍生、内化与升华,以期臻至完美的人格和理想信念。如果说,内省还只是把个体道德与天道不断地对话磨合,以我心印道心,或者称之为“明而诚”的过程,达至自我真实主体与自在的天地宇宙共振的至善状态,也就是把天道引入人心,或使人心开显出天道的光芒,并使之两者合而为一。自悟则是“诚而明”的过程,即将自我对天道的体验与理解的结果,借助儒学经典话语化为自己的思想体系,即把由内省形成的道德感知和德性积淀进一步转化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能够指导自己进一步的内心修养与社会实践。[20]悟即诚明之境,有了这个诚明之境,就能开出自觉、自由的弘道,传道实践,也便能推自己诚明而及他人诚明,共抵中和之道。

  三、儒家修身观念群展示出的儒家内向传播的操作旨趣

  修身是儒家贯穿其思想体系的一条红线,为更深入地表示修身,儒家发明了一系列的观念群,借以从各个维度阐发“修身”的要义。

  (一)慎独是儒家内向传播的重要法则

  上文已言,内省与自悟是儒家内向传播的两个循环往复的运作机制。扩而言之,慎独亦是内省的另一表达形式,突出了儒家内向传播的自律性、自觉性。儒家发明了《诗经》中“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21]的自律精神,注重自我管理,即便在自家里,也要事事做到问心无愧。儒家的《大学》中有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小人闲居为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1]儒家慎重地提出“慎独”概念,并阐释了“慎独”的核心意涵是诚意正心。努力做到人前人后都能严格遵循圣人的训诫,多做自我反省,恪守“仁义礼智信”五德。《中庸》亦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儒家于此强调了慎独当于隐与微处着眼,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始终秉持内心的道德信条,不可须臾离开。荀子也声称:“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乐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14]在他看来,瓠巴鼓瑟时,甚到连水中的鱼也会浮上水面倾听;而伯乐鼓琴时,六马也会仰首而听,因此,声音不会因为小而不被听见,行为不会因为隐藏而不被看见,可见任何小的行为都会产生影响,也不会被遗漏,因此能不注重“慎独”吗?朱熹也认为,自反内省是“自为学之本”,抓住了道德修养的根本。具体要求:一是“省察于将发之际”,即在不良念头将要萌发的时候,就要抓紧反省和检查,努力将其消灭规于“始萌”之中;二是“省察于已发之后”,即各种意念萌发后,也要及时加以检查和纠正,不让坏的念头有潜滋暗长的机会[22]223。笔者曾撰文指出:儒家的“慎独”是一种内省的内向传播活动,其本质是将外在的自我与他者关系概念化为内在的主我与客我的关系。具体而言,“慎独”的运作过程中是通过符号化圣贤形象为客我,进而与当下的主我进行自我互动,力争实现由凡入圣的心灵升华目的。进而在此过程中自然会对他者产生示范和感召效应,发挥出其强大的社会功能,从而既成人,又成己,实现天下大同。[5]

  (二)恕道为儒家内向传播的纠偏之道

  众所周知,忠恕之道是孔子思想的基本内核。所谓“恕道”,即宽容待人。子贡曾经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恕道”在孔子心中的分量。而这种分量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内向传播的“纠偏之道”。《中庸》的“矩之道”其实正是“恕道”的详细表达:“君子有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矩之道’。”君子能行推己及人的共生性观念,能够理解、同情和包容他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并努力地成人之美。荀子则用“兼术”一词来表达“恕道”精神:

  “接人用,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谓之兼术”。[14]86儒家以建立大同世界为目标,这就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文明礼让,发挥各自所长,而不以己之长攻人之短,而是知人之长而习之。也就是注意内心修养,都做自我说服的工作,这正是儒家内向传播的特点与优点所在。“恕道”其实是儒家修身内向传播中的自我“纠偏之道”,即始终使自己不走极端,而是行中庸之道[22]。

  (三)中庸为儒家内向传播的心法

  中庸思想是中国先贤对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关系最佳方式的理性认识结晶,因此,表现为一种中国人处理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其运思程式而言,我们可能称其为儒家内向传播的思维方式。中庸观念并不是儒家独有的,但却是儒家一贯坚守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视其为儒家实现自我完善和适应社会的内向传播方法。

  要理解“中庸”作为一种内向传播方法,我们当从“中庸”二字的基本意涵入手。“中”有着丰富的含义,其初始意义如有靶心之意,还有甲骨文“中”的字形像旗杆,旗杆正中竖立,上下有旌旗和飘带,后延伸为前后左右上下等距离的位置,即中心的意义。用易中天的说法,“中”即不走极端。照我看来,中即最合适的意思,类似于黄金分割点。而“庸”字的基本含义如汉代经学家郑玄所言:“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又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24]

