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李文溥,龚敏,王燕武,卢盛荣,吴华坤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分行

　　
        以经济主体的跨期最优化和市场一般均衡为基础，“微观化”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趋势。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下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统一，该方法为宏观经济变量在稳态周围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解释。下面我们就通过以下宏观经济学论文范文来深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宏观经济学论文范例一：

　　题目：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摘要：“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 （CQMM） ”课题组于2018年2月发布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 （CQMM） 第二十四次预测。预测显示， 今明两年， 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将继续拉动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 同时， 消费增长仍将维持稳定， 但国内投资增长的减速也会继续抑制经济增长。物价方面， CPI会较2017年明显提升， 突破2%的水平， 但仍处于较温和的价格上涨状态， PPI则呈现高位增长回落的态势， 二者的负向缺口将出现萎缩。总体上， 今明两年中国经济有望保持6.50%以上的水平， 经济增长“稳中趋缓”的态势还将延续。模拟研究发现， 在当前经济投资构成下， “降杠杆”与“稳增长”之间， 可能存在两难困境， 应通过加快民间投资增速， 以补偿“降杠杆”可能造成的经济增速下降， 实现“降杠杆”与“稳增长”的双重目标。政策当局应抓住今明两年国内外经济的有利时机， 综合应用各项政策措施， 在防控金融风险的同时， 将政策重点放在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促进民间投资增速的快速回升之上。

　　
　　关键词：CQMM; 民间投资； 政策模拟； 宏观经济预测；
　　

　　Forecas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2018-2019 Research team of China Quarterly Macroeconomic Model

　　
　　Abstract:The Xiamen University research team announced its 24 th forecast based on the China Quarterly Macroeconomic Model （CQMM） in Beijing on February 27, 2018. This forecast covers the main indicators of China's macro economy in eight quarters in 2018 and 2019, focusing on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deleverage”and pointing out that under the current economic investment structure, there may be a dilemma between “deleverage ”and“steady growth”. As such, the research team proposes that the dual goal of“deleverage”and“steady growth”can be achieved by accelerating the growth of private investment to compensate for the economic slowdown which may stem from the“deleverage”. Based on the forecasts and policy simulation results, the research team recommend that policymakers seize the favorable opportuniti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conomies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and focus their policies on stimulating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facilitating the rapid recovery of private investment while minimizing financial risks.
　　
　　Keyword:CQMM; private investment; policy simulation; macro-economy forecast;
　　
　　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实际增长6.9%, 增速比上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筑底企稳的态势持续巩固。然而， 在经济增长企稳的同时， 自2015年以来，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有可能削弱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也日趋明显：第一，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回落， 投资结构进一步失衡。具体体现为， 国企投资占比持续上升、民间投资占比持续下降、制造业投资占比持续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占比不断上升以及房地产投资占比维持高位等。这说明当前投资结构并没有朝着改善投资效益的方向调整。第二， 工业生产的企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生产的扩张， 而竞争性领域的私营企业其投资和利润增幅却相对平缓。第三， 信贷资源投向结构“脱实向虚”, 亟待调整。过去两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虽然逐年扩大， 但是投入到实体经济的贷款比重却不到一半的水平。信贷资源被过度集中地配置在房地产业、基础设施以及偏向国有企业， 加上各种投资壁垒的存在， 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增长的资金需求很难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
　　
　　2018年， 金融与非金融部门降杠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将是各项宏观政策的核心内容。首先， 对地方财政的规范性监管将不断强化， 因而基础设施投资的高速扩张将难以为继；其次， 监管部门开始重拳出击大力整治各类金融乱象， 特别是围绕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各类违规行为将被严厉惩治， 这将抑制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最后， 结合国企改革、去产能、降成本等举措， 国有企业降杠杆进程也将实质性推进。这些防控金融风险的举措将不可避免地加大投资增长的下行压力。
　　
　　在此背景下， 课题组认为， 如果民间投资增速不能实质性反弹， 那么， 固定资产投资的减速将抑制经济增速。而随着经济减速， 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扩张的需求、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金融部门对国有企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偏好就可能重新恢复。由此， 信贷资源“脱实向虚”, 金融与非金融国企的两大金融风险点也就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因此， 要破解“保增长”与“降杠杆”, 防控金融风险之间的两难困境， 必须要改变近几年来为稳增长而形成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于国企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局面， 转向困扰民间投资快速增长的因素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 对症下药， 进一步有效激发民间投资的增长， 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中国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加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一、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一） 模型外生变量的假设
　　
　　1. 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率
　　
　　2017年， 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强劲。美国经济增长2.3%, 增速比上年加快了0.7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增长2.5%, 增速创下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今明两年， 尽管美国经济依然面临较大的风险 （1） , 但税改效应的释放、稳定的国内消费增长以及弱势美元政策等， 都将有利于保持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 课题组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18年1月发布预测， 将今明两年美国经济的增速设定为2.7%和2.5%.另一方面， 随着欧债危机不确定性的消散以及欧元区分裂的忧虑减弱， 预计欧元区经济将继续维持强劲增长态势。 （2） IMF2018年1月预测今明两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可能将分别达到2.2%和2.0%.考虑到此前IMF对欧元区2017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值 （2.4%） 低于实际值 （2.5%） , 课题组假定2018年和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分别达到2.3%和2.1%, 较IMF的预测值分别提高0.1个百分点。
　　
　　2. 主要汇率水平
　　
　　2017年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的超预期复苏， 导致对这些经济体货币政策可能收缩并转向常态化的预期升温， 并形成了美元贬值的压力。同时， 美国政府的短期弱势美元政策进一步推动了美元指数的下降。 （3） 受此影响， 进入2018年之后，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出现快速的升值态势。 （4） 然而， 考虑到2018年美国货币政策有可能转向紧缩， 年内美联储将继续加息并同时执行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 因而美元指数的下降空间有限。课题组假定， 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收于6.46上下， 全年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2019年， 人民币美元汇率则基本稳定， 总体接近6.50的水平。欧元对美元汇率方面， 考虑到今明两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可能强于美国， 因而短期内欧元继续对美元升值的可能性较大。 （1） 课题组假定， 2018年欧元对美元汇率将维持稳中趋升的态势， 至年末1欧元将可兑换1.28美元；2019年末则回落到1.22美元的水平。
　　
　　3. 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增速
　　
　　2017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为8.2%, 大大低于年初12%的预定增长目标。2018年货币政策预计将继续保持“稳健偏紧”的基调， 货币当局将继续保持严监管和金融去杠杆， 防控因市场环境变化对金融系统的冲击， 避免影子银行和资产价格调整风险蔓延， 防范“明斯基时刻”发生， 但同时也会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创新金融工具， 主动调节流动性， 在满足市场流动性需求的同时， 控制市场利率过度上行， 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因此， 课题组假定：2018年M2预计将增长8.5%, 增速仅比上年小幅提高0.3个百分点；2019年， 随着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金融去杠杆而带来的结构优化调整效应的体现， 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将重新回到8.2%的水平。
　　
　　（二） 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1. GDP增长率预测
　　
　　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 （CQMM） 的预测结果表明：2018年， 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稳中趋缓”的态势， GDP预计将增长6.73%, 增速比2017年回落0.17个百分点；2019年， GDP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至6.60%.今明两年， 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在6.5%以上的增长水平， 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的可能性很低。
　　
　　2. 主要价格指数预测
　　
　　2018年CPI将上涨2.13%, 涨幅将比2017年提高0.53个百分点；到2019年， 受持续趋紧的货币环境的影响， 预计CPI涨幅将回落至1.94%.另一方面， 今明两年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在高位企稳， 但受基数影响， 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出现较大程度的回落：预计2018年PPI将上涨4.64%, 涨幅比2017年下降1.66个百分点；2019年进一步回调至1.99%.2018年， GDP平减指数将上涨3.66%, 涨幅比2017年下降0.45个百分点；2019年可能进一步回落到2.80%的水平。预测结果表明， 今明两年， 中国经济的通货膨胀水平总体上依然可保持在可控范围。
　　
　　3. 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预测
　　
　　（1） 进出口及外汇储备增长率预测
　　
　　得益于全球经济的持续超预期增长， 模型预测， 今明两年出口增长将有望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2018年以现价美元计价的出口总额增速预计将增长9.65%, 增速比2017年提高1.75个百分点；2019年， 回落到9.35%, 较2018年小幅下降0.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 今明两年国内经济增速的趋缓有可能抑制进口的增长。2018年， 以现价美元计价的进口总额增速预计将增长12.32%, 增速较2017年下降3.58个百分点；2019年， 进一步回落为9.64%.而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趋稳有助于减少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 预计2018年外汇储备规模将扩大到3.33万亿美元；2019年维持在3.34万亿美元的规模。
　　
　　（2）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测
　　
　　今明两年，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继续减速：一是严格金融监管、强化金融去杠杆将在总量上抑制信贷规模的扩张；二是较高的企业债务负担以及利率水平整体上行将抑制企业新增投资的增长；三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严格控制， 将抑制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四是今明两年对房地产市场的投融资监管还将继续；最后， 民间投资增速难以快速反弹。模型预测， 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名义增长6.57%, 增速比2017年下降0.63个百分点；2019年有可能进一步下滑至5.71%.这表明， 今明两年投资减速抑制经济增长的态势还将持续。
　　
　　（3） 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率预测
　　
　　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趋缓将继续抑制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模型预测， 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预计将增长5.34%, 增速比2017年下降1.16个百分点；2019年， 小幅回升到5.64%.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现金收入方面， 2018年预计将增长8.49%, 增速较2017年下降1.47个百分点；2019年， 小幅回升至8.85%.消费方面， 2018年名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将增长10.60%, 增速比2017年小幅提高0.30个百分点。2019年， 下降为10.39%;扣除价格变动后， 2018年， 实际居民消费将增长6.79%, 增速反而较2017年下降0.44个百分点， 2019年则回升到7.09%.
　　
　　综上， 基于CQMM模型的预测表明， 今明两年， 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将继续拉动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 同时， 消费增长仍将维持稳定， 但国内投资增长的减速也会继续抑制经济增长。物价方面， CPI会较2017年明显提升， 突破2%的水平， 但仍处于较温和的价格上涨状态， PPI则呈现高位增长回落的态势， 二者的负向缺口将出现萎缩。总体上， 今明两年中国经济有望保持6.50%以上的水平， 经济增长“稳中趋缓”的态势还将延续。
　　
　　二、政策模拟
　　
　　近年来， 中国金融与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并处于高位水平， 导致经济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其中， 因存在“预算软约束”以及政府部门的隐性担保， 国有部门杠杆率易升难降， 形成“棘轮”式的负债滚动模式[“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 （CQMM） ”课题组， 2017].尽管早在2015年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提出“三去一降一补”, 但去杠杆进程显非坦途：首先， 从宏观层面看，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近期虽有所下降， 但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见图1） ;其次， 在非金融国有企业中， 国有工业企业的杠杆率近期有所回落， 但全部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仍处高位 （见图2） ;最后， 金融领域“去杠杆”进展状况依旧不容乐观。过去一年， 央行一方面严控货币供应量增速， 收紧资金供给， 降低金融杠杆率；另一面强化金融监管， 严控金融部门内部信用衍生快速膨胀， 尤其是银行与非银行机构的信用扩张， 防止资金“脱实向虚”, 在金融部门内空转。然而， 过去两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规范虽然逐年扩大， 但是投入到实体经济的贷款比重却依然不到一半的水平。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BIS

　　
　　在此背景下， 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明确指出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 增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2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指出， 要继续把国有企业作为重中之重， 结合国企改革、去产能、降成本等举措， 推动降杠杆。这些密集且具有针对性的表态， 突显了政策当局对于降杠杆的决心。可以说， 未来几年， 降杠杆已势在必行。但是， 另一方面， 自2015年以来， 竞争性领域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得不加大投资力度以稳定投资增长。至2017年，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已大幅提高至36.9%, 并逐渐成为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力量 （见图3） .由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具有获取信贷资源的“天然优势”, 且存在“预算软约束”以及政府部门的隐性担保， 导致国有部门杠杆率易升难降。因此， 给定国有企业降杠杆的政策基调， 一个自然的顾虑是：降杠杆很有可能导致国有投资增长收缩， 其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呢？
　　

　　一般而言， 降杠杆的过程都伴随着信贷增长放缓和总需求萎缩 （麦肯锡报告， 2010） .马勇等 （2016） 的研究也表明， 去杠杆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负效应。也就是说， 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就要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 而这势必造成国有投资增速下降， 动摇当前稳增长的重要支柱。在民间投资增长难以快速反弹的背景下， 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可能会比较明显。有鉴于此， 课题组利用CQMM模型， 模拟今明两年国有企业降杠杆政策的实质性推进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其重点在于：模拟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 可能会对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速产生的冲击程度， 从而为降杠杆政策的宏观效应提供量化分析依据， 为政策当局评估降杠杆政策损益、把握降杠杆进程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上述分析思路， 课题组设计了两个模拟情景：一是假定今明两年降杠杆政策实质性推进， 使国有工业企业杠杆率 （资产负债率） 在八个季度内逐季匀速降至56%, 基本回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见图4） ;二是在情景一的基础上， 模拟如果为了保证经济增速稳定在6.5%左右的水平， 那么， 民间投资增速应回升到何种程度， 才能充分吸收国有企业降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
　　

　　
　　基于CQMM模型的模拟发现，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首先， 国有企业降杠杆会拉低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速。由于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动加杠杆的结果， 因而当杠杆回撤、信贷规模缩减时， 国有企业的投资不得不相应收缩。在情景一模拟中， 2018年国有投资增速将下降为-1.04%, 较基准预测值大幅降低6.34个百分点；2019年这一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至-2.89%, 较预测值降低10.19个百分点 （见图5） .
　　

　　
　　注：Forecast表示基准预测值， Scenario1表示模拟情景一下的预测值， Diff为情景一中预测值与基准预测值之差 （右轴）
　　
　　其次，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国有投资增速的收缩会大幅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2018年，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5.09%, 比预测值下降1.48个百分点；2019年， 这一增速进一步下滑至2.08%, 比预测值低3.63个百分点 （见图6） .
　　

　　
　　注：Forecast表示基准预测值， Scenario1表示模拟情景一下的预测值， Diff为情景一预测值与基准预测值之差 （右轴）
　　
　　最后，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会显着降低GDP的增速。2018年GDP增速将可能降至5.92%, 较预测值回落0.81个百分点；2019年进一步降至5.37%, 较预测值低1.23个百分点， 两年均低于6%的水平 （见图7） .
　　

　　
　　注：Forecast表示基准预测值， Scenario1表示模拟情景一下的预测值， Diff为情景一预测值与基准预测值之差 （右轴）
　　
　　上述情景一的模拟结果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 去杠杆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冲击效应。为了保增长， 国有企业通过高杠杆加快投资增速。降杠杆的推进将抑制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 在民间投资增速难以快速反弹的情况下， 全社会的投资增速就要下降， 进而经济增速就会减缓。这使得政策当局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局面：任由国有企业杠杆率攀升， 可能加剧金融的脆弱性， 诱发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而降杠杆又可能威胁到经济增长的稳定。
　　
　　不过， 情景二的模拟结果显示， 当2018年、2019年民间投资增速分别提升至13.35%以及14.42%时 （见图8） , 即使保持前述国有企业降杠杆的行为， 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也将稳定在6.5%的水平 （见图9） .这意味着， 如果没有相应的民间投资增速的提高， 国有企业降杠杆政策的推进将可能拉低经济增长速度。反之， 推进国有企业降杠杆的同时， 能有效激发民间投资的增长， 那么， 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就能够同时实现。这一模拟结果通过测算民间投资对降杠杆政策的“补偿效应”, 为政策当局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民间投资增速回升提供了实证分析的支持。
　　

　　
　　注：Forecast表示基准预测值， Scenario2表示模拟情景二下的预测值， Diff为情景二预测值与基准预测值之差 （右轴）
　　

　　注：Forecast表示基准预测值， Scenario2表示模拟情景二下的预测值， Diff为情景二预测值与基准预测值之差 （右轴）
　　
　　综上所述， 课题组认为， 在推进国有企业降杠杆的同时， 只要能有效激发民间投资的增长， 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就能够同时实现。降杠杆与稳增长并非不可兼得。事实上， 经济稳定增长， 对降杠杆顺利推进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宏观杠杆率的衡量通常采用债务或负债除以GDP这一指标， 指标的分母项实际上反映了经济体量和增长前景所保障的对债务的容忍度或者耐受度。这为降杠杆提供了两个思路：一是减少负债， 降低分子；二是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分母。因此， 在去杠杆的同时， 通过提升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无疑是一种既减分子、又增分母的积极举措。
　　
　　三、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CQMM模型的预测和政策模拟结果， 课题组认为， 尽管未来三年实质性推进的金融治理整顿固然极为必要， 但同时亦应注意采取适当措施保障民间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扩张的贷款需求。应充分利用好今明两年世界经济持续好转的机会， 促进中国制造业的集约扩张及其转型升级， 夯实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 并以此加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最终实现居民实际收入长期持久的快速提高。
　　
　　课题组认为：自2015年以来， 民间投资增速快速下滑是近年来宏观经济各类问题持续得不到根本性解决的主要原因。民间投资增速自2016年断崖式下滑后至今回升缓慢迫使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以维持必要的投资增速。同时， 金融部门也不得不扩大对国企的信贷投放。这不仅提高了非金融国企的杠杆率， 还进一步扭曲了投资结构。其次， 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直接表现为制造业投资增长的萎缩。这不仅抑制了工业生产的扩张， 更不利于工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和工业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地， 也抑制了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减缓财税收入增长， 使地方政府加大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并推高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此外， 民间投资增速难以快速反弹还导致投资结构进一步失衡， 投资效率也进一步降低。这一失衡的投资结构正在损害经济的投资效益， 并加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因此， 必须要改变近几年来为稳增长而形成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于国企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局面， 通过有效拉动民间投资增长， 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中国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加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具体而言， 课题组认为：
　　
　　第一， 稳增长， 根本上需要有效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投资效率的提高。在当前经济增长动力尚未完成转换之际， 应高度重视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对稳增长的压力。因此， 在防控金融风险的同时， 要从调整信贷资源结构入手， 提高新增人民币贷款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的贷款占比；在经济增速企稳时， 需要使扩大的信贷资源充分满足实体经济特别是民间投资需求扩张的需要， 从而让金融真正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通过提高民间投资的占比， 来改善投资效率。
　　
　　第二， 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需要制造业的集约扩张及其转型升级， 其推动力必将来自民间投资。当前信贷资源过度集中在房地产业以及偏向国有企业的配置， 使亟需得到信贷支持的民营制造业企业难以获得资金支持， 信贷结构的扭曲导致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如果民间投资增长持续低迷， 将不可避免地阻碍制造业的结构升级， 并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 在防控金融风险的同时， 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提高信贷资源在行业间的配置效率， 以此推进投资结构的调整， 有效满足民间投资的需求。
　　
　　第三， 坚持“稳中趋紧”的货币政策基调， 在总量控制的同时， 通过信贷资源的结构调整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课题组的预测结果表明， 今明两年M2的增速保持在8.2%-8.5%的水平， GDP的增速可保持在6.5%以上的增长水平。因此， 货币政策应保持“稳中趋紧”, 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 通过积极协调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政策， 以达到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的目的。此外， 应改革金融监管体制， 打破刚性兑付，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降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杜绝其利用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产能过剩行业提供贷款；积极开展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 以此实现主动去杠杆的目的；继续加大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 结合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MPA） 考核严控影子银行规模扩张， 减少不受监管的融资行为， 积极引导影子银行充分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第四， 在降低非金融国企负债率的同时， 应当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 形成地方政府 （国企） 的预算硬约束。构建地方政府 （国有企业） 的预算硬约束， 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从制度上杜绝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性建设。政府部门要规范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 再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制度。建立地方财政收支激励相容机制， 确立事权和财力相一致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建立规范的地方公债发行制度， 解决地方财政预算软约束问题从而消除其扩大负债的能力。
　　
　　第五， 必须转变以保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应给各级地方政府降压减负， 在政绩考核中不再只注重经济增长率。在新形势下， 必须尽快实现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其中之一， 就是政府应当逐渐调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职能设定， 逐步转向公共服务型与公共管理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让市场做市场的事， 让政府做政府的事。
　　
　　第六，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从实物管理向资产管理的过渡。应改变国有资产管理思路， 创新国有资产管理方式， 从而提高现有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率。通过完善法律法规， 在充分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 采取公平竞争的方式， 拍卖部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 同时通过稳步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推进国有垄断行业的竞争性领域及时向民营资本开放。
　　
　　第七， 要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须提振民营企业家对国内经济的信心。而提振信心的根本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改善国内经济体制环境， 健全营商环境， 保护企业家精神与企业产权， 以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
　　
　　参考文献
　　
　　[1]马勇、田拓、阮卓阳、朱军军， 2016:《金融杠杆、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金融研究》第6期。　　
　　[2]麦肯锡研究报告， 2010:The looming deleveraging challenge.　　
　　[3]“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 （CQMM） ”课题组， 2017:《2017-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再展望》，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6期。
　　
　　注释
　　
　　1 主要风险可能来自持续加息和缩表行动对资本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 已屡创新高的股票市场快速回调可能产生的崩盘效应， 继而引发新一轮的金融系统危机等。　　
　　2 2017年12月， 欧洲央行调高了对欧元区的经济预期， 将201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1.8%大幅提高到2.3%, 将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由1.7%调高到1.9%.　　
　　3 2018年2月1日， 美元指数降至88.5, 回到了2014年年末的水平。　　
　　4 2018年1月， 人民币对美元的期末汇率约为6.33, 比2017年12月的水平升值了3.1%, 幅度超过上年涨幅的一半。　　
　　5 法国兴业银行2017年12月的分析结果显示， 由于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不确定性大于美联储紧缩周期的不确定性， 这意味着欧元区收益率有更大上升空间。

