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冷战时期;日美;军事同盟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苏冷战开始,美国利用单独占领日本的有利条件,极力推行“变日本为对付共产主义防波堤”的政策,企图在亚洲把日本建成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基地。日本政府迫于当时的形势和自身所处的客观条件,认为必须寻求“他国的保护”。于是,日美两国出于各自的需要,于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实现了对日全面媾和。随后,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日美军事同盟。这是战后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日美军事同盟的建立,对世界特别是亚洲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战后日美军事同盟合作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1年日美签订安全保障条约,确立不平等的日美军事合作关系时期。第二阶段从1960年1月签订新的日美安全条约起,直到1978年11月制定《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是日美建立起平等的军事合作关系时期;第三阶段《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制定之后,日美确定同盟关系和命运共同体关系,军事合作进入深入发展时期。第四阶段从1996年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该年4月17日,日美两国举行首脑会谈,共同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重新定义“日美安全合作体制”。本文拟对日美军事同盟合作的历史过程作一简要探讨。
一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11个国家组成的盟国远东委员会,决定战后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有两个:一是“非军事化”,二是“民主化”。目的是永远铲除日本军国主义,使日本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但是,由于受到美苏两个大国争霸、世界范围的冷战、东西方分裂等复杂因素的影响,美国逐渐改变了对日政策。1949年10月,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美国期望在亚洲依靠蒋介石的设想彻底破灭。美国这时便开始考虑把日本当作资本主义阵营在远东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据点,期望它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能复兴起来。因此,对日政策出现了实质性的转变。同年12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编制了美国亚洲政策文件(编号为NSC—48—1)。该文件认为,中国革命后的亚洲,可能连续出现一系列的共产主义革命,而日本是遏制亚洲革命的最后王牌,是东亚的“超级多米诺”。该文件建议,把日本固定在防卫的第一线,利用日本潜在的工业力量,引导日本走上经济自立的道路。
日本作为太平洋沿岸岛屿链条防卫线中的重要环节,使之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亚洲基地,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朝鲜战争一开始,日本就成了美军的后方基地。美国尽快为了把日本变为它在亚洲的世界战略的重要据点,急于要同日本单独媾和。1950年末,杜鲁门总统否决了国防部反对早期媾和的提议,任命杜勒斯为对日媾和特使,并确定了媾和的主要原则与目标:1、无须等待朝鲜军事形势的有利解决,就开始对日媾和。2、美国的政策要点是:美国应对以日本为其中组成部分的岛屿防卫链条承担相当的军事力量;希望日本逐渐增强本国的自卫能力;希望能够在太平洋岛屿国家之间缔结互助条约。美国方案的主要目标是将日本与西方阵营最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让日本为阻止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倾注全力”。
面对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50年代初,日本首相吉田茂(1878-1967)从当时日本所处的内外环境出发,在防务问题上,一方面坚持“日本再军备论”、“自卫武装论”,另一方面又提出“先经济,后军备”的主张,这就是所谓的“吉田战略”的核心内容。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由吉田茂首相领导的日本政府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后,远东地区形势面临严重危机,世界上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仅仅依靠本国力量保卫自己,集体防御已成为全球共识,日本虽然可以独立维护国内治安,但却无力应付外来侵略,必须寻求“他国的保护”,也开始向美国政策试探媾和和签订有关安全条约的问题。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带着上述使命来到日本,开始对日媾和的具体谈判。1月29日,杜勒斯与日本首相吉田茂在三井会馆举行了首次会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媾和谈判中最大的争议点,却不是领土或者赔偿条款,而是日本的再军备问题。双方经过多轮事务级会谈及吉田与杜勒斯的两次高级会谈后,终于达成了妥协方案,日本同意有限度地逐渐增加军备:1、日本创立由5万陆海兵力组成的保安队。该保安队采用与警察预备队、海上保安厅完全不同的训练方法,装备也要比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厅更强。2、设立相当于国防部的国家治安省,并在其中设置自卫企划本部,该部承担按照日美协定设置的合作委员会的工作,并逐渐发展成为参谋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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