  因此,易中天干脆就将“庸”理解为“常用”,即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常道,即“不唱高调”[25]。因此,“中”与“庸”结合起来即是“用中”的平常道理。“中”是恒常自在的状态,体现在生活中便是对这种状态的理解与运用,可以说是一种心物相合的佳境,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追求。

  中庸是调节自我内心使之合乎常道、中道,如此,一方面让自我身心安泰,另一方面体现在与外界互动中指导自我行为与他者和谐共处的最高原则。因此,中庸在儒家思想中不断加以演绎成一套丰富的理论体系,即以“仁”为核心观念,以“礼”为外在规范的伦理道德观[26]。

  儒家“中庸”理念的核心是以人的自我安顿身心的需要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体现了主体内心不断对话并调适的这一内向传播内向性的特征;同时“中庸”观念不但要追求“成己”,还要追求“成人”“成物”,因此,要求主体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努力做到“中节”,换句话说即内外和谐,也就是天、地、人三才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达到最佳的平衡点,臻至“致中和”的境界。总而言之,内心的“中”、外在的“节”体现了“中庸”作为内向传播观念的社会性,“致中和”便是自我和谐与社会和谐的美妙统一[27]。

  (四)复礼归仁是修身的试金石

  “仁”是修身的内向传播的指导思想,即“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孔子说:“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10]仁者必然爱人,因此仁者讲究博施济众,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13]人本着仁心而行义事,换言之,内心涵养仁义之大爱,必须扩充于社会,服务他人。王夫之说:“‘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在人之天道也。”[28]仁义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因此人有责任通过修身来行仁义,以合天道,与天同德。不过,由于仁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侧重主体内心的自我道德修养,必须得有外在的规范加以检验与约束。于是,孔子认为要自觉“为仁”,必须体现在内向传播运作中把本来作为外在规范行为的“礼”,通过“仁”的感召,而自觉地内化为精神活动的至上准则。例如,《论语·颜渊》就载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0]的训诫,强调人们的一切言行举止都应当合乎法度,即要注重自我调适到礼的要求。总之,礼之行与礼之义是相互为用的。对此,孔子曾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10]如此坚持才有可能达到仁的境界。

  修身重克己,复礼可归仁,换言之,儒家强调士人当有“怀仁”“知礼”的身心践行观,即通过内在传播促使自己具备服务于社会的能力与境界,这是因为治理国家不但要“道之以德”,也要“齐之以礼”。修身的价值在于成圣,而成圣的价值在于外王,或者说,“修身”是“内圣外王”的精练表述。“复礼归仁”的修身构成了儒家内向传播的核心和标准:通过对自身的修饰与打磨,将自己首先塑造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其次再成为自立立人的圣人,如此为建构大同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背景。修身,说到底是自我的心灵对话,是将圣人的气象引入到内心的追求之中,并以此为观照,推动自我修身,克己复礼,成人成圣,天下大同。

  综上所述,本文力图从内向传播视角重新梳理了儒家的修身思想,以期能够推动传播学的本土化。修身是儒家内向传播的综合用词,而其内涵则通过仁、礼、中庸、慎独等一系列观念群来表述,从而展现出儒家内向传播思想的丰富性与系统性。总之,修身的观念与实践层面,既升华了士人圣贤人格,又实现了内圣外王的治国平天下理想,从而体现了“修身”具有强烈的事功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修身为本”的儒家观念是中国式的内向传播理论。而这一理论的要义正是通过士人内心的以圣贤为镜鉴不断地观照与反省自己,推动自己也成人,成圣。从而将个人的修为普及为平天下的伟大实践中,使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此种智慧对当代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重要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陈立,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谢清果.内向传播的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探析[J].国际新闻界,2011(6):58-63.
  [3]谢清果.内向传播视域下的《庄子》“吾丧我”思想新探[J].诸子学刊,2014(1):61-75.
  [4]谢清果,周亚情.无:道家内向传播的独特范式[J].老子学刊,2015(6):53-61.
  [5]谢清果.作为儒家内向传播观念的“慎独”[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0):54-64.
  [6]谢清果,季程.内向传播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3):16-22.
  [7]谢清果.新子学之“新”:重建传统心性之学:以道家“见独”观念为例[J].人文杂志,2017(5):13-24.

儒家修身思想的内向传播功能与基本路径

http://m.rjdtv.com/zhexuelunwen/4675.html

相关推荐

猜你喜欢

大家正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