　　宏观经济学论文范例二：

　　题目：论宏观经济与财政调控政策

　　
　　摘要：宏观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而财政调控政策对宏观经济发展起到了引领、控制、协调、导向的作用， 同时对提高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新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趋势出发， 着重阐述了宏观经济下财政调控的方式， 并详细的分析了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
　　
　　关键词：宏观经济； 财政调控； 趋势方向； 政策；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以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扩大有效供给， 满足有效需求， 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这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 但从经济发展总体来看投资、进出口、物价指数、GDP、人民币汇率等在短期内呈下降趋势， 通货膨胀有所缓解， 汇率双向波动趋于稳定， 经济指标与劳动生率有所减缓， 制造业和服务业质量不高， 支出压力过大， 赤字现象有抬头趋势， 因此需要依靠财政调控政策对宏观经济发展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控制。本文从新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趋势出发， 着重阐述了宏观经济下财政调控的方式， 并详细的分析了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
　　
　　1、新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趋势分析
　　
　　1.1 全球经济一体化
　　
　　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较多，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虽然我国GDP在短期内增速有所放缓， 但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 我国经济增长在税收制度创新、进出口贸易、汇率稳定的情况下， 还会再次出现高速的增长趋势。
　　
　　1.2 投资增速下滑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项目逐年增多， 城市房产地投资项目处于饱和状态， 尤其在二三线城市， 投资项目和资金比例有下滑趋势， 这是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造成的。另外出口率的下降和企业融资困难也抑制了我国的投资增速。
　　
　　1.3 消费饱和
　　
　　在宏观经济指引下我国的多个消费刺激政策已经结束， 部分消费市场也处于饱和状态， 短时间内国民消费指数明显回落， 这只是一个暂时现象， 随着刺激性消费政策的颁布， 以及人均收入的增长， 国民消费指数还会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1.4 供需结构
　　
　　在供需结构转换、物价浮动、成本增值、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 我国的通货膨胀形势有所减缓， 但受货币供应量加大、商品价格反弹、成本运输增高、通货膨胀预期回升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供需结构关系会日趋平衡， 物价上涨压力会有所提升。
　　
　　1.5 就业因素
　　
　　我国的就业率一直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随着优先发展战略和各项就业政策的扶持， 就业率总体呈增长向上的态势， 但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迟缓， 造成就业存在不确定的风险， 就业形势日趋复杂。
　　
　　2、宏观经济下财政调控的方式
　　
　　2.1 财政投资
　　
　　我国财政投资所涉及的内容较多， 包括公共支出、公共服务、基础设备建设、经济结构调整等， 投资的实施与我国的财政政策和宏观经济发展着着必然的联系。新时期我国政府的财政投资逐步多元化， 如：非公共产品、回报率高的投资项目、基础产业、金融实体等， 在不影响公共利益的前提下， 财政投资可以吸入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投资， 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导向放宽财政投资的范围。
　　
　　2.2 地方性税收
　　
　　财政调控中要注重地方性税收的尺度， 在实行分税制后应强化地方性税收的管理， 要对地方税务部门加强监管， 把税收杠杆控制到较小的范围内， 同时要求政府减少地方保护主义， 对不能私自减免的税收不得越权， 并扩大地方税收的管理权。另外， 对一些经济特殊发展区域， 要在全局经济发展稳定的情况下把地方性税种的权利下放到省级单位， 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如：经济特区、保税区、物流空港、云谷等。
　　
　　2.3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制度是宏观经济下财政调控的一种手段， 着眼于节约政府支出资金提高采购品质， 而在新的发展时期政府采购的功能性有所缺失。在经济发展政策的引领下， 大规模的政府采购项目有利于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 因此政府采购应具备导向性。
　　
　　2.4 转移支付
　　
　　宏观经济下的财政调控政策也要因地制宜， 对地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要起到助推作用， 因此上级财政单位应强化合理的转移支付方式。地方财政单位要以级别来划分管理内容、管理范围、管理原则， 在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特点、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依照中央财政的相关政策制定有效的转移支付方案。另外， 在管理上要协调各单位各部门， 精简组织机构及相关人员， 以此来减缓地方财政支出压力。
　　
　　2.5 融资担保
　　
　　地方财政调控主要以财政资金、企业投资政策、利益划分、贴息、减税、信用担保等方式进行地方经济发展的调节与控制，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 产业的发展与转型需要地方财政的支持与帮助， 因产业链较长地方财政在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上“杯水车薪”, 因此需要利用贴息和担保的模式来促进产业发展。财政部门应加大融资的担保力度， 在审核企业资质、运营能力、效益产出、产业趋势上进行严格把关， 然后为企业提供融资信用担保。
　　
　　2.6 调控方式的综合性运用
　　
　　我国财政政策包括：预算平衡政策、扩张政策、紧缩政策等， 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产业结构中所采取的调控方式也不同。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 财政单位要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导向， 提高财政调控方式的综合性运用， 对调控途径、调控方式、调控力度、调控范围、调控预期值进行全盘把握， 以满足中央财政管理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
　　
　　3、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
　　
　　3.1 建立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政策体系
　　
　　在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调控的指引下， 财政单位应与时俱进， 通过财政补贴来建立新的消费政策体系， 要以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为基础进行政策调控， 特别是在民生内容上要强化措施， 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来提高消费量， 补贴内容可以是多样性多元化的， 如：节能家电消费补贴、农机购买补贴、公用照明设备补贴、种植化肥种子补贴、新能源汽车购买补贴等。在消费结构、消费引导、补贴机制、政策体系建设上进行升级， 以提高调控效果和质量。
　　
　　3.2 发挥财政分配的作用
　　
　　财政再分配是财政调控的手段之一， 以转移支付和社保体系为基础， 以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可以有效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同时利用再分配政策可以有效的提高居民的收入， 有助于促进市场消费、减少贫富差距、提高金融的流动性。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础上， 发挥财政再分配的功能， 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指数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3.3 强化投资融资规模
　　
　　财政调控过程中要加强对社会投资和社会融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张， 着力于宏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加强大项目的启动与实施， 审批带动全局、对产业调整有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 以此来有效的扩大内需， 提高市场活动， 如：地市级铁路建设、节能环保工程建设、教育卫生设施建设、信息技术项目建设等。
　　
　　3.4 发挥财政投资的民间作用
　　
　　财政调控中应发挥财政单位对民间投资与结构调整的作用， 在投资项目中要开放民间投资窗口， 允许民间资本参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如：铁路、公路、能源、电子信息、教育、医疗、卫生等， 要加强和促进民间投资的良性化管理， 帮助宏观经济调整和协调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婵娟， 侯翔， 孙蕾。基于财政职能角度分析我国财政支出结构[J].工会论坛， 2009 （5） .
　　[2]王顺安。美国的财政监督及经验借鉴[J].甘肃科技纵横， 2005 （1） .
　　[3]戴毅。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思考[J].经济问题探索， 2008 （6） .

       宏观经济学论文范例三：
 

　　题目：宏观经济学重构发展的实证研究

　　
　　摘要：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距离，且我国在经济学领域方面不管是理论还是数据方面的研究缺乏深度。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经济的不断优化发展，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必须以重构的形式实施，从未提高我国宏观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型作用。本文以宏观经济学为研究视角，主要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分析我国宏观研究重构形式，以期为类似研究提供一定指导。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重构；实证研究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是经济发展中长期研究的问题因素，在公有制体制下必须对宏观经济学结构形式进行分析，将其归结为银行体制问题造成的各种问题。主流宏观经济学体系发展有它自身的矛盾性，在这个体系中一些比较复杂的生产过程逐渐被简化为生产函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必须要解除一些死气沉沉的经济理论。并在这个体系中对经济活动中的时间因素进行分析，政府要合理干预经济发展现状，并不断地额创新出新的发发展形式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本次研究利用萨金特实施宏观经济学实证研究分析。
　　
　　1、简述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特征性问题的分析，就是针对特殊问题的经济现象的分析，而且宏观经济所提出的解决方式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手段，比如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另外，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总供给”和“自然失业率”,在研究中必须要利用他们作为参照体系进行分析，说明经济波动问题，另外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要考虑宏观经济分析是否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利用技术形式、资本形式实施分析，在技术进步理论的指导下分析制度经济关于约束机制和距离机制的影响。如果宏观经济学仅仅潜伏在总供给如何使用的方面，就对总需求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宏观经济学是否能解决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问题，首先必须要理考街宏观经济学相关理论，后对经济形势进入深入的分析。
　　
　　宏观经济学主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所以，在分析过程中必须要对经济学学科划分方式有大概的了解，并针对经济中遇到的一些大分类分析进行适当的解释。在经济运行状态下必须要抓住学科分类线索，经济学状态已经达到一个比较相对整合的状态下，在对经济行为主体、经济基本制度以及经济波动等进行分析时，要对经济学中一些未还形式进行了解，在这种状态下对经济学及其构成体系实施微观分析，并对宏观经济学学科界限问题进行划分，以便促进供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萨金特经济学及实证研究
　　
　　2.1萨金特经济学实证分析
　　
　　在对萨金特经济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包含对诺奖得主卡萨经济理论的分析、对菲尔普斯经济学家颠覆性经济学观点的分析，这些经济学家的颠覆性分析和研究一般是依据简化的模式和分析形式对宏观经济学进行研究。他们提出的新更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中发现其预期占比较重要的作用，在分析过程中这些学者往往比较重视对新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他们对重构经济学的研究也比较多。在后来的研究中凯恩斯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应用和发展，这些理论发展主要建立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各项活动中，现代实证经济学研究必须依赖于这些方面的发展，同时对萨金特这一方法的应用比较充分的体现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我们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萨金特对一些比较用影响力的论文进行分析，并对宏观经济中理性预期发展规律形式进行，并重新塑造实证宏观经济学对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和发展关联性，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传统实证分析中的一种结构重建形式，将这些论文综合起来对货币政策作用进行分析，能全面的分析出核心假设产生的影响。同时，萨金特比较关注现实性的一些数据，并在考虑积极的利用与其发展规律形成经济发展机制，进一步证明经济规律之前的验证是错误的，并分析之前的验证出现错误的原因，怎样才能重新建立新的验证方式，使经济发展规律的验证更加准确、清晰。萨金特在他的研究中还提出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相关理论形式，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不受政策的影响，参数在分析中必须要依据一定的形式，并将其作为实验室分析具体形式进行验证。萨金特在模型分析中将一些行为方式进行共享和讨论，并对一些形式实施分析，发并针对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展开研究，萨金特认为一般的计量模型建立在一些比较消极、被动的形式上，而一些理性、前瞻性的理论则是解释他本身的形式，并不能对其自身实施影响和研究，并在分析中否定菲利普斯曲线不是垂直的看法，萨金特这种研究理论形式有大量的文献探索规律。萨金特先在理论预期分析下成功的实施计量估计，这些估计类型的分析对公关经济的影响来说比较重要，所以，在分析过程中必须对这些形式进行模型引入式分析，并对其发展规律实施严格的控制，萨金特对费雪的理论实施研究后，发现他的研究理论就是对自然率假说的一种检验。
　　
　　我国经济增长与各行业增长趋势见图1,经济增长带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能力下降，差距逐渐扩大，尤其是第二产业方面。在就业重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方面，全国各区域层面有助于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就业重构速度极化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均通过显着性检验，说明我国城乡分割劳动力市场与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显着差异。
　　
　　2.2高通胀的研究
　　
　　宏观经济对高通胀的分析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萨金特对高通胀实施深入分析，并针对恶性通胀形式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分析形式主要通过极大通胀分析而得来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对欧洲历史的恶性通胀现象进行研究。同时，分析通胀如何在经济环境下产生下降，强调学习和不完全性预期的分析。萨金特在本世纪初对近期贡献做出很好的解释，萨金特对通胀动态实施分析后得出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就是在假设货币以福利最大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央行不信任的政策下，私人部门的发展具有理性预期的特点，而一些真实性的分析中必须对经济发展曲线实施进一步的关注和分析，将一些真实的理论进行总结和研究。在分析的过程中利用四马尔科夫链理论估计这一模型，并发现这些形式相对比较温和，其研究意义在于央行初始就被菲利普斯所愚弄，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逐渐上升。该模型预测例比费理论预测模型具有更好的效果，上世纪70年代末学术界对其进行重新划分，但是萨金特历史诠释也必须在遵随自然规律发展的基础上建立。
　　
　　3、结语
　　
　　本次研究对宏观经济学重构理论进行分析和总结，先对宏观经济学特点进行分析，然后利用萨金特理论分析宏观经济学重构相关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高通胀展开研究，以期识别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为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更广阔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1]郭茗萱。宏观经济学的重构发展[J].中国外资，2017（4）：86-87,84.
　　[2]罗伟，葛顺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及其决定因素--基于水平型投资的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3,12（3）：1443-1464.
　　[3]韩锋，张永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空间重构共融关系分析--以基本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视角[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15（2）：114-118.
　　[4]刁琳琳。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机制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5）：87-94.
　　[5]刘峰。实物资本、专利制度、研发成本与宏观经济增长--基本技术扩散模型的改进重构与理论阐释[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3.

       宏观经济学论文范例四：
 

　　题目：从宏观经济学百年简史看“宏观经济学的麻烦”

　　
　　摘要：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引发了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学是否遭遇麻烦的讨论。本文总结了罗默批判的观点及其依据, 并从宏观经济学发展史与宏观经济学现实解释力的视角, 深入分析了宏观经济学是否遭受麻烦。本文认为, 从罗默批判的具体观点看, 罗默批判的对象只是部分DSGE模型, 并非整个宏观经济学;同时, 罗默批判宏观经济学的标准过于苛刻。从现实解释力看, 宏观经济学能够较好地解释历史上的几次重大经济事件, 也从中实现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宏观经济学并未遭遇罗默所说的麻烦。
　　
　　关键词：  宏观经济学;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DSGE模型; 保罗·罗默;
　　
　　一、引言
　　
　　2016年9月,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其论文《宏观经济学的麻烦》中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猛烈批判。文中指出, 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广为运用的DSGE模型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对现实的解释力逐渐下降, 使宏观经济学面临脱离现实的麻烦。罗默还认为, 以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萨金特为代表的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在面对理论存在的缺陷时, 往往采取了相互支持的态度, 这种行为进一步阻碍了宏观经济学的进步。
　　罗默文中批判的DSGE模型是在RBC模型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其在保留了理性预期、技术冲击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的同时, 引入了价格粘性、不完全竞争等凯恩斯主义元素。①目前, DSGE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分析之中, 更是顶级宏观经济学期刊竞相推崇的研究范式。经济学界对DSGE模型的运用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 DSGE模型繁杂的数学形式限制了宏观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同时, DSGE模型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垄断地位阻碍了理论的多样性发展 (Korinek, 2015) 。这一观点与罗默对DSGE模型的批判基本一致。第二种看法则认为, 虽然目前DSGE模型存在较多的缺陷, 但仍然能够较为科学地解释现实经济。而且DSGE模型在未来还能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并继续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 (Blanchard, 2016;Prescott, 2016) 。
　　罗默文中批判的三位经济学家卢卡斯、普雷斯科特、萨金特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奠基性人物。卢卡斯首次将理性预期的概念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当中, 开启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预期革命。萨金特丰富并发展了理性预期理论, 将理性预期的思想应用于实证研究, 推动了宏观计量经济学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的转变。普雷斯科特根据理性预期和技术冲击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建立了具有微观基础的RBC模型对经济周期进行解释, 为此后DSGE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 普雷斯科特也在宏观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上有突出的理论贡献。
　　正因如此, 罗默的批判引起了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学是否遭受麻烦的大讨论。一些观点质疑宏观经济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甚至激进地提出应该将宏观经济学课程从经济学教学中删除。那么, 宏观经济学是否确实遭遇无法解释现实的麻烦?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不能仅集中于对部分DSGE模型的缺陷以及宏观经济发展史上个别事件的讨论, 而应该在总结罗默批判观点的基础上, 从宏观经济学百年发展史的视角, 分析理论的发展及其对重大经济事件的解释力, 才能全面深入地对此问题做出回答。
　　
　　二、保罗·罗默对宏观经济学的批判
　　
　　在判断宏观经济学是否遭受麻烦之前, 首先需要了解罗默 (Romer, 2016) 批判的基本观点及其依据。罗默文中的基本观点是, DSGE模型在构造外生冲击和参数识别方面存在缺陷使得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 这导致宏观经济学研究正逐步脱离现实。这一观点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依据。
　　
　　1.DSGE模型将经济波动归因于脱离现实的外生冲击。
　　
　　罗默在文章中指出, DSGE模型往往通过构造一些虚拟的外生冲击来解释现实经济波动, 这些冲击包括技术冲击、价格冲击和偏好冲击等。这些外生冲击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它们不受个体优化行为的影响, 因而在理论上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时, 也不以现实经济现象为参照, 完全基于个人的想象和创造。以技术冲击为例, DSGE模型中的技术冲击是指在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能够随机改变产出的外生冲击, 经济学家至今无法对这一冲击的来源做出符合现实的解释。RBC模型的提出者普雷斯科特在解释造成现实中产出下降和经济衰退的负向技术冲击时, 只能将其勉强地比喻为交通阻塞, 但交通阻塞显然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由于外生冲击缺乏现实基础, 致使DSGE模型得出的研究结果缺乏现实解释力。以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刻画为例。在早期的RBC模型中, 货币政策的变动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的变化, 而产出、实际利率、就业等实际变量的波动完全来源于外生的技术冲击, 而与货币政策无关。此后, DSGE模型引入了价格粘性等特征以使货币政策对实际变量产生影响, 但从模型模拟的结果来看, 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仍然不大。Smets&Wouters (2007) 所构建的具有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 (下文简称“S-W模型”) 数值模拟结果也发现, 货币政策冲击只影响了产出和通胀波动中很小的一部分。然而, 现实中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却具有上述模型无法解释的巨大作用。比如, 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期间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美国的实际利率从0%附近上升至5%左右, 由此导致美国经济在此期间共经历了两次萧条。在第一次萧条中, 实际产出下降了2.2%, 失业率从6.3%上升至7.8%。在第二次萧条中, 产出更是下降了2.9%, 失业率则从7.2%上升至10.8%。可见, DSGE模型低估甚至忽略了现实中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
　　
　　2.DSGE模型未能解决甚至加重了模型的参数识别问题。
　　
　　DSGE模型的求解需要对众多待估参数进行整体估计, 参数估计往往面临识别问题。罗默在文中以一个简单的线性方程系统为例说明参数识别问题。线性方程系统为:x=Sx+c+ε, 其中x为相关经济变量组成的m阶向量, S为系数矩阵, c为截距项构成的向量, ε为外生冲击。假设S对角线上的元素均为0, 外生冲击ε在每一期均相互独立。可以发现, 系数矩阵S中共有m (m-1) 个待估参数, 而向量c中有m个待估参数, 该方程系统的待估参数共有m2个。因此, 在该模型中通过m个等式要得到m2个待估参数, 需要增加额外的限制条件才足以准确识别所有待估参数。具体到S—W模型的参数估计中, 罗默发现S—W模型中待估参数多达49个, 但仅有7个等式用于参数估计, 需要额外增加多达42个限制条件, 否则待估参数将无法准确识别。
　　目前, DSGE模型主要运用校准或贝叶斯估计等方法处理参数识别问题, 但这些方法均需要对参数的取值或先验分布进行假设, 罗默认为这并不能真正解决模型参数的识别问题。究其原因, 模型参数在现实中的真实取值和分布是未知的, 这导致上述方法无法严谨地证实和检验假设的参数取值和先验分布是否符合现实, 研究中只能通过计算机软件是否报错来判断假设的合理性。
　　更重要的是, 通过改变参数的假设值和先验分布, 研究者甚至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估计结果。例如, 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所组成的两方程系统中, 需求曲线的弹性也依赖于供给曲线的参数取值及其分布。因此, 通过调整供给曲线的截距与斜率等参数的取值和先验分布, 能够估计出完全不同的需求弹性。因此, 研究者通过调整参数的取值和先验分布可以达到自身预想的任何结果, 这使研究结论具有更大的人为操控性。
　　
　　3.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在面对理论存在的缺陷时采取相互支持和包容的态度, 造成主流宏观经济学界回避和忽视DSGE模型存在的问题。
　　
　　罗默在文中尖锐地指出, 卢卡斯 (Lucas, 1995) 在获得诺贝尔奖时发表的演说中, 曾对货币经济学的重要性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分析, 并认为其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时所做的会长讲演中, 卢卡斯 (Lucas, 2003) 为了支持普雷斯科特提出的“货币经济学是琐屑”的观点, 不惜发表与之前不相一致的言论。同样, 萨金特等 (Sargent&Surico, 2011) 运用与卢卡斯相同的研究方法发现, 在沃尔克通货紧缩时期后, 卢卡斯 (Lucas, 1980) 研究中所得出的名义利率、通胀率与货币增长之间一比一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因此, 卢卡斯之前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缺陷。尽管如此, 萨金特并未有力反驳卢卡斯的观点, 而是同样选择对卢卡斯文章中的观点持赞成态度。
　　罗默认为, 虽然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萨金特等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但是他们在面对理论存在的共同问题时, 不仅未能深入研究和解决问题, 反而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 这对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两方面不利的影响: (1) 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对问题的回避态度使主流宏观经济学界忽视了DSGE模型存在的问题, 从而不再重视对个体优化行为的刻画和分析, 而是习惯于直接把问题归因于虚构的外生冲击, 进一步加剧了DSGE模型原有的缺陷。 (2) 经济学界对权威学者的盲从高过对现实的关注。众多宏观经济学研究者不敢公开批评权威学者及其理论, 在模型与经验事实不符时更倾向于相信模型的模拟结果而对与经验事实相悖的错误漠不关心。
　　
　　三、宏观经济发展史上四大里程碑事件及其理论解释
　　
　　客观来说, 罗默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目前DSGE模型的确存在罗默所说的脱离现实以及参数识别困难等问题。但是, 若要判断整个宏观经济学是否真正脱离现实, 不能仅局限于对DSGE模型一种理论和方法的讨论, 应该从整个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视角, 分析理论能否对宏观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 本文选择了大萧条、大通胀、大缓和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共四次在宏观经济学百年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通过梳理理论发展史来判断整个宏观经济学是否真正脱离现实。
　　(一) 大萧条
　　1929-1933年间, 美国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大萧条。这场危机首先爆发于金融领域, 引起银行业恐慌, 继而导致大规模银行倒闭。随后, 危机迅速蔓延至实体经济引发了持续的大衰退。期间, 美国的实际国民收入从2036亿美元下降至1415亿美元, 下降幅度超过30%。失业率上升了近8倍, 从1929年的3.2%大幅攀升至1933年的25.2%。同期, 美国通货膨胀率平均为-6.1%左右, 在1931年更达到了-10.1%的最低点, 经济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②
　　大萧条发生之时, 已有的经济理论尚不能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当时的主流观点信奉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倡的市场出清理论, 认为市场的力量会推动经济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 当经济出现萧条时, 政府不需要进行任何干预。这一理论不仅不能解释产出持续下降和失业率迅速攀升的事实, 也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应对大萧条。
　　在此背景下,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1936) 中运用有效需求理论 (有效需求在此后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亦被称之为总需求) 最早对大萧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凯恩斯指出, 有三方面因素共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第一, 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 进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第二, 资本的边际效率随企业投资上升而逐步下降, 这降低了企业增加投资的预期利润率, 企业因此对未来的投资缺乏信心, 造成投资需求不足。第三, 流动性偏好使个人有动机持有货币, 以应对日常的交易性货币需求和临时出现的投机性、预防性货币需求, 由此导致利率不能降得过低。③因此, 当投资利润率接近利率时, 企业将减少投资, 导致投资需求不足 (Keynes, 1936) 。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市场的力量无法推动经济自动回归到充分就业状态, 从而出现大量非自愿失业, 造成经济陷入持续萧条之中, 因此大萧条的产生源于有效需求不足。在应对萧条的具体措施上, 凯恩斯认为萧条时期只有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 才能推动经济实现充分就业, 走出持续萧条。其中, 财政政策是政府最重要的调控手段。政府应通过扩大财政支出, 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等措施使财政政策发挥乘数效应, 从而刺激经济并实现经济复苏。
　　然而, 凯恩斯对大萧条所做的分析片面强调了财政政策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 以至于忽略了货币因素变动引起经济萧条的可能。早期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政策只能通过名义利率作用于投资和总需求。而萧条时期, 名义利率往往处于较低水平而陷入流动性陷阱, 造成货币政策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较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大萧条时期美国3个月期国库券利率已降至1%以下 (Mishkin, 2010) , 早期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此时货币政策是足够宽松的, 但总需求却并未因此出现明显的变化, 经济衰退现象依然持续。所以, 货币政策不是造成大萧条时期经济紧缩的主要原因。
　　对此,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从两方面对货币政策无效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其一, 名义利率较低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足够宽松, 实际利率才是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关键指标。货币主义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名义利率与投资的相关性较弱, 而实际利率与企业投资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要判断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果应该对实际利率而非名义利率进行分析。大萧条时期, 由于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 尽管名义利率处于较低水平, 但实际利率却高达8%左右 (Mishkin, 1981) , 货币政策事实上并不宽松。其二, 货币政策除了利率传导渠道外, 还有其他影响总需求的途径。④即使货币政策确如凯恩斯所言陷入流动性陷阱, 通过其他传导渠道也仍然能够影响实体经济。基于上述分析, 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给收缩是导致大萧条时期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大萧条时期银行业恐慌使众多银行出现存款外流, 公众持有现金的比例和银行超额准备金率随之上升, 从而降低了货币乘数并造成货币供给急剧下降, ⑤由此引发了物价下跌和经济衰退 (Friedman&Schwartz, 1963) 。
　　货币主义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表明了货币冲击能够对经济波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 这一理论仍没有对货币紧缩如何引发持续的经济衰退进行详细解释。20世纪80年代, Bernanke (1983) 、Gertler (1988) 等的研究就指出, 仅凭货币供给收缩不足以解释大萧条时期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经济衰退。因此, 他们在货币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了Fisher (1933) 所提出的“债务—通缩”理论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 对大萧条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更为完整的解释。观点认为, 货币紧缩和物价下跌将加重企业的债务负担, 导致企业净值下降, 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 经济陷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这将加剧金融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提高银行的信贷中介成本, ⑥并减少银行对企业的信贷。由于资金无法配置到具有生产性的投资机会上, 投资和总需求将随之下降, 使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这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正向反馈机制被伯南克称为“金融加速器效应”。
　　综上所述, 经过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债务—通缩理论和金融加速器理论等一系列理论发展之后, 宏观经济学对大萧条如何产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解释。
　　
　　(二) 大通胀
　　
　　大通胀特指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的时期。在此期间, 通胀率由20世纪70年代初仅2%左右上升至70年代末的8%左右。⑦不仅如此, 在1975年后美国失业率也开始持续攀升, 1975-1980年间失业率已高达6%~8%。⑧经济出现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现象。
　　由于负向供给冲击会同时引起价格水平和失业率上升, 早期对大通胀现象的研究普遍认为, 大通胀只是来源于石油和食品价格上涨等负向供给冲击 (Bruno&Sachs, 1979) 。1973年后, 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限制石油产量, 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以上。与此同时, 全世界范围内粮食歉收又引发了食品价格的大幅上升。石油和食品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使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 造成了总供给的收缩。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这将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和高于自然率的失业水平, 由此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大通胀仅仅是一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但是, 仅仅以供给冲击解释大通胀的产生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究其原因, 负向供给冲击并不能引发持续上升的通胀。当总供给收缩导致失业率高于自然率水平时, 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供过于求现象将造成工资水平下降, 从而推动短期总供给扩张, 最终使价格水平下降, 失业恢复自然率水平。因此, 大通胀时期通胀水平的持续上升并非只由供给冲击造成。
　　随着对大通胀现象研究的逐步深入, Delong (1997) 、Barsky&Kilian (2001) 和Mishkin (2010) 等一系列研究在结合货币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的观点后发现, 引起大通胀更重要的原因是美联储为了追求过高就业目标而执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 由于对自然失业率的估计出现偏差, 美国政府将失业率目标过高地定为4%。事后证明, 当时美国的自然失业率至少应在5%~6%的水平。为了追求这一过高的就业率目标, 美联储在当时采取了持续扩张的货币政策。一方面, 货币政策扩张引起总需求上升, 导致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另一方面, 当公众预期到美联储为了追求高就业目标不惜持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时, 全社会的通胀预期随之上升, 工人此时将会要求提高工资水平以维持实际收入不变。这引发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和总供给的收缩, 导致价格水平进一步上升和失业现象的出现。之后, 美联储为了再次实现高于自然率的就业目标将继续扩张货币政策, 上述价格水平和失业率攀升的过程会进一步持续。直到20世纪80年代, 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才遏制了价格的进一步上升。因此, 从本质上看大通胀仍然是一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对大通胀如何形成的理论分析也给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定带来一项重要的启示, 即货币政策不应盯住失业率目标。原因在于, 政策制定者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往往希望现实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水平, 但现实中政策制定者却无法对自然失业率进行精确的估计。其一, 运用统计技术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将形成较大的置信区间, 以至于无法得到自然失业率的精确值。例如, Staiger et al (1997) 在常用的95%置信水平下对1990年美国的自然失业率进行区间估计得到的结果为5.1%~7.7%。高达2.6%的置信区间使自然失业率的估计容易出现较大的偏差。其二, 迟滞效应使自然失业率很可能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自然失业率的概念提出之后, 早期的观点将自然失业率视为一个稳定不变的常数。然而, Blanchard&Summers (1988) 的研究表明, 经济长期衰退很可能使失业工人的工作能力下降, 并改变工人寻找工作的态度和积极性, 从而抑制了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的过程, 造成摩擦性失业上升, 这一现象被称为迟滞效应。迟滞效应会使得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 进一步降低自然失业率估计的准确性。基于上述两点原因, 货币政策若盯住失业率, 很可能因为自然失业率的估计偏差而制定过高的就业目标, 产生类似大通胀时期的严重后果。
　　有鉴于此, 大通胀之后主要发达国家央行都将货币政策盯住更为可靠和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⑨通胀目标制不仅能使央行更加关注物价稳定, 避免央行实施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 也能较好地应对供给冲击。⑩具体而言, 大多数国家在设计通胀目标时至少排除了食品或能源价格上涨等第一轮供给冲击带来的影响。同时, 免责条款允许中央银行调整通胀目标以应对不可预期的变化。例如, 德国央行在应对1979年石油供给冲击时将通胀目标从2%提高到4%, 因为冲击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价格上涨”。上述举措避免了经济遭受供给冲击时实现通胀目标可能造成的巨大产出波动, 超越了总需求管理应对供给冲击必须在产出与通胀之间权衡取舍的传统看法 (伯南克, 2006;陈小亮、陈彦斌, 2016) 。
　　
　　(三) 大缓和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 美国经济进入了大缓和时期。?瑏瑡与大通胀时期相反的是, 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突出特点是高就业与低通胀并存。1987-2006年间美国的平均通胀率为2.4%, 失业率也从1987年的6.2%下降至2006年的4.6%。?瑏瑢与此同时, 美国的GDP、通胀率、失业率等经济指标在这一时期的波动幅度相比20世纪70年代也下降了20%~40% (Stock&Watson, 2002) 。
　　最初, 一些理论研究认为大缓和的产生源于该时期外生冲击的减小。例如, Stock&Watson (2002) 等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美国没有出现石油价格上涨等严重的供给冲击, 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正是这些有利的外部环境使产出和物价水平趋于稳定。同时, 也有一些观点将大缓和的产生归因于企业库存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当企业管理库存的效率上升时, 只在生产需要时补充库存, 从而避免了库存的大规模积压, 减少了存货投资变化造成的经济波动 (Kahn et al, 2002) 。
　　但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 经济稳定并非仅仅源于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 更关键的原因是宏观政策可信度增强, 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 (Bernanke, 2004, 2013) 。大缓和时期前后, 美国宏观政策的可信度相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以货币政策为例, 20世纪80年代初, 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成功地抑制了持续已久的通货膨胀。虽然这一反通胀政策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但无形中提高了公众对美联储反通胀政策的信任程度。20世纪90年代后, 美联储通过加强与公众之间的沟通等措施进一步增强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政策可信度增强能够稳定公众预期, 从而提高宏观政策稳定经济的效果。以反通胀政策为例, 当政府执行一项反通胀政策时将导致总需求收缩。此时, 政策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会降低全社会的通胀预期, 工人的预期工资和企业的生产成本将根据较低的通胀预期进行调整, 从而推动短期总供给扩张, 使经济均衡同时实现低通胀和高就业 (Mishkin, 2010) , 这正是大缓和时期美国经济稳定的具体表现。
　　政策可信度对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也引起了宏观经济学对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关注。Eggertsson&Woodford (2003) 、Morris&Shin (2008) 等一系列研究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模型, 从定量的角度说明了前瞻性指引、提高政策透明度等预期管理手段对增强政策可信度和稳定经济的效果。这些理论研究丰富发展了定量宏观模型对预期因素的刻画, 提升了宏观经济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
　　
　　(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的反思与进展
　　
　　2008年由房屋次级贷款违约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由金融部门扩散至实体经济, 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2008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GDP下降1.3%, 2009年第一季度进一步下降5.4%。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实际GDP也在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6.4%, 至2009年第一季度进一步下降7.3%。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在危机期间均保持在10%以上 (Mishkin, 2011) 。直至目前, 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尚未完全走出这场危机带来的深度衰退。
　　虽然目前宏观经济理论还未形成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系统全面的解释。但通过总结金融危机的教训, 宏观经济学仍然出现了三方面重要的反思与新进展。
　　其一, 宏观政策应更加重视金融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实现经济稳定是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因此, 宏观政策并未对金融稳定给予过多的关注。以美联储为例, 2008年之前美联储长期依赖的政策分析模型均未考虑金融摩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Mishkin, 2011;冯俊新等, 2011) 。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事实说明, 金融部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远远高于已有理论的预期。此后, 在理论研究方面, 金融摩擦被更广泛地引入宏观经济模型。例如, Mandelman (2010) 、Garcia-Cicco et al (2010) 等研究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加入垄断性银行体系等金融摩擦因素, 更好地刻画了金融市场对危机的放大作用, 提高了模型对金融危机的解释力。在宏观政策方面, 主要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后开始将金融稳定视为与经济稳定同样重要的政策目标, 而宏观审慎政策则是实现金融稳定的政策工具。
　　其二, 宏观政策间的协调配合能够有效提高政策效果。货币主义兴起之后, 货币政策逐渐成为宏观政策的核心。2008年之前, 各国央行往往单一地运用政策利率等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应对经济衰退 (Blanchard et al, 2010) 。但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政策利率纷纷逼近零下界, 日本和欧洲国家甚至实行了负利率政策。事实说明, 单一的货币政策调控需要极大的政策力度, 容易耗尽已有的政策空间, 导致政策的可持续性下降。相比之下, 不同政策间的协调配合能够为单独的政策节省空间, 从而提升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具体而言, 常规货币政策与预期管理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协调能在名义利率接近零下界的情况下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Eggertsson&Woodford, 2003;郭豫媚等, 2016)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可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创造空间, 并有效打破经济萧条时期“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 (陈小亮、马啸, 2016) 。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则能有效实现经济和金融双稳定的宏观政策目标。
　　其三, 宏观经济理论应更加重视政策冲击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各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更加突出, 成了宏观经济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以美国为例, 前10%富裕人群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逐步提高, 从2007年的71.5%上升至2013年的75%。相比之下, 财富后10%的贫穷人群则深陷负债之中, 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从2007年-0.2%进一步下降至-0.7%。一些学者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时, 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政策冲击将会显著影响贫富差距, 而贫富悬殊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长期负面的影响。但是, 目前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对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依然较少。仅有的部分研究也只是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与Bewley模型框架下对贫富差距问题进行定量分析 (陈彦斌等, 2010;Auclert, 2015;Doepke et al, 2015) , 很少有研究通过异质性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分析政策冲击对贫富差距造成的影响。因此, 如何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对贫富差距问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刻画, 是危机后宏观经济理论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拓展的方向。
　　
　　四、宏观经济学没有遭遇麻烦
　　
　　通过总结罗默的批判以及宏观经济学发展史上四大里程碑事件及其理论解释, 本文认为, 不论从罗默批判的对象、批判的标准, 还是从宏观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来看, 宏观经济学并未遭受麻烦。主要有如下三点理由。
　　其一, 罗默批判的对象只是RBC模型和部分DSGE模型, 不能以此说明整个宏观经济学遭受麻烦。罗默在文中仅列举了RBC模型和S-W模型存在的缺陷, 进而说明DSGE模型和宏观经济学遭受麻烦。但是, RBC模型在Kydland&Prescott (1982) 的研究中正式提出, 距今已有30多年, S-W模型的提出也早在10年之前。此后多年, DSGE模型也一直在不断地改进和拓展。
　　更重要的是, 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来看, DSGE模型也只是整个宏观经济学体系和研究方法的一部分。自1936年凯恩斯主义提出之后, 主流宏观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长期经济问题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和关注短期经济波动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吸收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和技术冲击等基本假设, 通过引入价格粘性和不完全竞争等因素, 在RBC模型的框架下发展出以DSGE模型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 (方福前, 2001) 。除此之外,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经过多年发展也形成了众多定量宏观模型。因此, 罗默文中所批判的DSGE模型并不能代表整个宏观经济学。
　　其二, 罗默批判宏观经济学的标准过于苛刻。根据前文所述, 罗默主要依据三大标准说明宏观经济学遭受麻烦:一是DSGE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二是DSGE模型无法解决甚至加重了参数识别问题;三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界回避和忽视DSGE模型存在的问题。对于第一个标准, 就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 理论滞后于现实是常态。例如, 世界上最早的奴隶拍卖起源于古罗马时代, 而直到1961年维克里才正式提出拍卖理论 (Vickrey, 1961) 。同样,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理念古已有之, 但直到1952年马科维茨才正式提出资产组合模型, 继而形成了系统的现代金融理论 (Markowitz, 1952) 。宏观经济学同样具有类似的规律, 通过前文对宏观经济发展史上重大事件及其理论解释的回顾可以看出, 宏观经济学一般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多年才形成对该事件较为完整而深入的解释。因此, 不能苛求现有的理论能够立即完美地解释当下发生的现实。
　　而且, DSGE模型的核心框架也并非如罗默所言完全脱离现实。在DSGE模型出现之前, 宏观经济模型中厂商和家庭等部门的行为方程仅通过人为设定得到, 往往不符合现实中厂商和家庭做出的最优决策。DSGE模型基于个体优化方法为厂商和家庭的行为方程构建了更坚实的微观基础, 相比以往的宏观经济模型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瑏瑣尽管目前DSGE模型尚未对外生冲击建立合理的微观基础, 但宏观经济学研究为克服这些缺陷仍然做出了诸多努力。例如, 以Krusell&Smith (1998) 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通过在模型中引入异质性因素, 使冲击更加符合现实经济中家庭财产差距、企业生产率差异等异质性特征。再如, DSGE模型已经开始借鉴行为经济学和大数据分析等新兴研究方法, 为宏观模型提供更符合现实的微观基础 (Blanchard, 2016) 。这些方面的突破和进展都将进一步提高未来DSGE模型的现实解释力。
　　对于第二个标准, DSGE模型使用的校准和贝叶斯估计等参数识别方法考虑了现实经济的动态特性以及个体的理性预期, 相比之前通过简单的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能够较好地避免“卢卡斯批判”所指出的问题, 从而更具有合理性 (Blanchard, 2016) 。尽管部分参数取值和先验分布的假设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不符, 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 (Rodrik, 2015) 所言:“应对社会复杂性最好的方法不是设计精确无比的模型, 而是了解不同的因果关系是怎么起作用的, 然后指出哪些变量在某些设定的环境中最相关”, 对模型适当的假设和简化有时更有利于分析和理解关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同时, 在经济学其他分支同样存在与参数识别问题类似的难题。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 内生性问题同样长期存在。为了克服内生性的干扰, 计量经济学家相继提出了工具变量法、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实验等方法, 但各类方法在实践中都存在不同方面的缺陷。以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工具变量法为例, 合适的工具变量需要同时具有相关性和外生性。但由于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的适用范围和假设前提均存在局限性, 在实践中几乎无法找到完全外生的工具变量。?瑏瑤而所谓完美的工具变量大多也只是研究者通过已有的数据构造并以文字加以论证, 内生性问题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同样, 金融学理论发展至今, 即使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但也无法预测现实中股票价格的剧烈变动。因此, 如果宏观经济学确如罗默所言遭受了麻烦, 那么计量经济学、金融学等其他经济学分支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可能都将陷入更大的麻烦。
　　对于第三个标准, 虽然确实有部分经济学家对DSGE模型以及当前宏观经济学存在的问题采取回避和忽视的态度, 但不可以此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界一概而论。事实上, 早在罗默此文发表之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曾对DSGE模型的缺陷进行过深入的批判。克鲁格曼 (Krugman, 2016) 认为, 运用DSGE模型无法得出与现实相符的有用预测。布兰查德 (Blanchard, 2016) 也指出, DSGE模型的假设、估计方法及其在现实应用中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很强的信服力, 未来DSGE模型应融入更多经济学其他领域研究所得出的有益结论, 使模型更具开放性和现实解释力。可见, 宏观经济学界并非完全回避问题的存在, 而是已经开始对DSGE模型存在的不足与未来发展进行反思与改进。
　　其三, 宏观经济学对重大经济事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通过前文对宏观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其理论解释的回顾可以发现, 经过早期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革命、金融加速器等理论的逐步完善, 宏观经济学已能较好地解释大萧条、大通胀、大缓和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这些解释不仅被写入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之中, 更形成了众多指导宏观政策的共识。
　　不仅如此, 宏观经济学在每一次重大事件后, 均能吸收现实教训并取得重大的理论进步,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正不断增强。大萧条之后, 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古典主义的市场出清理论, 宏观经济理论开始重视短期内政府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时期, 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革命对早期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改造, 不仅完善了原有理论对大萧条和大通胀等现实问题的解释, 让货币政策和预期对宏观经济的作用逐渐得到重视, 更推动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使之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 随着美国经济进入“高就业、低通胀”的大缓和时期, 宏观经济学开始意识到增强政策可信度对于稳定经济的重要意义, 开启了之后宏观经济学对预期管理问题的研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随着宏观经济学对金融稳定、政策协调和贫富差距等问题理解的日渐深入, 理论对金融危机的解释将更加完善。因此, 罗默文中的批判只能说明目前RBC模型和某些DSGE模型中的冲击还无法精确地模拟现实, 并不能判定宏观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存在本质性的错误和麻烦。
　　
　　五、结语
　　
　　本文总结了保罗·罗默最新论文《宏观经济学的麻烦》 (2016) 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 同时回顾了宏观经济学百年发展史上四大里程碑事件及其理论解释, 对宏观经济学是否遭遇麻烦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是, 宏观经济学对重大经济事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并能在总结现实教训的基础上推动理论的进步。因此, 宏观经济学并没有遭遇脱离现实的麻烦。
　　当然, 罗默对DSGE模型脱离现实的批判的确是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客观存在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正是未来宏观经济学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对此, 宏观经济学研究不应为了追求模型的显示解而刻意忽略对现实因素的刻画。而应秉持“大宏观”理念, 将产业、金融和异质性等更多贴近现实的元素纳入宏观经济学模型, 并使用数值模拟的方式对模型的数值解进行分析。由此便可大幅提高宏观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 破解宏观经济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时代性难题。
　　
　　参考文献
　　
　　[]伯南克, 2006:《通货膨胀目标制:国际经验》,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伯南克, 2014:《金融的本质》, 中信出版社。
　　[]陈彦斌邱哲圣李方星, 2010:《宏观经济学新发展:Bewley模型》, 《经济研究》第7期。
　　[]陈小亮马啸, 2016:《“债务-通缩”风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 《经济研究》第8期。
　　[]陈小亮陈彦斌, 201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探析》,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3期。
　　[]方福前, 2001:《近年来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学动态》第12期。
　　[]郭豫媚陈伟泽陈彦斌, 2016:《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与预期管理研究》, 《经济研究》第1期。
　　[]冯俊新王鹤菲何平李稻葵, 2011:《金融危机后西方学术界对宏观经济学的反思》, 《经济学动态》第11期。
　　[]Auclert, A. (2015) ,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redistribution channel”, Job Market Pape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rnanke, B.S.&F.S.Mishkin (1997) , “Inflation targeting:A new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2) :97-116.
　　[]Bernanke, B.S. (1983) ,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3 (3) :257-276.
　　[]Bernanke, B.S. (2004) , “The Great Moderation”, Remarks at the meetings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Bernanke, B.S. (2013) ,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lanchard, O. (2016) , “Do DSGE models have a future?”, PolicyBrief 16-11,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lanchard, O.&L.Summers (1988) , “Beyond the natural ratehypothe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8 (2) :182-187.
　　[]Blanchard, O.et al (2010) , “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Journal of Money Credit&Banking42 (s1) :199-215.
　　[]Bruno, M.&J.Sachs (1979) , “Supply versus demand 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 of stagflation”, NBER WorkingPaper, No.382.
　　[]Barsky, R.B.&L.Kilian (2001) , “Do we really know thatoil caused the Great Stagflation?A monetary alternative”, NBER Working Paper, No.8389.
　　[]Christiano, L.et al (2010) , “Financial factors in economic fluctuations”,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No.1192.
　　[]Delong, J.B. (1997) , “America’s peace time inflation:the1970s”, in:C.Romer&D.Romer (eds) , Reducing Inflation:Motivation and Strate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epke, M.et al (2015) ,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Hutchins Center Working Paper, No.14.
　　[]Eggertsson, G.B.&M.Woodford (2003) , “The zero boundon interest rates and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Brookings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67 (1) :139-211.
　　[]Fisher, I. (1933) , “The debt 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 Econometrica4 (1) :337-357.
　　[]Friedman, M.&A.Schwartz (1963) ,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1 (4) :512-523.
　　[]Friedman, M.&K.Kuttner (1996) , “A price target for U.S.monetary policy?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with money growth target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6 (1) :77-125.
　　[]Garcia-Cicco et al (2010) , “Real business cycles in emerg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0 (5) :2510-2531.
　　[]Gertler, M. (1988) ,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eco-nomic activity:An overview”,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 (3) :559-588.
　　[]Goodfriend, M. (2003) , “Inflation targe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o.9981.
　　[]Keynes, J.M. (1936) ,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Press.
　　[]Krugman, P. (2016) , “The state of macro is sad (wonkish) ”, The New York Times, Aug.12.
　　[]Krusell, P.&A.Smith (1998) , “Income and wealth hetero-geneity in the macro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106 (5) :867-896.
　　[]Kydland, F.&E.Prescott (1982) ,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50 (6) :1345-1370.
　　[]Kahn, J.A.et al (2002) , “On the causes of the increased stability of the U.S.econom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8 (1) :183-202.
　　[]Korinek, A. (2015) , “Thoughts on DSGE macroeconomics:Matching the moment, but missing the point?”, Working Paper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Lucas, R. (1980) , “Two illustrations of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 (5) :1005-1014.
　　[]Lucas, R. (1995) , “Monetary neutrality”,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documents 1995-1, Nobel Prize Committee.
　　[]Lucas, R. (2003) , “Macroeconomic prior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 (1) :1-14.
　　[]Markowitz, H. (1952) , “Portfolio selection”, Journal of Finance 7 (1) :77-91.
　　[]Mandelman, F.S. (2010) , “Business cycles and monetary regimes in emerging economies:A role for a monopolistic banking se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1 (1) :122-138.
　　[]Morris, S.&H.S.Shin (2008) , “Coordinating expectations in monetary policy”, in:J.P.Touffut (ed) , Central Banks as Economic Institutions, Edward Elgar.
　　[]Mishkin, F.S. (1981) , “The real interest rat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15 (1) :151-200.
　　[]Mishkin, F.S. (2010) ,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Financial Markets, Addison-Wesley.
　　[]Mishkin, F.S. (2011) ,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Lessons from the crisis”, NBER Working Paper, No.16755.
　　[]Prescott, E. (2016) , “RBC method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gate economic theory”, NBER Working Pa-per, No.22422.
　　[]Romer, P. (2016) , “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 Working Pape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ept.14.
　　[]Rodrik, D. (2015) , “Economists vs.economics”, Project Syndicate, Sept.10.
　　[]Sargent, T.&P.Surico (2011) , “Two illustrations of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Breakdowns and reviva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1 (1) :109-128.
　　[]Staiger, D.et al (1997) , “How precise are estimates of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in:C.Romer&D.Romer (eds) , Reducing Inflation:Motivation and Strategy,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Stock, J.H.&M.W.Watson (2002) , “Has the business cycle changed and why?”, NBER Working Paper, No.9127.
　　[]Smets, F.&R.Wouters (2007) , “Shocks and frictions in US business cycles:A Bayesian DSGE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3) :586-606.
　　[]Vickrey, W. (1961) , “Counterspeculation, auctions, and com-petitive sealed tenders”, Journal of Finance 16 (1) :8-37.

       宏观经济学论文范例五：
 

　　题目：从“宏观经济学的麻烦”看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摘要：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学界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是否陷入“麻烦”的讨论。对此, 本文回顾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下新兴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相继兴起的历程, 并对近年来新兴的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缘起、发展与演进趋势做出评述。本文认为, 所谓的“麻烦”仅是主流宏观经济学在各个时期所遭遇的无法解决实践问题的暂时性困难, 而其近30多年的发展演变恰是不断对其微观基础进行修正以解决各种“麻烦”的过程。如果说新兴古典主义实现了基于个体理性的微观建模, 那么新凯恩斯主义则是在其中加入了市场摩擦因素, 行为宏观经济学又将之推进至个体背离理性的异质性认知层次, 这充分体现了层层递进式的理论演进规律。可以预料的是, 行为宏观经济学也并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终极版本, 必将随着新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出现而得到进一步改进。
　　
　　关键词：行为宏观经济学; 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 行为经济学;
　　
　　一、引言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宏观经济现象时表现不佳, 既难以做出有力的解释与预测, 也未能对如何缓解剧烈经济波动、恢复增长与就业提出适时有效的政策建议。时至今日, 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复苏缓慢, 欧盟诸国仍深陷低增长泥沼, 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近年也出现了经济增速下滑。这一系列现实经济事件引发了学界对宏观经济理论的深刻反思与广泛讨论 (Krugman, 2009;Korinek, 2015;Blanchard, 2016) , 其中尤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 (Romer, 2016) 的批评性文章引人关注。罗默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基本研究方法进行了概括与批判, 认为其实质是用各种“想象”的外生冲击来解释观测到的经济波动, 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其理论面临着脱离现实的“麻烦”。
　　综合而言, 学者们所关注讨论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 (Modern Macroeconomic Models) , 主要是指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兴起的新兴古典主义 (New Classical) 与新凯恩斯主义 (New Keynesian) , 它们均强调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建模, 并以所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作为基本架构。经由30多年的发展成熟, 新兴古典与新凯恩斯主义已共同成为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的主流理论框架。那么, 这些盛行多年的主流理论是否真的陷入了“麻烦”的境地?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种“麻烦”并寻求解决之道?
　　关于上述问题, 我们不能仅限于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和技术细节做“就事论事”的讨论, 而应在更广范围的社会经济背景、学科发展要求等历史环境下考察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兴起与演进历程, 以此才能深入理解它当前为何会面临脱离现实的“麻烦” (陈彦斌、陈惟, 2017) 。需强调的是, 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对于当前的“麻烦”并非消极束手, 而是积极对自身理论体系进行修正与拓展, 其中尤为瞩目的是近年快速发展的行为宏观经济学 (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 即通过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乃至研究方法, 以试图为宏观经济学重构其微观基础, 从而增强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与预测力。那么, 这一新兴的理论发展趋势能否解决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在当前面临的“麻烦”?我们应当怎样将其与新兴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演进历程联系起来?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 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在过去数十年间的演变逻辑及趋势特征, 并可为中国的现实宏观经济研究提供应用借鉴。
　　
　　二、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从新兴古典到新凯恩斯主义
　　
　　尽管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似乎正遭遇脱离现实的“麻烦”, 但回顾其发展史可发现, 无论是新兴古典还是新凯恩斯主义, 它们的相继兴起都是为了解决宏观经济学在各个时期所面对的不同“麻烦”。因此, 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本身就是宏观经济学试图解决各种“麻烦”的结果。而我们还将在后文看到, 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在当前所面临的新“麻烦”, 又成为行为宏观经济学兴起与发展的现实推动力。由此可以认为, 从新兴古典到新凯恩斯主义、再到行为宏观经济学, 其中保持着某种承继关系, 前二者构成了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渊源。故而, 为了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和评价行为宏观经济学兴起的现实意义, 我们需要首先回顾新兴古典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先后兴起历程。
　　
　　(一) 从凯恩斯主义的“麻烦”到新兴古典主义
　　
　　在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当时占据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备受推崇。①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学家信心十足, 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已为宏观决策者提供了所有关于总需求管理的行动指南。而政策制定者唯一需要关心的是应在菲利普斯曲线上选取哪个点, 即怎样对通胀率与失业率进行最优折中。在这一潮流下, 宏观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于如何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构建各类宏观总量计量模型, 至于这些总量模型背后是否存在逻辑一致的微观基础则是不重要的细节问题, 不应成为宏观决策者稳定经济的障碍 (Plosser, 1989) 。然而, 这一乐观思潮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蔓延的“滞胀”现象而渐趋结束。“滞胀”不但使菲利普斯曲线所展示的通胀率与失业率的经验关系不再存在, 而且凯恩斯主义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也无力依靠其总量分析框架做出合理解释。事实证明, 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宏观总量模型的经验正确性是难以保证的, 这导致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陷入了脱离现实的“麻烦”。
　　令人遗憾的是, 这一时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并未给出构建微观基础的恰当方式, 因为即便在凯恩斯本人的著述中, 其对个体决策行为的讨论主要基于内省式的经验观察, 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动性偏好”、“投机性动机”等, 这些论点虽然极富启发性, 但失之散乱而难于纳入统一的逻辑框架, 因此也就不易于微观决策模型的构建。对此, 学者们转而求助当时已更为成熟的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法, 尝试以消费者 (厂商) 的效用 (利润) 最大化作为构建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逻辑起点。
　　首先进行这一任务尝试的是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Friedman, 1968) 在其经典论述中指出, 如果微观个体是基于零次齐次的真实需求 (供给) 曲线来最大化其效用或利润, 那么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就应当是一条垂直线, 这就为“滞胀”的产生提供了来自微观基础的一种解释。基于此, 小罗伯特·卢卡斯 (Lucas, 1976) 进一步加入了由Muth (1961) 首推的理性预期概念, 强调微观个体对未来政策的理性预期会系统性地影响其当前的最优化选择, 从而使经验上估计到的总量行为关系不再稳定, 因此宏观总量计量模型对政策的指导意义是令人怀疑的, 这也解释了“滞胀”的政策根源, 即政府为应对衰退而采取的任何刺激政策均会被理性地预期为通货膨胀, 于是经济迅速调整到新的价格和工资均衡, 而政府希望的投资和就业增长却不会出现。
　　有关“滞胀”的讨论并不止于此。宏观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 “滞胀”中的实际产出下降意味着继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增长以来再次出现了经济周期, 而经济周期的动态特性在凯恩斯主义的静态模型中是难以解释的, 只能借助于“乘数-加速数”等附加机制, 但这与微观个体的决策过程很难关联。因此, 宏观经济学家在关于“滞胀”的微观解释机制之上进一步完善了其他逻辑细节, 以图建立一个逻辑自洽的关于经济周期的动态分析框架, 此即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Kydland&Prescott, 1982) 。
　　从本质上看,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将静态的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动态化并宏观化。因此, 以其为核心的宏观理论体系被称作新兴古典主义, 所采取的建模架构被称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主要观点包括:其一, 强调对微观消费者偏好和厂商目标的设定, 并认为宏观经济变量是众多微观个体在一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资源约束下的最优化决策结果。其二, 强调个体的前瞻性预期对当前决策的影响, 且具体地表现为理性预期, 即个体在有效利用可得信息的前提下, 可对经济变量做出在长期平均来说最为准确的预期。其三, 市场结构被假设为具有完全竞争性, 于是理性预期的个体能够准确预测各种供需变化, 从而及时充分地调整价格和工资率, 以保证市场出清和充分就业。
　　在上述基本观点下, 可自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如果抛却市场信息的偶然出错情形, 那么宏观经济波动将主要由外生冲击造成, 如政府购买的暂时增加、石油危机导致的成本上升、技术进步的突然发生等。换言之, 观测到的经济周期是对外生环境变化的最优反应, 即经济周期实际上反映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位移, 这说明周期本身是有效率的。因此, 新兴古典主义的政策内涵是, 任何干预市场的政府行为都是不必要的, 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而货币是超中性的, 市场价格的灵活调整将导致货币冲击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均不会影响实际产出, 因此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新兴古典主义的政策内涵与卢卡斯等人对“滞胀”根源的解释是内在一致的, 并与当时西方盛行的里根-撒切尔式的自由主义执政风格相契合, 因此在决策层面受到推崇 (Birol, 2015) 。而在经验层面上, 该理论所基于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也较好地拟合了美国战后经济周期的主要统计学特征 (Hodrick&Prescott, 1980;Kydland&Prescott, 1982, 1990) 。这些有利条件使得新兴古典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成为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然而, 随着新的宏观经济现象的不断涌现, 新兴古典主义也陷入了无法解释现实的“麻烦”。
　　
　　(二) 从新兴古典主义的“麻烦”到新凯恩斯主义
　　
　　新兴古典主义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麻烦”是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沃尔克紧缩” (Volcker’s Deflation) 所引发的关于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议。为了控制过高的通胀率, 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实施了强有力的货币紧缩政策, 使得美国实际联邦基金利率由接近0%上升至5%左右。其结果是, 虽然通胀率由1980年的13.5%急剧降至1982年的3.2%, 但与之相随的却是两次经济萧条 (Romer, 2016) 。在第一次萧条中, 美国实际产出下降了2.2%, 失业率从6.3%上升至7.8%;而在第二次萧条中, 实际产出下降了2.9%, 失业率从7.2%上升至10.8%。这一货币紧缩后果与新兴古典主义宣称的货币政策无效性大相径庭。经济学家很难把这一时期的实际产出下降解释成是由某种外生冲击所致而与货币紧缩无关。
　　新兴古典主义所面对的第二个现实“麻烦”是如何解释经济周期的根源。尽管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可引入多种外生冲击来触发经济周期波动, 但新兴古典主义者却发现, 为了维持其理论的逻辑自洽性, 他们不得不把周期的主要根源归结为技术的随机冲击。②然而, 现实中的技术进步往往是一国多年知识累积的渐进结果, 很难在短期内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因此, 为了论证技术冲击对经济周期确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普雷斯科特 (Prescott, 1986) 采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度量指标, 并通过测算表明这一指标可解释美国战后经济波动的50%以上, 在某些年份甚至接近75%。然而, 这种测算本身存在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曼昆 (Mankiw, 1989) 发现, 美国在二战中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高达7.6%, 显著高于战后的最高值5.2% (出现于1950年) , 但二战期间的美国是典型的需求拉动型经济, 所以这一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战后的高增长时期是令人费解的。此外, 其他相关研究还发现,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甚至与军费开支或某些货币政策变量也紧密相关 (Hall, 1988;Evans, 1992) , 这意味着由普雷斯科特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生冲击, 而是包含某些内生成分。
　　新兴古典主义所遭遇的这些现实“麻烦”促使部分宏观经济学家转向反思。他们逐渐意识到, 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对经济系统的片面抽象是导致其解释机制过于依赖技术冲击的重要原因。为了构建逻辑严密的微观基础, 新兴古典主义几乎完全摈弃了传统凯恩斯主义或凯恩斯本人强调的某些常见的市场结构特征。因此, 为了能够对经济周期做出更符合现实的解释与预测, 有必要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基本框架内恢复这些凯恩斯传统, 此即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
　　从时间上看, 新凯恩斯主义主要兴起、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以Mankiw&Romer (1991) 、Goodfriend&King (1997) 、Clarida et al (1999) 以及Walsh (2003) 的著述为代表。尽管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倡在某些方面恢复凯恩斯传统, 但他们在若干核心假定上却与新兴古典主义保持一致, 强调构建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认为决策仅能由个体做出, 宏观总量关系是个体选择行为的加总反映。为此, 新凯恩斯主义者接受了新兴古典主义关于微观个体行为的假设, 认为消费者 (厂商) 效用 (利润) 最大化是构建微观基础的逻辑起点, 并且无论消费者还是厂商均表现为理性预期。
　　然而, 新凯恩斯主义在市场结构与运行机制方面却与新兴古典主义的假设极为不同, 这导致它们的结论及政策含义也不同。具体而言, 新凯恩斯主义假设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 这意味着每个厂商都有一定的定价权。同时, 新凯恩斯主义还假设, 尽管理性预期的个体能够准确判断市场的供需变化, 但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却需要厂商之间或厂商与工人之间的协调, 并且调整本身是有成本的, 于是价格和工资在短期内存在粘性, 并导致市场处于非出清状态且存在失业, 这意味着外生的政策冲击如货币冲击会由于市场存在摩擦而引发波动, 因此经济周期不再仅由技术冲击决定。由此带来的政策启示是:在短期内对经济采取一定的政府干预是必要且有效的, 并且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变量会产生影响;但从长期看, 理性预期的力量仍会推动价格和工资调整至市场出清状态, 货币在长期下仍可保持中性。可见, 新凯恩斯主义要比新兴古典主义更为强调政策对于稳定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性。
　　尽管新凯恩斯主义重新对市场结构做了假设, 但它在理论的表述形式上并未背离新兴古典主义。实际上, 新凯恩斯主义很好地承袭了来自新兴古典主义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并据此发展出所谓的“三方程模型” (Three-Equation Model) , 分别为:
　　总需求方程, 来自消费者的跨期效用最大化, 可写作:
　　
　　总供给方程, 来自厂商的利润最大化, 可写作:
　　
　　货币政策规则, 主要描述货币当局的利率目标设定规则:
　　
　　其中为产出缺口, 即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是实际利率缺口, 即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之差;πt为通胀率, it为名义利率, Et为预期因子;εt、μt、νt代表随机扰动, 服从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③上述的“三方程模型”意味着, 一次货币政策冲击在短期内会使宏观经济系统偏离产出缺口为零的稳态均衡, 但在长期下系统仍会收敛于稳态, 这暗示货币政策的短期非中性以及长期中性, 因此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渐趋成熟, 并最终成为新的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 宏观经济学家不再依赖技术冲击作为经济周期的唯一解释, 而是可以更加细致地考察各种政策冲击对经济系统的扰动, 尤其是货币政策冲击对于经济周期的驱动作用 (Galí, 2002) , 比如“沃尔克紧缩”为何会带来经济衰退。因此, 新凯恩斯主义展现出了比新兴古典主义更强的解释力。
　　但需强调的是, 新凯恩斯主义的主流化并不意味着对新兴古典主义的摒弃。尽管早期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昆等人对新兴古典主义持较苛刻的批评态度, 但越来越多的宏观理论家意识到, 要想深入理解市场失灵怎样导致经济周期, 必须首先了解完美市场条件下的动态经济系统是怎样工作的, 而基于完全竞争假设的新兴古典主义恰可作为这种基准情形下的理论形式。正如约翰·希克斯 (Hicks, 1931) 早年所指, 一个理想的动态均衡状态有助于我们判断市场究竟会怎样偏离均衡。此外, 新兴古典主义所强调的技术因素是理解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线索 (Rebelo, 2005) 。正是在这些意义上, 新兴古典主义并未真正遭遇“麻烦”, 而是可内化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种特例情形, 并且新凯恩斯主义可视为新兴古典主义向现实贴近的理论拓展。在这一“理论共识”下, 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兴古典主义逐渐走向融合, 共同构成了所谓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 (Woodford, 2009) 。
　　
　　三、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兴起背景及其早期内容
　　
　　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 由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提供的新视角与政策指导, 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主要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了一个长达十余年的宏观经济稳定期。然而,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其后的世界性经济低迷, 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部分理论家注意到, 新的宏观经济现实提示宏观经济学必须考虑个体决策对理性行为的背离, 尤其是对理性预期的背离, 这推动了新一轮关于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改进尝试, 其表现形式即为行为宏观经济学。
　　
　　(一) 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兴起背景:两个“麻烦”的典型事实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大缓和” (Great Moderation) 的宏观经济稳定期 (Bernanke, 2004) , 主要表现为高产出、低通胀, 并且产出和通胀的波动幅度明显下降。以美国为例, 1987-2006年间的平均通胀率仅为2.4%, 且失业率也保持低位, 从1987年的6.2%下降至2006年的4.6%。同时, 美国的产出、通胀率、失业率等核心宏观指标的波动幅度也大为降低, 比20世纪70年代下降约20%~40% (Stock&Watson, 2002) 。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 理论界存在多种解释, 如外生冲击的减少、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企业库存管理能力的提升等, 但许多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将其归功于西方各国的宏观调控政策, 而政策指导主要来自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中的新凯恩斯主义。例如, 一项针对美国不同时期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表明, 沃尔克和格林斯潘在执掌美联储期间采取的积极货币政策, 恰好满足新凯恩斯主义要求的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条件, 这可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得以进入“大缓和”的重要政策导因 (Clarida et al, 2000) 。
　　然而, 这些正面支持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的经验事实却不断被另一些反面的“异象”所抵消。一般而言, 这些“异象”可主要归纳为两大典型事实:
　　第一个典型事实是, 现实中的一些重要宏观变量数据常会表现出强烈的自相关现象。比如美国1960-2009年间产出缺口的自相关系数高达0.94, 这一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广泛存在 (De Grauwe, 2012) ;又如货币政策冲击的真实效应往往持续多个时期才逐渐衰减, 其中最强反应出现于一年后, 而整个反应期长达两年以上 (Fuhrer, 2000) 。这些现象在新凯恩斯主义的“三方程模型”中难以得到模拟, 原因是无论何种冲击, 在该模型中只能带来即刻的效应并会快速消失, 因为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主要与当期冲击和预期到的未来冲击有关。这意味着要想对这些宏观变量的统计特征做出良好模拟, 必须在总需求和总供给方程中加入能够体现自相关效应的滞后项 (Walsh, 2003) , 比如在式 (1) 中加入产出缺口的滞后项^yt-1, 并在式 (2) 中加入通胀率的滞后项。但需指出的是, 一旦在总需求和总供给方程中加入滞后项, 则意味着这两个方程赖以成立的微观基础需要进行修正。以总需求方程为例, 产出的自相关性往往说明消费也是自相关的, 因为在短期内, 产出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消费需求。而消费的自相关性又进一步暗示着个体的消费并未对预期到的未来收入变化做出充分调整, 这表明原有的消费者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假设需要修改。另一方面, 在总供给方程中加入通胀率的自相关性, 则说明厂商的定价策略不完全符合前瞻式的利润最大化假定。无论怎样, 现实宏观数据中存在的强自相关性意味着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必须对其微观基础做出适当调整。
　　第二个典型事实是, 尽管宏观经济在一段时期内可以实现“大缓和”, 但长期中总是一再发生市场难以快速修复的极端经济问题, 如1929年全球大萧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等。这些经济问题均涉及资本市场泡沫和银行系统崩溃等情形, 往往伴随着核心宏观经济指标的大起大落。以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 当年第四季度的美国实际GDP即下降1.3%, 及至2009年第一季度又下降了5.4%;而主要发达国家在危机期间的失业率均保持10%以上 (Mishkin, 2011) 。对于这些极端经济现象, 如果用更技术化的语言表达即是:产出缺口的真实频率分布与正态分布之间存在显著偏差, 更类似于具有尖峰-厚尾特征的拉普拉斯分布 (Fagiolo et al, 2008) , 这意味着产出缺口的波动远大于与正态分布相匹配的波动, 所以经济周期中会出现偏离正态分布的更多极端经济事件。然而,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中却缺乏恰当的模型机制来对这些极端市场现象进行解释与预测 (Krugman, 2009) , 因为在新兴古典或新凯恩斯主义构想的经济系统中, 波动仅由外生冲击导致, 而各种输入的外生冲击一般被假定为服从正态分布, 这导致模型的输出结果也服从正态分布。此外, 即便假设输入的外生冲击具有厚尾特征, 也难以保证模型的输出结果仍表现出厚尾特征 (Ascari et al, 2015) 。因此, 基于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分析方法会使我们低估在任一时期产出缺口出现大规模波动的概率。要想提高对极端经济事件的预测力, 宏观经济模型必须具备内生的引致大幅经济震荡的传导机制, 而在以个体理性预期为微观建模基础的理论中是难以实现的, 因为理性预期意味着个体完全了解外生冲击的分布并进行最优决策, 这导致市场具有极强的纠偏能力以避免极端事件的大概率发生 (De Grauwe, 2012) 。
　　以上两个典型事实表明, 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在当前也陷入了无法应对现实的“麻烦”, 而“麻烦”的根源均与微观基础的建模方式过于依赖理性假定有关。为此, 部分宏观理论家启动了旨在拓展个体理性假定的针对微观基础的“改良运动”, 而行为经济学恰为这一目标提供了理论工具与建模思路, 其结果即为行为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二) 行为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及其早期研究
　　
　　从时间上看, 我们很难为行为宏观经济学的产生指定一个具体年份, 因为自行为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以来, 相关领域的经济学家即开始寻求如何将其观点与方法用于对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 但这些早期的理论尝试并未受到当时如日中天的新兴古典与新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直至21世纪初, 随着“大缓和”时代走向终结, 以及各国宏观数据一再表现出强自相关性与非正态分布特征, 才促使理论界转向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反思, 并将目光投于新兴的行为宏观经济学。
　　关于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系统阐述最初见于乔治·阿克洛夫载于《美国经济评论》 (AER) 的两篇经典论文 (Akerlof, 2002, 2007) 。在《行为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 (Akerlof, 2002) 一文中, 阿克洛夫回顾了宏观经济思想自凯恩斯以来的简要发展史, 指出新兴古典主义虽然改变了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的窘境, 并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宏观经济行为, 但这一范式上的转变却过度抽象掉了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简称《通论》) 中强调的其他所有心理学或社会学因素, 包括认知局限、公平、互惠、羊群效应和社会身份等, 这导致新兴古典主义的解释及预测力受到极大限制。
　　其后, 阿克洛夫在《宏观经济学中缺失的动机》 (Akerlof, 2007) 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鉴于新兴古典主义的诸多局限, 随后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开始致力于构建一个更为完善的微观基础, 但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在新兴古典主义的分析体系中加入市场摩擦因素, 包括信任约束、信息不对称、税制扭曲、交错契约和菜单成本等。这虽然使新兴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市场假定被一般化为“有一定价格粘性的不完全竞争市场”, 从而使新凯恩斯主义具备了更强的理论适用性, 但《通论》中所强调的心理学或社会学因素却仍被置于考虑范围之外, 这使得新凯恩斯主义在其自身逻辑结构内很难再做进一步理论拓展。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阿克洛夫建议应在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中再现《通论》中强调的重要心理学或社会学因素, 即对个体偏好模型进行适当修正, 以改变原有偏好假定过于偏狭并缺失某些重要行为动机的状况, 而行为经济学恰可为此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来源。阿克洛夫认为, 由此形成的新的宏观理论体系将能够解释除了“市场摩擦”之外的其他宏观经济“异象”, 此即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意涵所在。
　　可见, 从表面上看, 行为宏观经济学关心的是如何基于行为经济学来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但从更深层次看, 行为宏观经济学其实强调的是向凯恩斯传统的进一步回归, 以试图完成早期凯恩斯主义者所无法完成的微观建模尝试, 这得益于行为经济学近30年来不断成熟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从已有文献看, 早期行为宏观经济学主要着眼于如何为宏观数据中的强自相关性提供微观层面的解释, 以此修正原有的微观基础。具体而言:
　　关于新凯恩斯主义总需求方程中的自相关问题, 较早的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修正是引入消费者的习惯形成因素 (Habit Formation) (Abel, 1990;Fuhrer, 1997) , 即假设消费者的当前效用不仅取决于当前消费, 还依赖于当前消费与某一消费参考点的相对差异。其中, 消费参考点既可以是个人过去的消费习惯 (Fuhrer, 2000) , 也可以是过去时期所有消费者的平均选择 (Amato&Laubach, 2003) 。当引入习惯形成因素之后, 个体的跨期消费一阶条件将发生变化, 不再像新凯恩斯主义预测的那样仅关注绝对消费水平, 而且还会关注消费水平的相对差异。换言之, 此时的消费者跨期一阶条件将使个体的当期消费水平成为过往时期某一消费水平的函数, 于是个体的消费支出将表现出明显的自相关特征, 而这进一步意味着产出缺口也是自相关的。与上述讨论类似的是, 阿克洛夫 (Akerlof, 2000) 还指出社会身份和社会规范也会主导个体的消费行为。如果个体的消费决策过于脱离既有的社会规范, 比如由于预期得到一笔巨额遗产而在当前尽情挥霍, 那么他就会蒙受一定的效用损失。因此, 消费具有平滑性, 不会对可预测的未来收入变化做出足够调整, 这也将导致受消费需求决定的产出呈现自相关特征。
　　另一方面, 关于新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方程中的自相关问题, 早期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修正主要从社会偏好角度考察厂商的定价策略或工资策略对通胀率的动态影响 (Rotemberg, 2005;Driscoll&Holden, 2004) 。从定价策略看, 当厂商预期生产成本上升时, 厂商将倾向于提价, 但这一信号未必能被消费者接收到。如果消费者判断厂商的提价是由成本上升所致, 那么消费者就会认为这是公平而可接受的。反之, 如果消费者未接收到厂商成本上升的信号, 那么将会认为提价是不公平的, 于是大幅减少对厂商产品的需求, 甚至超出一般需求弹性所能解释的范围。当厂商意识到这一点时, 他们对提价就会变得十分慎重并减少提价次数, ④这导致通胀率将一直维持低位, 从而表现出自相关性。相对应的是, 在高通胀时期, 消费者一般都会接受这是厂商成本急剧上升所致, 因此厂商的进一步提价也就是公平的, 这使得过去的高通胀得以向当前的高通胀传递, 于是也会导致通胀率呈现自相关性。而从工资策略看, 厂商为了维持公平会参考其他厂商的既往工资策略, 以保障自己工人的工资增长不低于其他企业工人的工资增长 (Bhaskar, 1990) , 这将导致工资增长率呈现自相关特征。由于工资是决定产品成本及价格的重要因素, 因此通胀率自然也将表现出自相关特征。
　　以上简要的文献回顾显示, 行为宏观经济学对于微观基础的修正, 已不再像新凯恩斯主义那样仅着眼于对市场结构特征的一般化, 而是推进到个体决策特征的修正, 即更关注个体决策是否符合标准的理性假定。因此, 标准的以理性假定为前提的个体决策模型就自然成为行为宏观经济学构建其微观基础的参照系或零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 无论是新兴古典还是新凯恩斯主义, 均可视作行为宏观经济学在不同市场结构假定下的特例形式。然而, 上述的这些早期研究却很难解释前文提到的第二个典型的“麻烦”问题, 即为什么宏观数据中存在明显的非正态分布特征, 而这对于理解经济史上一再出现的市场极端现象却至关重要。由此, 近年来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如何解释这一典型的宏观经济事实, 而这进一步推动了针对微观基础的重构, 并引发了相关研究方法的深刻演变。
　　
　　四、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诚如前述,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中, 新兴古典与新凯恩斯主义所共享的微观基础是关于个体决策的理性假定, 尤其是理性预期假定。这意味着当外生冲击出现时, 个体的预期将能做出最优反应, 因此市场具有强大的内在纠错力以减少极端经济事件的发生。然而, 现实宏观数据表现出的非正态分布特征, 却暗示着市场经常无法对外生冲击进行完美“过滤”, 因此仅依靠外生冲击来解释经济的剧烈波动是不完整的, 宏观经济学必须在其微观基础中重构个体的预期形成机制 (Expectations Formation) , 以试图从内生视角来理解宏观数据的非正态分布特征, 这已成为近年来行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研究趋势。
　　
　　(一) 微观基础的重构I:理性预期假定的修正
　　
　　在现实经济环境中, 无论消费者还是厂商, 均需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完成跨期决策问题, 这需要首先形成预期, 然后才可做出决策, 并通过市场出清过程来决定宏观变量的实现值, 而这些实现值又将成为个体决策者对未来形成预期的依据。故而, 从本质上看, 宏观经济系统可视为一种预期反馈系统 (Expectation Feedback System) (Hommas, 2011) , 因此在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时, 对预期形成机制进行建模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下, 有关预期形成机制的建模被简单抽象为理性预期假定, 其核心主张是:个体可使用所有可得信息, 并能够在平均意义上对未来的宏观变量做出无偏预测, 即不存在系统性的预测偏误。进而言之, 在理性预期者眼中, 历史信息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可靠而无偏的指导, 历史事件的客观概率分布不仅存在, 而且还会继续主导未来事件的发生 (Davidson, 1991) 。而当所有个体都具有理性预期时, 意味着参与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总能根据历史信息对未来做出正确判断, 于是市场总能自动回归充分就业均衡, 但这却无法解释现实中的市场为何会一再陷入难以快速自我修复的境况。
　　由此, 宏观经济理论家从两个方面对理性预期假定提出了批评 (Rudd&Whelan, 2006;Carriero, 2008) :首先, 过于要求个体拥有关于经济运行规律的各种知识, 并且还需具备高超的计算能力;其次, 即便个体拥有如此高超的预测技巧, 他们也会由于缺乏高频的历史数据而无法得出关于各种变量的统计结论。⑤因此, 个体很难充分理解世界的复杂性, 而是仅能理解世界的极小一部分, 这意味着现实世界对于真实的市场主体而言更像是一种难以计算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环境, 而不是概率可知的风险环境, 因此理性预期假定是一个过于强势的假定。那么, 现实中的决策个体又是如何来形成预期以指导其决策呢?
　　实际上, 有关预期形成机制的讨论也可追溯至凯恩斯本人的著述。如在《通论》中, 凯恩斯即强调投资者的预期对于经济波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在其另一篇以就业为主题的重要论文中, 凯恩斯 (Keynes, 1937) 进一步提出人们一般会采取三种预期方式来指导决策:其一, 一般会假定当前的市场结果能够充分反映市场特征, 因此可作为预期的有益指导, 并且对那些难以确知的信息不予理会;其二, 会假定现有的价格和产出是在正确预期的基础上形成的, 因此除非有新的相关信息进入视野, 人们无须改变对当前预期的接受;其三, 如果人们发现自身的预期无效或不可依赖, 那么他们就会假定其他社会成员更了解情况、判断更准确, 于是最佳的预期方式就是尽量服从多数人的判断规则, 换言之, 此时人们将根据当时流行的社会惯例来指导预期。
　　尽管凯恩斯对个体预期方式的讨论非常富于启发性, 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 由于这些讨论缺乏来自微观层面的经验支持, 很难进行精确定义和描述, 因此也就不易纳入微观决策模型的构建过程。但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行为经济学及其研究结论, 却使凯恩斯的开创性观点获得了更多经验证据以及被模型化的可能。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 个体由于计算能力的欠缺以及可得信息的局限性, 并非像理性预期模型设想的那样使用贝叶斯法则来估计随机事件的概率分布, 而是使用若干特定而简易的“经验法则”或“直觉推断法” (Heuristics) 来简化认知任务, 以期将复杂的预期过程转化为简单操作 (Tversky&Kahneman, 1974) 。其中, 所涉及的直觉推断法主要包括: (1) 代表性直觉推断法 (Representativeness) , 系指个体往往根据随机事件与已有经验的相似度来预期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2) 可得性直觉推断法 (Availability) , 指个体会根据那些最易于接触及回忆的信息来预期未来事件的发生可能性; (3) 锚定直觉推断法 (Anchoring) , 指个体有时会锚定于某一初始值信息, 并通过对该初始值的有限调整来决定其预期, 即当前的市场信息是形成预期的最直接依据。行为经济学家强调, 使用直觉推断法在一般情况下虽可奏效, 但有时却会导致严重偏离真实情况的系统性偏差。
　　不难看出, 代表性和可得性直觉推断法与凯恩斯提出的第一种预期方式有关;而锚定直觉推断法与他提出的第二种预期方式有关。由于这些直觉推断法是在大量针对个体受试者的实验中得到考察的, 具有充分的经验支撑, 因此可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提供一个有别于理性预期假定的替代性模型 (Pech&Milan, 2009) 。比如, 一些宏观经济理论家在微观建模时假设, 厂商由于存在认知局限而很难对未来价格水平的分布概率进行理性预期, 故而在制定当前价格时会借助某些直觉推断法———厂商可能会以过去的通胀率作为当前通胀率的代理指标 (Galí&Gertler, 1999) ;或是基于最近的价格水平来推测未来价格 (Rudd&Whelan, 2007) , 又或是使用一种粘性信息法来指导定价, 即一部分厂商会根据当前的可得信息来定价, 而另一部分厂商却根据以往的信息来定价 (Mankiw&Reis, 2006) 。基于这些关于厂商预期行为的修正, 研究者进一步深化了对某些宏观变量如通胀率存在自相关特征的理解。但令人遗憾的是, 这些修正依然无法完成对市场内生波动机制的说明。其原因即在于, 这些研究并未论及凯恩斯强调的第三种预期方式, 即个体的预期会受到社会惯例的影响, 而这一预期方式恰是凯恩斯观点中最有特色的部分, 因为它涉及预期规则在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模仿与学习。我们将在下文看到, 这可能是导致经济系统内生大幅经济波动的关键机制。
　　
　　(二) 微观基础的重构II:个体学习机制的引入
　　
　　如前所述, 在凯恩斯强调的第三种预期方式中, 当个体自身预期失效时就会参考其他个体的预期规则 (也即社会惯例) , 这意味着个体之间的预期本身是异质的, 但却可相互学习。对此, 近年来已有大量文献从经验及理论两个方面探讨个体预期的异质性与学习动态 (Brock&Hommes, 1997;Branch, 2004;Hommes, 2011) 。在这些研究中, 个体被认为具有内在的认知局限, 并且不同个体会采取不同的直觉推断法来解读同一市场信号, 这导致个体对未来会形成异质的信念或预期。但同时个体被赋予了通过学习来调整预期的意愿, 即当个体使用某一直觉推断法来形成预期时, 会在事后让这种推断法接受检验以考察其“适用性”, 并不断与其他推断法进行对比。如果这一推断法表现良好, 则他会继续使用;如若不然, 就转向使用其他推断法。因此, 个体会不断通过试错而内生地选择有着最优表现 (“适用性”最高) 的直觉推断法, 这可被称为一种自适应学习机制 (Adaptive Learning) (Sargent, 1993;Evans&Honkapohja, 2001;Bullard&Mitra, 2002;Preston, 2005;De Grauwe, 2012) 。
　　异质性预期与自适应学习机制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是, 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所推崇的基于“代表性决策个体”的微观基础需要重构。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下, 理性预期意味着所有个体均能理解潜在世界的复杂结构, 因此对于所有理性预期者来说, 客观世界仅存在一个“事实”, 而所有个体均能理解这唯一的“事实”。于是, 所有个体的预期在平均意义上均是相同的, 这意味着在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时, 我们仅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代表性决策个体”即可。然而, 当我们放松理性预期假定, 并引入包含直觉推断法与自适应学习机制的假设时, 由于个体可以使用不同的直觉推断法, 所以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代表性决策个体”就不再合理, 因为在决策个体之间存在异质性, 而异质性又可能引致决策个体之间的交互学习, 这种交互作用最终将使外生冲击无法被经济系统“完美”过滤, 而是会内生出背离理性预期均衡的系统性偏差。⑥
　　具体而言, 以对产出缺口的预期为例, 我们可假设所有个体均面临两种直觉推断法以供选择:其一为基础规则 (Fundamentalist Rule) , 即按照产出缺口的稳态值 (通常为零) 来预期下一期的产出缺口;其二为外推规则 (Extrapolative Rule) , 即基于上一期的产出缺口来预期下一期的产出缺口。可见, 这样的假设意味着仅有某些最直观的历史数据信息会对当前预期产生影响, 而预期又决定着下一期宏观变量的实现值, 因此宏观变量数据就会出现自相关特征。类似的假设广泛见于各类行为经济学文献 (Brock&Hommes, 1998;Boswijk et al, 2007;De Grauwe, 2011, 2012;Liu&Minford, 2014) 。更重要的是, 当发生某种外生的随机冲击后, 两种直觉推断法中的一种 (比如外推规则) 可能会在事后表现出较好的“适用性”, 比如预测误差较小, 从而吸引更多个体转向使用外推规则。从总体上看, 这就好比那些原本使用基础规则的个体向使用外推规则的个体进行学习, 即凯恩斯所说的依照流行的社会惯例来指导预期。可以想象, 如果个体使用的是正向的外推规则, 即预期未来将出现正的产出缺口, 那么我们将观测到越来越多的个体转而预期正的产出缺口, 这将推动总需求上升, 于是正的产出缺口在未来会自我实现, 并进一步推动更多个体转而使用正向的外推规则。这一过程循环往复, 最终将导致市场出现过度繁荣, 但这一趋势却不会永远持续。如果央行依据货币政策规则试图提高利率以控制过热的产出, 那么使用正向外推规则的个体将发现这一直觉推断法的“适用性”正在变差, 于是基础规则再次受到青睐, 甚至负向的外推规则也变得具有吸引力并成为新的社会惯例, 这将引发总需求下降, 从而导致经济转向下行或陷入严重衰退。
　　可见, 在微观基础中引入个体的异质性预期及交互学习动态, 将使宏观经济模型成为更高级的“加强版本”, 其中具备了引致剧烈周期性波动的内生机制, 这不但可描述一段时期内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为何存在强自相关性, 而且可解释这些变量为何呈现尖峰-厚尾的非正态分布特征 (De Grauwe, 2012) 。这意味着行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来解释前文提到的现代宏观经济学面临的两大“麻烦”事实, 而无需再用各种“临时性”的假设或“想象”的外生冲击来处理这些宏观经济“异象”。从这个意义上说, 行为宏观经济学进一步提高了宏观经济学解决现实“麻烦”的能力。同时, 这也迫使政策设计者需要重新思考传统宏观调控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比如, 如果个体能够形成理性预期并迅速达到理性预期均衡, 那么政策制定者就无需考虑政策的滞后效应。但如果个体是以一种自适应学习的方式来调整预期, 那么个体对政策效应的学习速度就必须受到决策当局的重视, 因为这关系到如何决定政策的最佳出台时机 (Assenza et al, 2014) 。
　　
　　(三) 实验方法的运用
　　
　　尽管预期形成机制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建模至为关键, 并且是行为宏观经济学当前的重要研究议题, 但个体预期的经验数据却难有可靠来源。其原因在于, 现实中可获得的关于未来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期值大多属于调查数据, 一般通过向受访者支付一定酬劳而得到, 因此无法确保受访者具有认真作答的动机。⑦然而, 预期数据对于考察个体的预期形成机制又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近年来宏观经济学家开始借助实验室实验来获取这类数据并为微观建模提供更多经验线索。
　　事实上, 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使用实验方法已有近30年历史 (Amano et al, 2014) , 但这一研究方法一直以来被主流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所质疑。在主流观点下,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非实验的科学, 仅能运用历史统计数据来评价其模型, 恰如自然科学中的气象科学, 仅能基于实地观测而无法通过实验来检验其理论。然而, 随着受控实验已被微观经济学接受为主流的经验研究法, 近年来宏观经济学家也将目光投向于如何基于实验方法来评价宏观经济模型的核心假定与预测, 此即所谓的实验宏观经济学 (Experimental Macroeconomics) (Duffy, 2008)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 尽管实验方法难以得到主流现代宏观理论家的认可, 但恰是由于现代宏观经济学实现了对微观基础的建模, 才使得相关的实验研究成为可能, 因为个体最优决策模型及其宏观结果非常适合作为实验室条件下的基准检验假说, 以方便实验者观察个体受试者及其总体行为在实验情境下是否与基准情形存在系统性偏离。可以认为, 实验室方法与宏观计量方法一样, 正日益成为检验宏观经济模型的重要经验方法。此外, 在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中, 小型而可控的实验室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政策“培养皿”, 以考察各种宏观干预政策的可行性及其潜在后果, 再据此将这些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 就能更可靠地用于较大范围的现实情形。⑧
　　迄今为止, 宏观经济学实验已在多个专题领域得到开展, 包括个体如何对未来的内生变量形成预期 (Adam, 2007;Bao et al, 2012) , 如何在多均衡环境下完成均衡选择 (Duffy&Fisher, 2005;Lei&Noussair, 2007) , 如何对各种财政或货币政策干预做出反应 (Noussair et al, 2014, 2015;Petersen, 2015) , 等等。在这些研究中, 有关个体预期的实验可为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建模提供许多直观线索, 其中尤以学习型预测实验 (Learning-to-Forecast Experiment) 最为相关。在这类实验中, 受试者的任务是对某一经济变量 (比如市场价格) 提交他的预期值, 而实验者通过收集所有受试者的预期值, 就可在预先给定的个体最优决策模型中代入这些值以计算受试者此时的潜在选择 (比如产量、交易量等) 以及由此决定的市场出清价格, 然后再向受试者展示这些市场变量的实现值, 以作为他们提交下一期预期值的参考信息 (Marimon&Sunder, 1993, 1994, 1995) 。可见, 在学习型预测实验中, 受试者必须对某一经济变量进行预期, 而他们的预期又共同决定了该经济变量的实现值, 这又反过来引发了个体预期的自我更新, 即个体会依据经济变量的实现值进行学习以指导新的预期。因此, 这类实验属于内含反馈机制的实验, 这与行为宏观经济学强调的宏观经济系统可视为某种预期反馈系统是一致的, 故而可用于考察动态宏观经济环境下的个体预期方式, 以及这些预期方式在个体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协调。
　　近年来, 已有若干基于学习型预测实验的研究在实验室条件下得到了个体受试者存在异质性预期的证据 (Pfajfar&Santoro, 2010;Assenza et al, 2013) , 并发现受试者经常使用多种预期规则, 如自适应预期规则 (Adaptive Expectation) 、追随趋势规则 (Trend-Following Rule) 、锚定与调整规则 (Anchor and Adjustment Rule) 、反向预期规则 (Contrarian) 等, 且会根据相关经济变量的逐期实现值而在不同预期规则之间不断变换, 甚至在不同受试者之间达成协调 (Anufriev&Hommes, 2012) , 这在经验上进一步支撑了行为宏观经济学关于个体异质性预期与自适应学习动态的假设。
　　但需着重指出的是, 学习型预测实验不仅仅限于为行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经验证据。它的另一个重要实验发现是, 当在实验室条件下设置不同的预期反馈系统时, 个体受试者的预期形成及交互方式会表现出很大差异, 以至于最终的实验结果也极为不同 (Heemeijer et al, 2009) 。具体而言, 如果预期是负反馈的, 那么在实验中常会观察到市场价格向理性预期均衡的迅速收敛;而在正反馈市场中, 市场价格很难收敛于理性预期均衡, 甚至会围绕基本面价格做剧烈的震荡运动。由于正反馈市场一般由需求面驱动 (如资本市场) , 而负反馈市场主要受供给面驱动 (如蛛网型的农产品市场) , 因此不同的预期反馈系统实际上反映了现实中的不同市场结构, 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学在构建其微观基础时, 应将决策个体置于某个特定的预期反馈系统之内来建模, 以考察不同的市场结构对个体预期及其决策的差异化影响, 这可能是行为宏观经济学在未来阶段的一个重要研究趋势。
　　另一类与学习型预测关系密切的实验设计是所谓的学习型最优决策实验 (Learning-to-Optimize Experiment) , 其中并不直接考察受试者的预期, 而是要求他们在实验中提交关于产量或价格的选择 (Noussair et al, 2007;Crockett&Duffy, 2013) 。由于受试者提交的选择必然是在形成预期之后做出的, 因此在这类实验中我们观察到的将是混杂着预期与选择过程的最终结果。而反观前述的学习型预测实验, 受试者仅被要求提交各自的预期值, 而这些值被代入给定的最优决策模型后即可自动生成市场最终结果。因此, 可以预料的是, 如果把学习型预测与学习型最优决策这两类实验的结果进行对比, 就可帮助我们考察受试者会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最优化选择。对此, 目前的一个重要实验发现是, 在学习型最优决策实验中, 其总体市场结果要比学习型预测实验中表现得更加偏离理性预期均衡, 这意味着受试者在形成预期之后很难完成最优化决策 (Assenza et al, 2014) 。其启示是, 在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时, 应将个体无法形成理性预期与难以完成最优化选择结合起来共同建模, 这可作为行为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另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下新兴古典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缘起、成就与“麻烦”进行了简要回顾, 并进而对近年来新兴的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做了深入讨论。本文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其一, 从理论的发展规律看, 主流宏观经济学并未真正陷入保罗·罗默所言的脱离现实的“麻烦”。事实上, 我们所看到的“麻烦”, 更应看作是主流宏观经济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内无法解决实践问题的暂时性困难。对此, 主流宏观经济学必须不断对其理论做出自我修正与更新, 以提升其解决各种“麻烦”的能力, 进而实现对前一阶段理论的超越与涵盖, 此即我们看到的从新兴古典到新凯恩斯主义、再到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层层递进式的理论发展趋势。如果说新兴古典主义通过将其理论构建于个体理性决策模型之上, 而解决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的窘境, 那么新凯恩斯主义则是在微观基础之上又加入各种市场摩擦因素, 以使宏观经济理论家得以对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更深入的考察。而行为宏观经济学则进一步将微观基础的构建推进至个体背离理性假定的异质性认知层次, 强调宏观总体现象并非微观个体行为的简单线性加总, 这为理解经济波动的持续性特征以及大幅市场震荡的难于自我调整提供了更深刻的观察视角。因此, 从本质上看, 主流宏观经济学近30多年的发展演变反映了宏观经济学不断对其微观基础进行自我更新以解决各种“麻烦”的过程, 而行为宏观经济学恰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可以预料的是, 行为宏观经济学也并非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终极版本, 它必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新的实践难题的出现而得到更多改进。
　　其二, 从理论的实践应用看, 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为宏观决策部门提供了与新兴古典及新凯恩斯主义完全不同的新的政策启示。具体而言, 无论在新兴古典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下, 微观主体均被预设为理性个体, 这实质上意味着市场主体是由同质的具有理性预期的效用 (利润) 最大化者所构成。在这一思路指引下, 相关的宏观干预政策也均以理性个体作为默认的实施对象。于是, 若市场满足充分竞争条件, 个体就能准确快速地根据市场信息形成预期并调整决策, 从而实现市场出清和资源最优配置, 因此政府无须进行任何政策干预。而如果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并存在摩擦, 则短期内用于稳定经济的政策干预就是必要的, 且由于被干预的微观对象是大量同质的理性个体, 因此宏观层面的政策效应可被精确预测, 这意味着决策部门可对各类经济问题准确施策。然而, 在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下, 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对各类市场信息具有复杂的认知程式与异质性预期, 导致个体并不遵循同一的理性决策模式。因此, 一方面, 即便市场满足充分竞争条件, 个体的认知特征及其异质性预期也会使市场内生出对理性均衡的各种系统性偏离, 从而导致市场难以有效配置资源;另一方面, 当市场存在摩擦而需要政策干预时, 同一种宏观政策却可能使不同的个体产生异质性预期并激发出复杂的交互学习动态, 这将导致宏观总体行为难以准确预测, 因此宏观政策的制定必须立足于市场主体在既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认知特征。
　　上述关于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总结, 可为解决我国现实宏观经济问题带来新的启发与思路。近年来, 已有部分国内学者基于我国经验事实展开了相关研究, 如陈彦斌、唐诗磊 (2009) 发现, 企业家信心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变量, 且可分解为可被经济基本面解释与无法用基本面解释的两类信心, 其中后者与公众的认知特征密切相关。对此, 政府在宏观调控时必须在方式上兼顾这两种信心波动, 尤其不能使公众陷于被后一种信心类型主导才能更有效地平滑经济、降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许志伟等 (2015) 在一项针对公众预期的研究中指出, 我国转型期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部分公众由于不确定感上升而产生保守的适应性预期, 导致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变得迟钝而持久, 这与蒋海、储著贞 (2014) 的观点是暗合的, 后者也发现私人部门的适应性学习预期会缩小央行控制产出与通胀率的操作空间。贺京同、刘倩 (2016) 则进一步发现, 市场主体的异质性预期还会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市场化水平下产生异质性效果: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 货币政策仅能有效调控通货膨胀, 但缺乏稳定产出的能力;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 以调控产出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不仅能稳定产出, 还能稳定通货膨胀。因此, 在短期内, 考虑到我国市场化水平还不够高, 故而货币政策应主要以调控产出为目标;而在长期内, 政府应逐步出台措施以合理引导和管理公众预期, 才能真正确保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此, 程均丽等 (2015) 提出央行应为私人部门设置一个稳固而强大的预期之锚, 以使市场生成关于预期的自我稳定机制。而范从来、高洁超 (2016) 则认为针对公众预期的管理更应深入到对微观个体的学习机制的干预。
　　以上关于国内现有文献的概述表明, 一旦在宏观问题分析中引入个体背离理性行为的认知环节, 就必然需要对关于宏观政策及市场机制有效性的主流观点进行修正。当前, 中国正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核心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基于上述讨论的深刻启示是, 无论是构建有效市场体制还是制定各类宏观调控措施, 不能仍将理性个体作为潜在的作用对象, 而应强调市场主体的认知环节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的潜在作用。否则, 相关政策及制度安排很可能无法达到促进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 甚至在某些情形下会刺激或扭曲市场主体的认知进程或预期模式, 反而导致市场总体结果更加偏离预定的调控目标。这些基于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独特政策观, 对于我国当前推动政府职能转换、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陈彦斌 陈惟, 2017:《从宏观经济学百年简史看“宏观经济学的麻烦”》, 《经济学动态》第1期。
　　[]陈彦斌 唐诗磊, 2009:《信心、动物精神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金融研究》第9期。
　　[]程均丽 李雪 刘枭, 2015:《中国通货膨胀预期异质性研究——兼论我国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预期管理》, 《经济评论》第6期。
　　[]范从来 高洁超, 2016:《适应性学习与中国通货膨胀非均衡分析》, 《经济研究》第9期。
　　[]贺京同 刘倩, 2016:《市场化程度、供给侧管理与货币政策效果》,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蒋海 储著贞, 2014:《总供给效应、适应性学习预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金融研究》第5期。
　　[]许志伟 樊海潮 薛鹤翔, 2015:《公众预期、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动态》, 《经济学 (季刊) 》第4期。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2005年版。
　　[]Abel, A.B. (1990) , “Asset prices under habit formation and 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2) :38-42.
　　[]Adam, K. (2007) ,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persistence of output and inflation”, Economic Journal 117 (520) :603-635.
　　[]Akerlof, G.A. (2000) , “Economics and ident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3) :715-753.
　　[]Akerlof, G.A. (2002) , “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 (3) :411-433.
　　[]Akerlof, G.A. (2007) , “The missing motivation in macro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1) :5-36.
　　[]Amano, R.et al (2014) ,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xperimental macroeconomics”, Bank of Canada Review, Autumn.
　　[]Amato, J.D.& T.Laubach (2003) , “Rule-of-thumb behavior and monetary polic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7 (5) :791-831.
　　[]Anufriev, M.& C.H.Hommes (2012) , “Evolutionary selection of individual expectations and aggregate outcomes in asset pricing experimen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icroeconomics 4 (4) :35-64.
　　[]Ascari, G.et al (2015) , “Fat-tail distributions and business-cycle models”, Macroeconomic Dynamics 19 (2) :465-476.
　　[]Assenza, T.et al (2013) , “Individual expectations and aggregate macro behavior”, 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13-016/II.
　　[]Assenza, T.et al (2014) , “Experiments on expectations in macroeconomics and finance”, in:J.Duffy (ed) , Experimental Macroeconomics, Emerald.
　　[]Bao, T.et al (2012) , “Individual expectations, limited rationality and aggregate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36 (8) :1101-1120.
　　[]Bernanke, B.S. (2004) , “The Great Moderation”, Remarks at the meetings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Bhaskar, V. (1990) , “Wage relatives and the natural range of unemployment”, Economic Journal 100 (400) :60-66.
　　[]Birol, O.H. (2015) , “What it means to be a new classical economist”,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95:574-579.
　　[]Blanchard, O. (2016) , “Do DSGE models have a future?”, Policy Brief 16-11,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oswijk, H.et al (2007) , “Behavioral heterogeneity in stock pr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31 (6) :1938-1970.
　　[]Branch, W. (2004) , “The theory of rationally 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on inflation expectations”, Economic Journal 114 (497) :592-621.
　　[]Brock, W.A.& C.H.Hommes (1997) , “A rational route to randomness”, Econometrica65 (5) :1059-1095.
　　[]Brock, W.A.& C.H.Hommes (1998) , “Heterogeneous beliefs and routes to chaos in a simple asset pricing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2 (8-9) :1235-1274.
　　[]Bullard, J.& K.Mitra (2002) , “Learning about monetary policy rul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9 (6) :1105-1129.
　　[]Carbone, E.&J.D.Hey (2004) , “The effect of unemployment on consumption: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Economic Journal 114 (497) :660-683.
　　[]Carriero, A. (2008) , “A simple test of the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 Economics Letters 100 (2) :241-244.
　　[]Chen, S-H.& U.Gostoli (2014) , “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agent-based macroeconomics”, in:S.Omatu et al (eds) , Distribute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pringer.
　　[]Clarida, R., J.Galí& M.Gertler (1999) , “The science of monetary policy:A new 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 (2) :1661-1707.
　　[]Crockett, S.&J.Duffy (2013) ,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Lucas asset pricing model”, Working Paper No.504,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Davidson, P. (1991) , “Is probability theory relevant for uncertainty?A post 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1) :129-143.
　　[]De Grauwe, P. (2011) , “Animal spirits and monetary policy”, Economic Theory47 (2-3) :423-457.
　　[]De Grauwe, P. (2012) , Lectures on 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lliGatti, D.et al (2010) , “Complex agent-based macroeconomics:A manifesto for a new paradigm”,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ion 5 (2) :111-135.
　　[]Dreger, C.& G.Stadtmann (2008) , “What drives heterogeneity in foreign exchange rate expectations:Insights from a new surv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13 (4) :360-367.
　　[]Driscoll, J.C.& S.Holden (2004) , “Coordination, fair treatment and inflation persistenc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 (2-3) :240-251.
　　[]Duffy, J. (2008) , “Experimental macroeconomics”, in:S.Durlauf & L.Blume (eds) ,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Palgrave Macmillan.
　　[]Duffy, J.& E.O’N.Fisher (2005) , “Sunspots in the laborat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3) :510-529.
　　[]Evans, C.L. (1992) , “Productivity shocks and real business cycles”, Journalof Monetary Economics 29 (2) :191-208.
　　[]Evans, G.W.& S.Honkapohja (2001) , Learning and Expectations in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giolo, G.et al (2008) , “Are output growth-rate distributions fat-tailed?Some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3 (5) :639-669.
　　[]Friedman, M. (1968) ,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1) :1-17.
　　[]Fréchette, G.R. (2015) , “Laboratory experiments:Professionals versus students”, in:G.R.Fréchette & A.Schotter (eds) ,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 Method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uhrer, J.C. (1997) , “Towards a compact, empirically-verified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for monetary policy analysis”,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47:197-230.
　　[]Fuhrer, J.C. (2000) , “Habit formation in consump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policy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3) :367-390.
　　[]Galí, J. (2002) , “New perspectives on monetary policy, inflation and the business cycle”,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8767.
　　[]Galí, J.& M.Gertler (1999) , “Inflation dynamics:A structural econometric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4 (2) :195-222.
　　[]Goodfriend, M.& R.King (1997) , “The 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 and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in:B.S.Bernanke &J.Rotemberg (eds) ,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7, Vol.12, MIT Press.
　　[]Hall, R. (1988) , “The relation between price and marginal cost in U.S.indust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6 (5) :921-947.
　　[]Heemeijer, P.et al (2009) , “Price stability and volatilityin markets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ctations feedback”,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33 (5) :1052-1072.
　　[]Hicks, J. (1931) , “Equilibrium and the cycle”, reprinted in:J.Hicks, Collected Essay on Economic Theory, Vol.II, Money, Interest and Wages, Basil Blackwell Ltd.
　　[]Hodrick, R.& E.Prescott (1980) , “Post-war business cycle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Working Paper,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Hommes, C.H. (2011) , “The 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 hypothesis:Some evidence from the lab”,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35 (1) :1-24.
　　[]Keynes, J.M. (1937) ,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1 (2) :209-223.
　　[]Korinek, A. (2015) , “Thoughts on DSGE macroeconomics:Matching the moment, but missing the point?”, Working Paper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Krugman, P. (2009) , “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 New York Times, Sept.2.
　　[]Kydland, F.E.& E.C.Prescott (1982) ,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Econometrica50 (6) :1345-1370.
　　[]Kydland, F.E.& E.C.Prescott (1990) , “Business cycles:Real facts and a monetary myth”,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14 (2) :3-18.
　　[]Lei, V.&C.N.Noussair (2007) ,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an optimal growth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 (3) :549-570.
　　[]Liu, C.& P.Minford (2014) , “Comparing behavioural and rational expectations for the US post-war economy”, Economic Modelling43:407-415.
　　[]Lucas, R.E. (1976) ,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A critiqu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19-46.
　　[]Mankiw, N.G. (1989) , “Real business cycles:A new 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3) :79-90.
　　[]Mankiw, N.G.& D.Romer (1991) , New Keynesian Economics, vol.2, MIT Press.
　　[]Mankiw, N.G.et al (2003) , “Disagreement about inflation expectations”, in:M.Gertler & K.Rogo (eds) ,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MIT Press.
　　[]Marimon, R.& S.Sunder (1993) , “Indeterminacy of equilibria in a hyperinflationary world:Experimental evidence”, Econometrica61 (5) :1073-1107.
　　[]Marimon, R.& S.Sunder (1994) , “Expectations and learning under alternative monetary regimes: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Economic Theory4 (1) :131-162.
　　[]Marimon, R.& S.Sunder (1995) , “Does a constant money growth rule help stabilize inflation?”,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43:111-156.
　　[]Mishkin, F.S. (2011) ,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Lessons from the crisi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6755.
　　[]Muth, R.F. (1961) ,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 Econometrica29 (3) :315-335.
　　[]Noussair, C.et al (2007) , “Production, trade, prices, exchange rates and equilibration in large experimental econom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1 (1) :49-76.
　　[]Noussair, C.et al (2014) , “Persistence of shocks in an experimental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y”, in:J.Duffy (ed) , Experiments in Macroeconomics, Emerald.
　　[]Noussair, C.et al (2015) , “Pricing decisions in an experimental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09 (1) :188-202.
　　[]Pech, W.& M.Milan (2009) ,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8 (6) :891-902.
　　[]Petersen, L. (2015) , “Do expectations and decisions respond to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42 (6) :972-1004.
　　[]Pfajfar, D.& E.Santoro (2010) , “Heterogeneity, learning and information stickiness in inflation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5 (3) :426-444.
　　[]Plosser, C.I. (1989) , “Understanding real business cycl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3) :51-77.
　　[]Prescott, E. (1986) , “Theory ahead of busines scycle measurement”,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25:11-44.
　　[]Preston, B. (2005) , “Learning about monetary policy rules when long-horizon expectations ma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1 (2) :81-126.
　　[]Rebelo, S. (2005) ,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s: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2) :217-238.
　　[]Romer, P. (2016) , “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 Working Pape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ept.14.
　　[]Rotemberg, J. (2005) , “Customer anger at price increases, changes in the frequency of price adjust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2 (4) :29-52.
　　[]Rotemberg, J. (2008) , “Behavioral aspects of price setting,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3754.
　　[]Rudd, J.& K.Whelan (2006) , “Can rational expectations sticky-price models explain inflation dyna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6 (1) :303-320.
　　[]Rudd, J.& K.Whelan (2007) , “Modeling inflation dynamics:A critical review of recent work”, Journal of Credit and Banking39 (2) :155-170.
　　[]Sargent, T.J. (1993) , Bounded Rationality in Macroeconomics, Clarendon Press.
　　[]Shiller, R.J. (2000) , “Measuring bubble expectations and investor confidence”,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Financial Markets 1 (1) :49-60.
　　[]Stock, J.H.& M.W.Watson (2002) , “Has the business cycle changed and why?”, NBER Working Paper, No.9127.
　　[]Tversky, A.& D.Kahneman (1974) ,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4157) :1124-1131.
　　[]Vissing-Jorgensen, A. (2003) , “Perspective on behavioral finance:Does‘irrationality’disappear with wealth?Evidence from expectations and actions”, in:M.Gertler & K.Rogo (eds) ,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MIT Press.
　　[]Walsh, C.E. (2003) ,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2nd Edition, MIT Press.
　　[]Woodford, M. (2009) , “Convergence in macroeconomics:Elements of the new synthesi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 1 (1) :267-279.

      宏观经济学论文范例六：
 

　　题目：生态宏观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摘 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宏观经济学的形成过程和主要观点, 并对其前沿研究领域进行了阐述。生态宏观经济学主要采用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 探讨如何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维持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和繁荣问题, 并初步形成了相关的理论体系, 重点研究了负增长、收入分配、气候政策及生态宏观经济的情景分析。
　　
　　关键词：  生态宏观经济学; 后凯恩斯主义; 负增长; 气候政策;
　　
　　生态宏观经济学把宏观经济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来考察, 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 也是近几年来各个学派中最受瞩目的后起之秀。过去生态经济学家一度将环境问题诉诸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然而诸多向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 被新古典主义的充分就业假设所掩盖, 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近年来, 一批生态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提出了质疑, 继而采用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 将后凯恩斯增长理论用在宏观经济和生态系统框架中, 厘清了可持续消费、削减工作时间和绿色投资等概念;把资源环境问题与增长理论、货币政策、收入分配和福利经济学联系起来, 探讨如何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维持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和繁荣, 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本文重点介绍生态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及其最新进展, 包括后凯恩斯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融合、负增长、收入分配、气候政策、生态与宏观经济的情景分析。
　　
　　一、生态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生态宏观经济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形成的时期。早在封建社会的农耕时代, 土地作为自然资源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重农主义将其看作国家财富的决定因素, 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也将土地视为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元素之一:亚当·斯密虽然在早期坚持国家财富是由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创造的观点, 后来也将地主看作收入分配中的重要阶级;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也同样认为土地承载能力是经济规模的终极限制因素。但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始, 工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上升, 农业比重下降, 土地逐渐被经济学界忽视, 自此自然资源就淡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得以发展, 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 其对于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关注有限, 仅仅停留在对自然资源稀缺性的思考中。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 价格上限和价格信号就足以让市场向经济持续增长、资源合理使用的方向正常运行。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都将经济增长作为失业增加及总需求疲软时期实现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 随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会议的召开,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既有理论性又有应用性的新兴学科, 开始为世人所瞩目。生态经济学家明确认识到, 在GDP持续增长的同时, 资源使用也在一刻不停地增长, 而地球的生物资源以及物质生产能力是有极限的, 于是转而将生产能力作为资源与产出之间的分析桥梁, 开始探索解决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固有矛盾的政策和经济手段。
　　在生态宏观经济学之前, 戴利 (Daly, 1991) 曾提出了“环境宏观经济学”的概念, 认为“在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跨越边界的物质交换构成了环境宏观经济学的主题”。戴利同时也认识到限制经济增长会与其他政策目标相冲突, 其协调要点便是合理分配收入, 还概述了同时实现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方案。维克多和罗森布鲁斯 (Victor&Rosenbluth, 2007) 是最早将生态宏观经济学作为生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开展了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给予将经济快速发展作为主要政策目标的主流经济学沉重一击, 人们再次反思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方式。经济学家纷纷转向将宏观经济与生态系统相结合, 以期解决这个问题。生态经济学家认为, 要维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重点研究如何使社会发展不再依赖于盲目上涨的经济增速, 以及如何切断增长和福利之间长久以来的联系。这些研究刺激了生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出现了一批相关文献。维克多 (Victor) 、罗森布鲁斯 (Rosenbluth) 、杰克逊 (Jackson) 作为最早研究生态宏观经济学这个新方向的经济学家, 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利用宏观经济的投入和增长模型来将生产能力保持在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克多 (Victor, 2012) 和巴克等 (Barker et al, 2012) 提出了具有凯恩斯主义特性的、包含各种各样环境问题的模拟计量经济模型。杰克逊 (Jackson, 2009) 、丰塔纳和索耶 (Fontana&Sawyer, 2013) 、雷扎伊等 (Rezai et al, 2013) 和泰勒等 (Taylor et al, 2016) 提出了将生态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 (或后凯恩斯主义) 的见解相结合的理论框架。博格等 (Berg et al, 2015) 、杰克逊和维克多 (Jackson&Victor, 2015) 、纳维奇 (Naviq, 2015) 、丰塔纳和索耶 (Fontana&Sawyer, 2016) 在存量-流量一致模型或包括金融部门的货币循环模型中检验了环境方面问题。这一批学者被称为生态宏观经济学家。
　　此前生态经济学家注意力常集中在适度经济规模或者“最优”规模, 通常利用生态足迹和人类占用净初级生产 (HANPP) 等指标来衡量, 或者直接放进IPAT和KAYA恒等式讨论, 以财富和人口来衡量经济规模。而生态宏观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则从“最优”规模转移, 关注更多的是 (负) 增长率而不是经济规模整体。这种关注点的改变表现在, 将增长当作内生变量, 考虑增长对政策和就业、收入福利等变量的影响, 以及增长对经济的稳定性、财政系统的影响。由于生态宏观经济学家大多倾向于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在不确定性和“预防原则”上的观点, 即创新也许会失败或带来预料不到的后果, 因此生态宏观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和增长理论、货币政策、收入分配和福利经济学联系起来。
　　
　　二、生态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近几年, 生态宏观经济学的文献如雨后春笋一般, 文中观点不胜枚举, 主要观点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六点:
　　
　　(一) 自由市场无效
　　
　　强烈反对新古典主义环境经济学主张的自由市场及其价格调节机制, 倡导政府直接干预, 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以约束企业和个人的行为, 而非通过价格变动的调节机制来间接干预。原因在于市场及价格能产生自动调节作用的前提是商品具有可替代性, 但是环境以及资源是不具有可替代性的, 其价值无法用货币来衡量, 因此价格机制无法解决环境及资源市场上的供需矛盾。而且自由化的资源市场会造成不平等, 加剧穷人的经济负担。丰塔纳和索耶 (Fontana&Sawyer, 2013) 在研究中提到, 新古典主义和新共识宏观经济学强调总供给在长期中的主导作用, 自由市场可以自动解决供给方失灵。经济增长来自所谓的“自然增长率”, 没有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担忧。但实际上经济增长是一把双刃剑, 增长可以帮助缓解持续高失业率的水平, 但它也会导致灾难性的环境问题。
　　
　　(二) 需求驱动
　　
　　新古典主义最优增长模型的特质之一便是经济活动的调整总能很顺利地实现。在产出萎缩的情况下, 资本存量会瞬间下降, 以保证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充分使用情况下可以实现目标产出。但是新古典主义理论预期的宏观经济行为与大萧条期间的实际经济走向大相径庭, 于是生态宏观经济学家开始沿用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驱动的增长理论。其理论基石是节俭悖论, 即在总体水平上, 产出调整使得储蓄和投资达到平衡。节俭悖论在考虑环境政策的影响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依据节俭悖论的思想, 生态经济学把宏观经济看作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 有效需求和产出决定了收入水平和财富再分配的方式。例如巴克 (Barker, 2012) 认为由于环境破坏或者由于自然资源的枯竭, 供给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 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需求, 因此应该更加关注总投资和贸易总值, 加大研发支出, 促进技术进步。
　　
　　(三) 非完全替代
　　
　　生态宏观经济学认为自然资源是有极限的, 且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无法互相替代, 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限制性。因此, 自然资源是不可逆的, 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 方能维持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均衡。艾金斯 (Ekins, 2003) 以及丰塔纳和索耶 (Fontana&Sawyer, 2013) 在研究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卡莱斯基增长模型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强调持续发展性, 即物理 (生产) 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对于自然资源的替代性是非常有限的。
　　
　　(四) 预防原则
　　
　　人类任何破坏环境的行为都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因此, 生态宏观经济学提出要在环境问题过于严重之前, 积极采取预防性措施防止不确定性带来灾难性结果, 如制定环境政策、宣传环境保护、鼓励环保行业等。生态经济学发展的早期, 鲍尔丁 (Boulding, 1971) 就提出地球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的生存环境, 因此要在环境破坏前就积极采取保护措施。生态宏观经济学家都继承了这一观点, 保护环境不仅是对大自然的尊重, 更是人类自身利益的要求。由于未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所以人类做出与环境有关的长期决定时都需谨小慎微。
　　
　　(五) 环保有益品
　　
　　生态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环境保护是一种有益品, 因此政府应该以公共投资的方式成为环境有益品的直接提供者。因为国家与个人相比, 掌握更全面和深层次的信息, 更加了解环境保护对于社会发展的深远意义, 所以做出的环境决策比个人更加明智, 且政府直接干预环境保护比间接干预更加有效, 生效速度更快, 行政成本更低。达弗莫斯等 (Dafermos et al, 2017) 通过STOCK-FLOW-FUND生态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了复杂的生态系统、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 研究发现, 随着更高的杠杆比率, 紧缩效应变得更强, 环境恶化变化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会增强。若实施绿色金融政策, 环境状况和企业抗风险能力均能得到提高, 且绿色信贷扩张能够放大这种有利影响。
　　
　　(六) 收入分配与环境保护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从多方面对环境保护的程度造成影响。首先, 收入水平影响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程度, 当人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时, 是无暇顾及环保需求的, 甚至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个人利益。其次, 地区间或者国家间贫富差距过大, 会造成跨区污染的问题, 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治理需求不平衡, 进一步加剧污染。再次, 代际收入不均会造成现代人提前消耗后代的资源, 造成过度开发。因此, 生态宏观经济学倡导加强收入分配平等以保护环境。纳维奇 (Naviq, 2015) 的研究发现, 分配公平和环境保护不是针锋相对的关系, 而是相辅相成的。当收入分配的政策目标达到时, 环境保护的目标也更容易实现。亚历山大以及施耐德等人提出保障公民基本收入的提案 (Alexander, 2012;Schneider et al, 2010) , 即利用以税收为支撑的国家财政来增加分配公平, 这样不仅为所有公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安全感, 而且总生产可能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而下降, 从而使得排放减少污染降低
　　
　　三、生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
　　
　　(一) 后凯恩斯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融合
　　
　　长时间以来, 各流派的经济学家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不同方面均提出了质疑。生态经济学家诟病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消费者选择, 因为人类选择的环境结果只有若干年之后才能知晓, 当今社会环境与人类做出的关于未来的复杂决定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同时还质疑新古典经济学对生活质量、非市场物品、可持续性和社会福利的传统衡量估计方法。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同样也批判了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他们发展了社会理性的概念———习惯和羊群效应会产生泡沫, 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他们抛弃了传统的分析方法, 转而采用路径依赖模型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持续出现的高失业率。此外, 后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未来是未知的, 而不是已知的概率分布, 阻止环境破坏和解决经济问题时需要政府政策的力量。
　　由此可见, 生态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拥有较多共同点: (1) 两个学派都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机械均衡模型; (2) 均反对主流经济学使用的所谓的“价值中立”方法和分析; (3) 都否定标准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以及新古典经济学中自由市场导致最优结果的结论; (4) 对于生产的定义是相似的, 认为投入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
　　正是基于此, 近几年来, 众多生态经济学家纷纷抛开新古典经济学, 转而利用后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和方法, 研究生态环境和宏观经济的相关问题, 初步构建了一个生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促进了生态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的融合和发展。
　　需求驱动思想作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涵之一, 被用于多个生态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维克多和罗森布鲁斯 (Victor&Rosenbluth, 2007) 的模型是后凯恩斯主义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一个应用, 其目的在于研究经济增长政策和生物资源限制之间的反馈机制。他们应用一个基本的后凯恩斯主义模型, 考察了一组加拿大增长和负增长情形, 结论是即使在一个零增长的社会, 脱离了对经济增长的依赖, 如果利用合理的政策组合, 政府也能够显著降低失业率、消除贫困, 同时实现《京都议定书》设定的 (相对较弱的) 温室气体排放目标。
　　纳维奇 (Naviq, 2015) 为评估几个不同政策对产出增长、分配 (包含失业和收入分布) 和环境可持续三个方面的影响, 构建了一个封闭经济内的存量—流量模型, 将供给侧驱动变成了需求驱动。这个模型被校准之后被应用于欧洲经济, 并且被应用于四个环境经济政策下的仿真模拟实验。结果证明, 看似矛盾的政策目标在合理制定政策的情况下, 是有可能同时实现的。杰克逊和维克多 (Jackson&Victor, 2016) 开发了一个封闭的、在宏观经济构架下的储蓄、投资和增长需求驱动的存量—流量模型, 来检验皮凯蒂 (Piketty, 2014) 关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预测是否也同样适用于一个低增长的环境, 并探索减轻低增速负面影响的方法及其可行性。
　　除了强调需求驱动之外, 生态宏观经济学还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中一个关键特性是用于生产函数的资源没有直接的可替代性;另一个是强调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和消耗的资源制约需求方, 并影响着长期可持续增长率。丰塔纳和索耶 (Fontana&Sawyer, 2016) 利用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生态宏观经济的理论框架, 提供了一个经济、自然、社会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分析过程, 阐述了经济增长的潜在冲突和影响。这个框架由四个部分组成:经济的供给面因素 (物质资本、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本”) 、基于货币循环的货币和金融系统、经济的需求方因素、供给方制约需求方。其中一个关键特性是用于生产函数的资源没有直接的可替代性。受到资本存量增长、劳动力增长和自然资本耗竭的三种因素的驱动, 经济体形成了三个理论产出增长率。如果这三种增长率不相等, 就会造成诸多问题。比如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带来的产出增长低于资本和劳动力增长所驱动的产出增长, 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劳动力资源增长带来的产出增长不同于资本增长带来的产出增长, 必然会导致失业率的变化。而市场缺乏平衡这三者的能力, 因此需要政府宏观干预。
　　诚然, 后凯恩斯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后凯恩斯主义主要研究如何刺激经济增长, 而生态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凯恩斯主义主要使用代内分布而生态经济学家使用的是代际分布。而且,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总的来说, 后凯恩斯理论及其主要构建模块, 能够作为研究可持续性政策的总体宏观经济影响的一个基础概念框架, 为生态宏观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
　　
　　(二) 负增长
　　
　　过去几十年, 全球各国普遍存在着一个发展悖论:以GDP增长作为福利指标和政策导向的发展方式并未提高实际福利, 同时经济发展成本远高于回报, 尤其是环境成本;而另一方面, 若不保持高增长率, 则又会导致失业与福利恶化等社会问题。
　　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更进一步促使人们开始着手解决这个悖论。生态经济学家提出“负增长”这一概念来协调经济、福利与生态三者之间的平衡。维克多 (Victor, 2008) 指出21世纪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国家如何致富, 而是如何“管理无增长”, 即如何在负增长情况下维持稳定和繁荣。卡利斯等 (Kallis et al, 2012) 指出, 生态限制、投资渠道枯竭、债务负担和地缘经济转移是这场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虽然增长放缓造成各国政府的恐慌:他们不知如何处理负增长。但对于环境保护, 这是个利好消息:更缓慢的增长意味着更低的物质消耗, 更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更少的栖息地破坏;这是人类将全球生态系统维持在安全范围内的最后机会。
　　
　　1. 负增长的可行性。
　　
　　由于缺乏有效需求, 经济衰退的结果轻则为严重的失业, 重则为国家财政赤字乃至财政危机。杰克逊 (Jakson, 2009) 指出, 除非技术上出现奇迹般的重大创新, 否则负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达勒桑德鲁等 (D’Alessandro et al, 2010) 提出了新古典动力学模型以探究负增长的发展路径。他们发现, 如果对于替代能源的投资足够多, 将抑制消费增长, 这时低GDP增长率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发展, 反而会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变得更宽。
　　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 负增长之路任重而道远, 极有可能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造成经济的碳效率下降。负增长还可能造成失业、国家支出和社会福利减少 (van den Bergh, 2011) 。维克多 (Victor, 2007) 通过模拟加拿大未来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不同组合, 给出了负增长经济发展的轨迹。其结果表明, 尽管加拿大2035年的预期人均GDP远低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 但依然会导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超出人类可承受的阈值。由此可知, 采取负增长面临着重重困难, 包括需要大规模的国家政策调整和经济工作重组。
　　新经济的支持者则提出了崭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他们认为低增长与舒适的物质生活并不矛盾。杰克逊 (Jackson, 2009) 和斯格尔 (Schor, 2011) 则提出减少 (付费) 工作时间, 发展高社会价值、低生产率经济活动。杰克逊称后者为“灰姑娘”经济:社会上有价值的工作和行业, 包括低生产力劳动 (如临终关怀) 和生态投资等, 由于以GDP衡量的经济价值低, 所以往往被忽视。诸如此类的工作还有高劳动强度和工作满意度高或者社会附加值高的行业。向“灰姑娘经济”、低碳经济的过渡不会以牺牲物质生活为代价。例如, 斯格尔 (Schor, 2011) 认为, 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拥有华美的衣服, 廉价的电子产品, 美味的食物以及更轻松的旅行方式。
　　
　　2. 负增长的政策选择。
　　
　　负增长包含的政策手段多种多样:设置资源和二氧化碳上限;限制资源开采,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工作分享 (工作时间减少) ;设立基本收入和收入上限;“共享”的全新生活模式;设立商业和贸易自由区域;新形式的货币, 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道德银行;绿色投资;合作财产和合作公司等。总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 上限和许可证。杜思韦特 (Douthwaite, 2012) 建议对二氧化碳的全球年排放量设置上限, 之后逐年降低上限标准, 并将大部分排放指标拿出来分配。许可证因其能获得稀缺租金, 因此将比燃料本身价格更高, 从而将导致资本流动不稳定。这时可采取由联合国在G20开创的全球气候信托基金的形式, 其本质上是服务于石油消费者的卡特尔。杜思韦特认为, 驱使燃料生产商加入这一计划的动机是, 尽管每年的产量会减少, 但由于所出售的价格将会增加, 因此总收入不变。此举旨在通过减少商品价格波动来稳定世界经济, 避免经济泡沫或者大萧条, 牺牲短期利益以获得长期稳定。当然, 现实世界中, 这种改革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上的阻碍以及可能造成的利益损失是比较复杂的。
　　(2) 零利率。勒尔 (Loehr, 2012) 对杜思韦特的无债务货币政策建议进行了补充, 其观点认为, 虽然在短期内利率可能推动经济增长, 但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将与较低的实际资产利率挂钩。资本供给的增加将使名义利率以及实际利率均逐步降低为零。负利率阻碍了保证金制度, 造成投资下降甚至中止。在这种零增长稳定状态下, 整个经济将被逐渐耗尽, 将不会有任何净投资或储蓄。这将凯恩斯所谓的“食利者的安乐死”和资本积累推向了终点。凯恩斯指出, 这种情况下其他资本资产 (土地, 黄金) 可以承担货币的角色, 同时阻断了资本资产自有率下降到零的趋势。
　　(3) 新形式的财产。新型财富与原有财富形式的重要区别是“财产”和“占有”。建立对产权的制度保障, 即利用财产作为抵押, 是货币创造的虚拟经济的关键特征。范格雷瑟森 (Van Griethuysen, 2013) 解释了资产的资本化如何通过累积反馈的过程, 产生了命令式增长。为了打破这一规律, 为此提出了一系列体制干预措施, 包括规定财产范围和暂时性的立法, 以及限制其用途和资本化。私人财产应该被限制在政府规定的社会最低标准和环境最大值 (阈值) 之内。格雷瑟森分析了国家财产和共同财产制度 (后者包括非正式的习惯性机构) , 用于资源的公共管理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的新形式的合作关系, 认为国家或社区财产不仅能够提高安全保障, 而且更可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约翰尼索瓦 (Johanisova, 2013) 从负增长的角度分析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企业的结构优势, 而亚历山大 (Alexander, 2012) 则从负增长的角度评估了工人合作可能发挥的独特作用。
　　(4) 工作分享。杰克逊 (Jackson, 2009) 认为, 减少工作时间和分享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当其他因素相同时, 增长率降低意味着就业机会减少。只有分享现有的工作机会, 失业率才不会上升。然而这种设想在实际操作中非常复杂。首先, 在能源投资回报率 (EROI) 递减, 或者产出和投资递减 (负增长) 的情况下, 生产力无法持续增长。第二, 新工作的固定成本意味着工作共享增加了劳动力的单位成本,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 这将减少可用的总工作量 (Hunt, 1999) 。第三, 休闲娱乐产业通常是资源和消费密集型的。工作时间减少造成休闲增多, 可能导致能源消耗更快。
　　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的重要手段还包括无酬工作, 例如自给生产、关怀、社区工作和参与公共事务等。尼尔林 (Nierling, 2012) 认为, 事实上许多人从事的是“混合职业”, 即灵活付费的工作与自由职业、志愿活动和家庭工作的结合。她的实证结果表明, 无酬工作可以在个人幸福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并非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平等的机会去追求这种替代方案以获得个人价值和社会认可。负增长经济学家因此提出保障公民基本收入的提案 (Alexander, 2012;Schneider et al, 2010) , 即利用以税收为支撑的国家财政, 从每个公民出生开始向其每月发放基本收入保障津贴 (Raventós, 2007) 。基本收入津贴不仅为所有公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安全感, 减少了公民对工资的心理期望和有偿就业的必要性, 而且为人们参与低强度、公益性的活动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这样做的结果是总生产可能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而下降, 但同时休闲增多提高了幸福感并补偿了较少工资和消费的心理损失 (Bilancini&D’Alessandro, 2012) 。不过上述做法也存在一定问题: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可能威胁基本收入的来源。
　　(5) 地方生活模式创新。卡尔森和曼宁 (Carlsson&Manning, 2010) 所说的“现在主义”, 与生态经济学家倡导的负增长理想生活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反对资本主义价值观, 并有意识地从资本主义文化社区中撤出。这种“后资本主义”涵盖的领域包括食品购买者—生产者合作社, 非货币交易市场或时间银行, 以及各种形式的共享 (共同住房, 共享汽车, 共享社区空间, 工具共享) 。科尼尔 (Conill, 2012) 完成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非资本主义实践社会学研究之一。作者在巴塞罗那市进行的一次电话调查显示, 超过20%的人口最近参与了26个非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中的10个及以上, 18.8%的人自己种植食物, 16.9%的人没有用货币购买服务 (21.3%的人帮助别人建造房子) , 34%的人与非家庭成员共享数字或电子设备 (17.6%的人分享了他们的汽车) 。
　　(三) 收入分配与福利
　　在经济学文献中, 对于改革影响宏观经济以及收入分配的研究一直经久不衰。尽管凯恩斯主要关注的是高储蓄率的食利者与低储蓄率的工薪阶层, 但是也早已关注到了需求的分布效应。他认为收入的功能性分配对总需求有两个方面的影响:消费下降同时投资上升, 以及利润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更高。传统经济学家对于增长和分配之间的关系与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 (Piketty, 2014) 中提出的观点一致:缓慢的增长率会恶化财富分配。因此, 人们在面对增长以及收入分配时都十分谨慎。近年来, 生态宏观经济学家开始参与到这个领域的研究, 着眼于负增长或者慢速增长对于国际国内的财富分配公平的作用和影响。不仅 (非) 平衡收入流的分配方式中可能存在不平等, 这些收入流中积累的财富的分配往往更加不平均。
　　经济增长、分配公平和环境保护三种目标在经济政策制定时总是无法完美统一。为克服这个难题, 纳维奇 (Naviq, 2015) 将供给侧驱动变成了需求驱动, 发展了一个封闭经济内一致的宏观存量-流量模型, 模拟以及评估四个环境政策对产出增长、分配 (包含失业和收入分布) 和环境可持续三个方面的影响。结果显示, 不管是产出和分配还是产出和环境的关系, 均是无法预测的。但产出和失业之间的关系有规可循, 符合奥肯定律的标准公式, 收入水平和收入分布的关系却不甚明了。四种政策情形表现出了对三个政策目标的不同权衡。负增长情形下, 低产出导致了更高失业率同时增加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家庭缴纳的环境税产生了分配效应, 而产出和排放极大可能是不变的。提高再生能源比率、提高资本和提高能源生产率三种政策情形产生了三赢的结果。由于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增加减少了排放, 同时其他结果变量保持不变。最后, 增加资本投入和能源生产革新两种情况下能源使用和排放下降, 同时真实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均得以提高。作者证明, 在合理制定政策的情况下, 多个政策目标同时实现是可能的。
　　杰克逊和维克多 (Jackson&Victor, 2016) 使用了一个仿真模型来检验皮凯蒂 (Piketty, 2014) 对于低经济增速导致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推测是否成立。结果表明:慢速增长不一定导致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即使增速变慢, 不平等现象也可以明显减少, 甚至完全消除。为了详细阐明其理论, 他们开发了一个封闭的、宏观经济构架下的储蓄、投资和增长需求驱动的存量—流量模型, 称之为SIGMA。为了用SIGMA来检测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什么, 他们把政府部门及银行部门纳入这一模型, 并通过累进税体系, 探索缓和增速放慢的影响的可能性。
　　SIGMA模型包含了四个经济部门:家庭、政府、公司和银行, 其中, 公司和银行账户被分成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 家庭部门被进一步分成了两个子部分以探究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可能的不平等。其基本假设为经济是需求驱动的, 通过外生增长率来建立总需求水平以及通过外生储蓄率来构造投资水平, 继而探究这些变量的变化对资本和劳动力的收入回报的影响。因此, 使用了常数替代弹性生产函数, 得出资本边际生产率以及建立特定总需求下的就业水平, 而非利用传统新古典模型来推出产出。
　　SIGMA的预测结果显示: (1) 皮凯蒂 (Piketty, 2014) 预测的趋同性出现了, 然而这种趋同性在近一个世纪之后才可能出现。因此, 在特定情况下, 增长率下降的确会导致收入不平等。 (2) 增长率下降并不一定会导致不平等程度的急剧增加, 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是劳方与资方的替代弹性σ。 (3) 皮凯蒂 (Piketty, 2014) 预测, 增速下降时, 如果可替代性很高 (σ>1) , 确实会引起不公平程度快速增加。如果替代弹性较低 (0<σ<1) , 这种危险性就降低很多。 (4) 当相对价格变化时, 资本与劳动替代性较强, 此时低速增长就有可能导致不公平。另一方面, 更加明确的劳资分工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 (5) 对于劳资双方替代率过高且增速下降的情况, 解决方案是重视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 创造就业机会。
　　在试图提高分配公平和福利的同时, 经济学家也在对公平、福利的衡量指标不断改进和更新。由于政府将经济增长作为制定政策的基本目标, 理所当然地认为经济的增长能够带来民众福利的提升。十几年前, 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批判了这种假想的潜在联系 (Nordhaus, 1972;Daly&Cobb, 1990;Stockhammer et al, 1997;Castaneda, 1999;Jackson&Marks, 1999) 。这些研究表明, 从1945年开始, 若以一个更加科学的指标———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经济福利, 那么可以发现实际经济指数比GDP增长慢得多, 并且从1980年开始显著下降。原因在于, 与GDP相比, 人类发展指数测量方法类似但是定义更广更科学, 其在收入之外增加了预期寿命和文化水平。美国统计局则舍弃了过去使用的指标, 收集了丰富全面的数据库并建立了一些多维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态账户。通过对比发现, 直到1975年, 大多数国家的生活满意度才开始得到提高 (Kubiszewski et al, 2013) 。
　　霍华斯和肯尼迪 (Howarth&Kennedy, 2016) 研究了增长、不平等和福利问题。在回顾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和有关争论之后, 他们建立了一个古典功利主义的道德框架并收集了福利—收入关系的实证依据, 修正了过去备受争议的方法。之后, 他们将这个方法应用于美国人均收入分布数据。研究发现, 在考虑了不平等的因素后, 1979年到2011年之间人均税后收入的实际年增长率每年下降了1.2%。财富和获取资源的途径多样化成为每个人增加福利的关键因素, 同时也加剧了收入不均 (Piketty&Wilkinson, 2009) 。
　　
　　(四) 气候政策
　　
　　1. 气候变化分析的三个关键问题。
　　
　　生态宏观经济学家在气候经济的研究中一直坚持以生态极限为指导思想。他们不仅满足于提出一个理论, 而且致力于建立一个一致和完整的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的理论基础, 以探究经济发展中各种因素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及二者和谐统一的可能与途径。他们通过对以下三个关键问题的讨论, 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气候变化经济分析的基础。这些问题是:可持续消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能源效率、考虑需求驱动版本的反弹效应。可持续消费是维持环境系统正常运转的有效途径,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能源效率是节能减排的基本手段, 而防止反弹效应是保持环保成果的基本诉求。
　　(1) 可持续消费。生态宏观经济学家经常讨论“可持续消费”政策, 即为了尊重地球系统的关键边界 (如保持全球变暖在高于工业化前2°C的水平) , 需要保持当前消费水平甚至减少。雷扎伊和梅希勒 (Rezai&Mechler, 2013) 提出并证明了一致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建模方法, 以研究消费、投资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他们认为, 投资等于储蓄, 如果消费减少, 要保持上述的气候关键边界, 必须增加投资, 以吸收潜在储蓄的收入的增加份额。
　　(2) 劳动生产率和能源强度。生态宏观经济学家支持能源使用量的持续增加造就了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增长这一观点, 且生产率增长与产出增长和就业扩张是正相关的。泰勒 (Taylor, 2009) 使用数据来说明这种关系, 演示了人均能源消耗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在1990-2004年间, 全球两者关系的斜率大约是0.6, 这说明人均能源消耗增加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水平增长, 但同时也抬高了碳排放总量。因此, 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变化, 可以反推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的积累的动态变化。为解决经济增长目标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冲突, 政府将改善能源效率作为一个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哈伯尔 (Haberl, 2011) 认为目前在北半球高能源消耗的生活方式如果扩展到全球每个人, 那么既定的物质和能源使用将无法持续。因此必须提高能源效率或削减能源使用量。
　　(3) 需求版本的反弹效应。上述经济学家认为持续改善能源效率, 便可以抵消消费和产出增长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而其他生态经济学家基于实证研究对这个想法提出了质疑, 认为效率的提高会被需求增加所抵消。这种“反弹效应”或“杰文斯悖论”通常在微观经济层面用价格和收入效应来解释:提高效率会降低商品或服务的价格, 而这又增加了对这个商品服务的需求。
　　桑德斯 (Saunders, 2000) 和巴克等 (Barker et al, 2009) 在宏观经济和行业层面上, 基于节俭悖论探讨了反弹效应。他们对这样的理念提出了挑战: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如果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的地进行储蓄, 那么则不必在可持续消费和工作时间之间权衡取舍。他们发现, 在一个需求驱动的世界, 增加支出 (例如通过政府脱碳计划) 将增加产量, 从而增加碳排放。这是一个真正宏观经济变量的“反弹效应”, 表现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则是独立的价格与收入效应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反弹效应有时意味着净效率增益仍然是正的) 。泰勒等 (Taylor et al, 2016) 利用一个需求驱动的模型探究了杰文斯和其他悖论的经济意义, 并研究了温室气体积累、全球变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及三者在长期与就业、分配以及短期内与劳动率的关系。同时为研究动态系统, 他们追溯了资本和温室气体积累在二维动态系统中出现周期性和不稳定性的原因。
　　
　　2. 气候政策的宏观经济分析。
　　
　　近30年来, 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迅速膨胀, 全球气候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各国政府也迅速反应, 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政策。但传统对单一政策的微观效果分析有时收效甚微, 甚至是无效的。因为无论是全球气候变化或者相应环境政策, 对于宏观经济影响都是间接以及复杂的, 甚至有时是违背直觉的。例如, 生态经济学家建议采取减排手段避免负面的环境影响, 但由于减排对产出产生了正面影响 (反弹效应对宏观经济的作用) , 产出的增加反而提高了能源的使用量, 所以减排对于环境保护可能是无效的。而一致的宏观经济框架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 能够理清气候政策的影响并改善其作用效果, 其中典型的例子有可持续消费、减少工作时间和“绿色”投资。这些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不是即刻生效的, 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更全面分析。
　　莫斯 (Moss, 2002) 提出, 由于现有可供评估的气候反馈数量有限, 欲研究未来的气候变化轨迹, 需加强信息的综合分析和反馈研究。其中一个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的反馈作用是, 用于减排的能源和土地的需求驱动, 反过来为收入和经济增长提供了驱动力。如果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的绝对脱钩行不通, 那么从排放减少到实现未来的低碳化, 如2°C轨迹, 避免“危险”气候变化, 只有通过有意识地控制增长, 或由严格的国际或国家政策来实现。
　　巴克等 (Barker et al, 2012) 探讨了后凯恩斯主义的气候政策的“新经济”方法, 评估全球经济在2008-2009年的大萧条之后到2020年加速脱碳的投资机会。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常态增长有关的风险表明, 如需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 要求世界上的能源—经济系统通过切换到低碳技术和生活方式实现转型。政府已将2020年前的目标温度定于高于工业化前最多2°C的水平, 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或GDP的碳密度。文章为评估这个政策的影响, 使用一个全球层面的E3MG (Energy—Environment—Economy) 模型———年度模拟经济指标模型, 用于全世界20个地区1972-2006年间34个年度的评估。结果发现, 增加0.7%GDP的额外的低温室气体投资、碳定价和其他政策, 是能实现长期目标的有效途径。因为脱碳降低了世界石油价格而增加了投资, 因此GDP高于参考水平。到2020年就业高于参考水平0.9%, 公共财政则几乎不受影响。
　　泰勒等 (Taylor et al, 2016) 建立了一个包含资本积累和温室气体动态变化的需求驱动的增长模型, 来研究全球变暖引发的宏观经济问题, 例如温室气体水平的提高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能源利用与劳动生产率、收入分配和增长之间的关系, 以及可持续消费和就业的变化。其研究方法是生物限制思想和后凯恩斯增长理论的结合, 以及数量动力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短期内产出和经济活动是由总需求决定的。需求本身是由利润和工资的分配关系所左右的。更高的经济活动水平要求更多的劳动力, 随着劳动力市场收紧, 分配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增长带来的是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提高, 而资本积累的提高带来了收入的增加, 然而也同时会提高能源使用量。在环境政策缺失的情况下, 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剧增。他们还利用基本的资本/人口比例和温室气体/资本比例的动态模型来研究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和环境的关系的时序变化, 研究发现, 在“适当的”假设和气候政策下, 两个缓慢变化的变量趋同达到一个准恒定的状态, 此时资本/人口比例是常数, 温室气体积累趋于稳定。要达到这种稳态就必须抑制资本积累和碳排放, 即依靠合理的经济和环境政策是能够克服“反弹效应”的。
　　总的来说, 温室气体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此消彼长是产出的繁荣-衰败周期和资本积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转折点的决定因素也较为复杂。不过, 若使用恰当, 气候变化缓和政策可以以相对低的代价稳定经济, 同时维持高收入和低温室气体排放。
　　
　　(五) 生态与宏观经济的情景分析
　　
　　近些年, 生态宏观经济学家开始将情景模拟方法应用在环境与经济交互关系的研究中, 试图利用现有数据来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最优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速。维克多和罗森布斯 (Victor&Rosenbluth, 2007) 、维克多 (Victor, 2012) 和巴克等 (Barker et al, 2012) 提出了具有凯恩斯主义特性的、包含各种各样环境问题的计量仿真模型。维克多和罗森布鲁斯 (Victor&Rosenbluth, 2007) 为探究不同的经济增速下的温室气体排放、就业和贫困状况, 利用了动态仿真模型LOWGROW来寻找使得三个指标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的增长情景。结果表明, 在零增长的情形下, 加拿大依然能够将碳排放减少至其对京都协议的承诺水平之下, 失业率和贫穷率也达到了历史新低。他们并非建议以零增长作为政府的政策目标, 而是证明零增长绝非提高福利、就业以及消除贫困的障碍, 为政府实现零增长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作用。之后维克多 (Victor, 2012) 为了探究温室气体排放中规模和强度这两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也依然利用LOWGROW (动态模拟) 模型来对一些宏观经济情景进行预测和分析。
　　LOWGROW模型包含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碳税、林业子模型、收入再分配以及利用联合国人类贫困指数测量的贫困度。通过模型里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可以模拟政府支出水平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其中包括:可以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政府支出年度百分比变化以及平衡预算。模型通过计算总收入和总支出 (包括减少贫困的支出) , 并根据历史记录估算债务偿还来跟踪记录所有三级政府 (国家、省和市) 的整体财政状况。
　　在LOWGROW模型中, 它所代表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由下列要素推动:净投资加上生产性资产、劳动力的增加、生产力的提高、贸易净值的增加、政府支出的提高和人口增长。低增长、无增长和负增长的情景可通过单独或组合性地降低增长率来检验。
　　维克多设置了四种情景: (1) 一切照旧———没有新政策干预运行的情形。 (2) 低/无增长———人均GDP增长与“一切照旧”相比更缓慢。 (3) 选择性增长———某些行业GDP增长, 但总产出并未增长。 (4) 负增长———人均GDP与“一切照旧”情景相比, 出现降低的趋势。
　　各组结果之间的比较显示: (1) 低/无增长情景和“一切照旧”情景之间的指标差异远小于这两种情景与负增长情景之间的差异。 (2) 低/无增长的较为理想的结果来自于政府支出增长、净投资和生产放缓, 人口停止增长, 平均工作年限降低, 税收中性 (碳税) , 政府对扶贫项目、成人教育和卫生保健支出增加。 (3) 选择性增长确实潜在地缓解了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经济影响, 但它的影响是有限且短期的。一些高排放强度的商品对环境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应限制其流通范围并用低强度商品替代高强度商品。 (4) 负增长情景中失业率、人类贫穷指数和债务占GDP比例大幅度下降, 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近80%。这些指标的降低源于GDP的降低以及碳税的大幅度减少。因此, 为保护环境而人为降低经济增速、采取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政策时, 必须谨慎衡量其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失业、贫困和政府赤字。
　　情景分析不仅被用于单个国家的气候变化分析, 也同时被国际机构用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ARES是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三份评估报告所特别设计的一种气候变化分析模型, 被广泛地用于气候情形分析 (Nakicenovic, 2000) 。模型内设了四种气候场景, 分析了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因素, 以及全球各大地区到2100年温室气体排放的演变。每个预设场景沿着KAYA恒等式的路线预测了人口、社会、经济、技术和环境的发展趋势。IAMs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所采用的新一代气候情景分析模型,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分析和整合了减排情景及其反馈效应。
　　
　　四、生态宏观经济学研究展望
　　
　　生态失衡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危机之一, 如何协调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是全球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生态宏观经济学利用后凯恩斯主义的相关理论方法, 在讨论负增长、收入与分配、气候问题以及开展情景模拟分析的基础上, 就如何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维持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和繁荣的问题, 初步形成了生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些开拓性的研究, 深度融合了生态学和宏观经济学, 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经济学, 以期在新的理论体系下深入挖掘可持续发展路径。然而, 与众多新理论体系的产生背景一样, 生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必然对传统宏观经济学产生冲击, 也会改变未来研究者的方向。
　　首先, 可以弥补传统宏观经济的不足。例如勒普克 (R?pke, 2016) 指出了现有宏观经济学在理解和引导可持续发展的不足之处, 并提出了宏观政策和收入分配系统的拓扑方法。其次, 可以加深对经济增长的思考。比如, 如果经济增长无法增加福祉, 并且是不经济和反生态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和力量维持它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目标?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传统宏观经济学里面答案却是含糊的, 但是生态宏观经济学用结构力量、制度和社会形态做出的解释则显得格外清晰。再次, 可以进一步阐释社会形态背后的经济收入 (损失) 。比如, 对危机、增长和幸福感展开探讨, 特别是考察“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危机所带来的收入损失”, 进而探析社会形态、生活方式或其他社会经济特征如何影响消费损失, 从而探究平等、公正或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 可以优化经济政策的评估方法。根据经验建模展开情景模拟, 对政策的优缺点展开分析, 进而判断不同情景条件的政策结果, 对经济繁荣和衰退的影响, 并且研判在不同情况下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情况, 从而优化经济政策评估手段。
　　过去30多年, 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 但是粗放的发展方式也带来了较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当前, 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深度转型之中, “新常态”背景下, 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是艰巨的历史任务。生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运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是中国经济学者的必然选择。一方面, 运用生态宏观经济学, 对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展开广泛的讨论, 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和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究, 可以为经济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 运用生态宏观经济学的方法, 特别是用好情景模拟, 可以对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政策展开科学评估, 总结经验与及时纠正政策偏误。
　　
　　参考文献
　　
　　[]Alexander, S. (2012) , “Planned economic contraction:The emerging case for degrowth”,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1 (3) :349-368.
　　[]Alcott, B. (2012) , “Population matters in ecological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80 (2) :109-120.
　　[]Ayres, R.U.&B.Warr (2009) , “Energy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The‘rebound effect’as a driver”, Energy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Palgrave Macmillan.
　　[]Barker, T.&A.Dagoumas (2009) , “The macroeconomic rebound effect and the world economy”, Energy Efficiency2 (4) :411-427.
　　[]Barker, T.et al (2012) , “A new economics approach to modelling policies to achieve global 2020targets for climate stabilis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6 (2) :205-221.
　　[]Bilancini, E.&S.D’Alessandro (2012) , “Long-run welfare under externalities in consumption, leisure, and production:A case for happy degrowth vs.unhappy growth”, Ecological Economics 84 (6) :194-205.
　　[]Bird, P.J.W.N (1981) , “Neoclassical and post Keynesia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4 (4) :586-593.
　　[]Carlsson, C.&F.Manning (2010) , “Nowtopia:Strategic exodus?”, Antipode 42 (4) :924-953.
　　[]Castaneda, B.E. (1999) , “An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 for Chile”, Ecological Economics 28 (2) :231-244.
　　[]Conill, J.et al (2012) , Aftermath:The Culture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lessandro, D.et al (2010) , “Carbon dioxide capture:Prospects for new materials”, Angewandte Chemie 49 (35) :6058-6082.
　　[]Dafermos, Y.et al (2017) , “A stock-flow-fund ecological macroeconomic model”, Ecological Economics 131:191-207.
　　[]Daly, H.E.&J.Cobb (1990) , 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Green Print.
　　[]Daly, H.E. (1991) , “Elements of environmental macroeconomics”, in:R.Costanza (ed) , Ecological Economics:Th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ustainabil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iggelen, R.V.et al (2001) , “Ecological restoration:State of the art or state of the science?”, Restoration Ecology9 (2) :115-118.
　　[]Douthwaite, R. (2012) , “Degrowth and the supply of money in an energy-scarce world”, Ecological Economics 84 (4) :187-193.
　　[]Ekins, P. (2003) , “Identifying critical natural capital:Conclusions about critical natural capital”, Ecological Economics 44 (2-3) :277-292.
　　[]Fontana, G.&M.Sawyer (2013) , “Post-Keynesian and Kaleckian thoughts on ecological macroeconomics”,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Economic Policies Intervention 10 (2) :256-267.
　　[]Fontana, G.&M.Sawyer (2016) , “Towards post-Keynesian ecological macro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121:186-195.
　　[]Gowdy, J.M. (1991) , “Bioeconomics and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Ecological Economics 3 (1) :77-87.
　　[]Hayes, A. (2000) , “A proposal for the greening of textbook macro:‘IS-LM-EE’”, Ecological Economics 32 (1) :1-7.
　　[]Hardt, L.&D.W.O’Neill (2017) , “Ecological macroeconomic models:Assessing current developments”, Ecological Economics 134:198-211.
　　[]Howarth, R.&K.Kennedy (2016) , “Economic growth, inequality, and well-being”, Ecological Economics 121:231-236.
　　[]Hunt, S.D. (1999) , A General Theory of Competition:Resources, Competences, Productivity, Economic Growth, Sage Publications.
　　[]Jackson, T.&N.Marks (1999) , “Consumption, sustainable welfare and human needs-With reference to UK expenditure patterns between 1954and 1994”, Ecological Economics 28 (3) :421-441.
　　[]Jackson, T. (2009) ,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The transition to a sustainable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London.
　　[]Jackson, T.&P.A.Victor (2016) , “Does slow growth lead to rising inequality?Some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Ecological Economics 121:206-219.
　　[]Johanisova, N.et al (2013) , “Social enterprises and non-market capitals:A path to degrowth?”,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38 (1) :7-16.
　　[]Kallis, G.et al (2012) , “The economics of degrowth”, Ecological Economics 84 (6) :172-180.
　　[]Kallis, G.et al (2013) , “To value or not to value?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94 (1) :97-105.
　　[]Kerschner, C. (2010) , “Economic de-growth vs.steady-state econom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 (6) :544-551.
　　[]Kubiszewski, I.et al (2013) , “Beyond GDP:Measuring and achieving global genuine progress”, Ecological Economics 93 (3) :57-68.
　　[]Lawn, P.A. (2003) ,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 ,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 and other related indexes”, Ecological Economics 44 (1) :105-118.
　　[]Loehr, D. (2012) , “The euthanasia of the rentier-A way toward a steady-state economy”, Ecological Economics 84 (6) :232-239.
　　[]Nakicenovic, N.&R.Swart (2000) , “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 in:N.Nakicenovic&R.Swart (eds) , Emission Scenario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qvi, A. (2015) , “Modeling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 stock-flow consistent framework”, Working Paper,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Nierling, L. (2012) , “‘This is a bit of the good life’:Recognition of unpaid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growth”, Ecological Economics 84:240-246.
　　[]Nordhaus, W.et al (1972) , Is Growth Obsolet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ordhaus, W. (2008) , A Question of Balance:Weighing the Options on Global Warming Polic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Pickett, K.&R.Wilkinson (2009) , The Spirit Level: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Penguin.
　　[]Piketty, T. (2014) ,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lknap Press.
　　[]Raventos, D. (2007) , Basic Income: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Freedom, Pluto Press.
　　[]Rezai, A.et al (2013) , “Ecological macroeconomics:An application to climate change”, Ecological Economics 85 (2) :69-76.
　　[]Rpke, I. (2016) , “Complementary system perspectives in ecological macroeconomics-The example of transition investments during the crisis”, Ecological Economics 121:237-245.
　　[]Saunders, H.D. (2000) , “A view from the macro side:Rebound, backfire, and Khazzoom-Brookes”, Energy Policy28 (6-7) :439-449.
　　[]Schmelzer, M. (2016) , The Hegemony of Growth:The OECD and the Making of the Economic Growth Paradig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neider, F.et al (2010) , “Crisis or opportunity?Economic degrowth for social equity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 (6) :511-518.
　　[]Schor, J.B. (2005) , “Prices and quantities:Un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y”, Ecological Economics 55 (3) :309-320.
　　[]Schor, J.B. (2010) , Plenitude:The New Economics of True Wealth, Penguin Press.
　　[]Schor, J.B. (2011) , True Wealth:How and Why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Creating a Time-rich, Ecologically Light, Small-scale, High-satisfaction Economy, Penguin Books.
　　[]Scott, L.B.M. (2015) , “Post Keynesian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24 (1) :174-177.
　　[]Sim, N.C.S. (2006) , “Environmental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Some further discussion”, Ecological Economics59 (4) :401-405.
　　[]Stockhammer, E.et al (1997) , “The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 as an alternative to GDP in measuring economic welfare.The results of the Austrian (Revised) ISEW calculation 1955-1992”, Ecological Economics 21 (1) :19-34.
　　[]Taylor, L.et al (2016) ,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limate change, income distributio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cological Economics 121:196-205.
　　[]Van den Bergh, J.C.J.M. (2011) , “Environment versus growth-A criticism of‘degrowth’and a plea for‘a-growth’”, Ecological Economics 70 (5) :881-890.
　　[]Van Griethuysen, P. (2013) , “G.Marletto’s Creating a Sustainable Economy-A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olicy”,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Societal Transitions 8:97-99.
　　[]Victor, P.A. (2012) , “Growth, degrowth and climate change:A scenario analysis”, Ecological Economics 84 (6) :206-212.
　　[]Victor, P.A.&G.Rosenbluth (2007) , “Managing without growth:Slower by design, not disaster”, Ecological Economics 61 (2) :492-504.
　　[]Wallace, M.T.&J.E.Moss (2002) , “Farmer decision-making with conflicting goals:A recursive strategic programming analysi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3 (1) :82-100.
　　[]Wrosch, C.&M.F.Scheier (2003) , “Person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The importance of optimism and goal adjustment”,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12 (1) :59-72.
　　[]Wynne, G.&L.Marc (2007) , “A simple model of three economies with two currencies:The Eurozone and the US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1 (1) :1-23.
　　[]Zwickl, K.et al (2015) , “Work-sharing for a sustainable economy”, Ecological Economics 121:246-253.

       宏观经济学论文范例七：

　　题目：罗伯特·巴罗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摘要：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是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 他致力于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热点问题, 对公共财政、经济增长、货币理论与政策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巴罗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都表现出非凡的才华, 通过把数量方法应用于分析社会政策问题,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一般非均衡、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税收平滑、政策无效论、巴罗变量等方面, 涵盖了短期经济波动与长期经济增长两大宏观经济学主题, 深刻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诸多领域。
　　
　　关键词：  罗伯特·巴罗; 巴罗-李嘉图等价; 税收平滑; 理性预期; 政策无效论;
　　
　　罗伯特·巴罗 (Robert J.Barro) 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与卢卡斯 (R.E.Lucas) 、萨金特 (T.J.Sargent) 一起被看作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巴罗现任哈佛大学沃伯格 (P.M.Warburg) 经济学讲座教授, 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巴罗194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 1965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学士学位。他的学士学位导师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 (Richard Feynman) 。正是费曼的天才与杰出让巴罗认识到难以望其项背, 认为自己在物理学上的天分有限, 无法走到顶峰。同时, 巴罗认为自己的数理背景有助于其分析社会问题, 从而在研究生期间转向经济学学习, 于1970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巴罗曾执教于多所大学, 其中包括布朗大学 (1968-1972) 、芝加哥大学 (1973-1975, 1982-1984) 、罗切斯特大学 (1975-1982, 1984-1987) 以及哈佛大学 (1987至今) 。其丰富的任教经历以及交叉学科背景帮助他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也是最高产的的经济学家之一。巴罗的论文众多, 大多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 (AER) 、《政治经济学杂志》 (JPE) 和《货币经济学杂志》 (JME) 等顶级经济学期刊。同时他也是涉猎极广且在所涉领域均有重大建树的经济学家, 研究领域涵盖经济周期、稳定性政策的有效性、公共财政、经济增长、凯恩斯经济理论、社会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鉴于巴罗对宏观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 曾被汤森路透 (Thomson Reuters) 于2002年授予首届经济科学领域的“引文桂冠奖” (Citation Laureates) , 并预测其未来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巴罗的入选理由为:“对于实证宏观经济学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 研究领域涉及20世纪70年代公债问题等多个方面”。2014年, 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授予其年度杰出会士 (Distinguished Fellow) 称号, 表彰其在公共财政和一般均衡理论等领域的杰出贡献。
　　
　　一、巴罗的学术经历
　　
　　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 西方经济学界的研究重点放在经济周期性波动和政府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巴罗刚出道就加入到这个研究潮流中, 在一般非均衡分析、公共财政、通货膨胀和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方面发表了大量影响深远的论文。
　　1970年, 在刚获得博士学位之际, 巴罗就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学术生涯中第一篇学术论文, 1971年则在《美国经济评论》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 他与格罗斯曼 (Herschel Grossman) 合作发表的《收入和就业的一般非均衡模型》 (Barro&Grossman, 1971) 一文挑战了当时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研究方式。该文引领了那个时代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成为当时势头正猛的一般非均衡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代表性文献。该文发表后, 持续多年成为《美国经济评论》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献。但此后, 巴罗的文章都是挑战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 巴罗在公共财政领域和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领域提出了重要理论。
　　巴罗发表的《公债是净财富吗?》 (Barro, 1974) 一文对公债不属于净财富的性质做了论述, 也是对李嘉图 (D.Ricardo) 等价定理的现代分析。该文引来广泛的讨论, 成为此后引述最多的文章之一。文章所提出的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成为公共财政和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核心理论。此后, 巴罗所发表《论公共债务的决定》 (Barro, 1979) 一文提出了税收平滑模型 (Tax Smoothing) , 该理论同样在公共财政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
　　在研究公共财政的同时, 巴罗也关注货币与通货膨胀问题以及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其主要方法是利用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说, 以个体理性决策作为微观基础。巴罗所发表的《理性预期和货币政策的作用》 (Barro, 1976) 一文, 参与到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者卢卡斯对新古典综合学派主张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批评中。利用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说指出了货币政策的无效性, 这标志着他成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随后, 巴罗及其合作者 (Barro&Gordon, 1983;Barro, 1986) 继续就货币政策的执行方式以及通货膨胀的机理展开了讨论。他们利用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 (Prescott&Kydland, 1977) 的动态不一致性理论, 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方案。巴罗还在其他论文中利用理性预期理论对稳定性政策做了深入全面的分析, 使人们获得了关于经济周期与政府作用的全新认识。根据这些研究, 巴罗编写了以理性预期假说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 (Barro, 1984a, 1997) 教科书, 并多次再版, 还被翻译成中文、法语、德语、日语、意大利语、波兰语和西班牙语, 成为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材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研究重心从经济周期转向长期经济增长, 巴罗也较早地从90年代初期开始, 加入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中。他开创了对经济增长源泉和收敛问题的实证研究, 并越来越重视社会文化因素 (如宗教)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编写的《经济增长》 (Barro, 1995;Barro&Sala-i-Martin, 2003) 一书, 成为关于经济增长理论最好的研究生教材之一。
　　综上所述, 巴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理论三大方面。其中前两个理论都建立在理性预期假说基础之上, 集中讨论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无效性问题。此外, 巴罗是较早对凯恩斯主义学说的理论重建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二、关于公共财政的研究
　　
　　巴罗在20世纪70年代, 即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个十年内, 就已在多个领域发表了众多高水平的论文, 其中关于公共财政的研究在学术界影响最大, 使其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学术新生力量。他在公共财政领域的研究, 又以否定公债是净财富的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和主张稳定税率的税收平滑模型最为知名, 而前者相比后者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一)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现代表述
　　
　　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 (Ricardo, 1817) 认为, 政府发行公债和征税在性质上没有不同, 公债无非是延迟的征税, 因此绝谈不上是净财富。相应地, 发行公债和征收税收, 对经济的影响也没有不同。这就是说, 公债与税收是等价的。李嘉图的这个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持续热点, 是公共财政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引起了迄今长达200余年的讨论并且仍无定论。在这些讨论中, 巴罗所发表的《公债是净财富吗?》 (Barro, 1974) 一文成为讨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里程碑。该文虽然没有提及李嘉图的论述, 但是核心就是李嘉图关于公债性质的理论, 这个理论被布坎南 (J.M.Buchanan, 1976) 总结为李嘉图等价定理, 后来又被称为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 (BarroRicardian Equivalence Proposition) 。
　　巴罗 (Barro, 1974) 利用叠代模型, 引入代际利他主义, 在现代经济学框架下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规范严谨的理论研究。在模型中, 经济中每个人的生命存续时间都是有限的, 他们都要经历青年和老年两个时期, 在时期上错开存续。因此在每个时期同时存在青年人和老年人两个群体, 这样构成了世代交叠的环境。如果代与代之间存在转移支付, 例如年轻人赡养老年人, 或者老年人留遗产给下一代等等, 那么在决策时一个存续有限时期的人就等同在做一个无限期的决策:他关心下一代的福利, 下一代关心下下一代的福利, 因此在他关心下一代时, 也就相当于关心下下一代;以此类推, 当他只关心下一代的福利时, 事实上他关心的是家族里所有世代的福利。利用这样的一个模型, 巴罗在理论上证明, 不管代际转移是哪个方向的, 对家庭而言, 公债必定等价于延迟的征税, 两者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样的。在这种代际利他主义环境里, 如果政府为了刺激需求而先减税, 然后通过发行公债来应付减税带来的赤字亏空, 这样的政策是注定没有效果的。这是因为, 获减税者会将其理解为未来税收的增加, 在考虑未来自己的生活或者下一代的生活时就会预先将因减税形成的收入储蓄起来, 以应付未来税收的增加;或者上一代购买公债, 但是不将其视作净财富, 而是将其等同为延迟的税收, 因此将把债券以遗产的形式留给下一代, 以应付未来税收的增加。
　　要理解巴罗理论的重要性, 就必须从围绕李嘉图等价定理产生的争论开始。李嘉图固然是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人, 但在后续的经济理论演进中, 李嘉图等价定理被置于现代经济理论框架下重新审视, 将公债和税收纳入到资本化的范畴中来比较。现在发行公债就意味着未来既要连续增税以支付公债利息, 也需要最终增税以还本, 因此必须计算公债替代税收这一政策方案对纳税人而言的现值是多少。在巴罗之前, 有两个理由认为公债是净财富。理由之一是, 纳税人的寿命短于未来税收增加的时期, 从而他可能部分逃避掉用于公债付息的征税 (Thompson, 1967) 。理由之二是, 纳税人的贴现率要大于资本上市场上的利息率, 因此他对未来税收负担的现值计算得较少, 而利用利息率计算的现值则要大一些 (Mundell, 1971) 。通俗点说, 利息率低, 政府未来为付息而征收的税收就少; (纳税人心目中的) 贴现率高, 纳税人为了获得现在的减税就愿意承担较高的未来税收。因此, 未来的实际增税就比纳税人愿意接受的增税要少, 从这个意义上讲, 可以认为公债在私人部门看来是净财富。基于上述理由, 一部分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否定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基础上为政府的积极干预型稳定政策辩护, 如莫迪利安尼 (Modigliani, 1961) 和托宾 (Tobin, 1971) 等人认为公共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改变公债数量来产生实际效果, 梅茨勒 (Metzler, 1951) 则认为在这种情形下货币是非中性的。
　　在这个背景下, 巴罗理论的重要性就不只是推翻了上述否定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种种理论。更重要的是, 他利用了严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方法, 结合代际利他主义行为的假设来讨论这一问题, 维护了李嘉图等价定理, 使其更具有说服力。他用到的世代交叠模型是从萨缪尔森等人那里借来的, 但是引入利他主义则具有开拓性质。在构建效用函数时, 他将下一代成员的效用纳入到这一代成员的效用函数之中, 从而让有限期届的决策变成无限期届的———一个只生活青年和老年两个时代的人在做决策时因为要考虑下一代的福利, 这个决策实际上就等同为无限期届的决策。既然个人的决策是无限期届的, 那么谁也逃不脱未来用于偿付公债本息的增税。
　　但是, 巴罗的理论虽然影响深远、好评如潮, 但并没有终结争论, 而是增加了争论的热度。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太依赖于不现实的假设, 因此在解释现实问题时是失效的。反对者的依据包括: (1) 如果任何一代父母没有子女, 或者他们不关心后代的话, 留遗产的动机就不那么强烈;而且考虑到经济在增长, 后代生活水平会更好, 就更不必留遗产了 (Tobin&Buiter, 1980) 。 (2) 如果人们不是利他主义的, 那么税收可能会被延迟到受益于减税的这代人去世之后, 那么公债对他们而言就是净财富了。莫迪利安尼和斯特林 (Modigliani&Sterling, 1986) 就持有这种观点, 他们认为人们并不关心自己生命以外的事情。 (3) 存在流动性约束, 虽然人们可以动用过去的储蓄, 但是无法从未来借钱消费, 因此持久收入假说是不成立的———与其说人们的消费取决于一生的持久收入, 不如说更多地还是受限于当期收入。在这种环境下, 减税并发行公债事实上缓解了这部分人的财务约束, 使得他们本来想消费而目前没有支付能力的开支得以实现。因此, 减税具有实际效果 (Barsky, Mankiw&Zeldes, 1986) 。 (4) 人们是短视且有限理性的, 不一定会计算得那么长远, 对于未来税收如何增加可能并没有太在意。因此, 一旦减税, 人们就把它视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如果购买公债, 人们就视其为净财富, 会误以为持久收入增加了 (Bernheim, 1987) 。 (5) 从总体经济看, 从减税中获益的人群范围与承担延迟增税负担的人群范围是不同的;只有在人头税这样的总量税种中, 这两个范围才会相同。因此, 减税并发行公债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而不同人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 这就会引起总需求的变化 (Bernheim, 1987) 。
　　虽然存在上述反对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观点, 它们反而说明了该定理的价值。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是李嘉图学术思想与巴罗理论方法相结合的产物, 为公共财政理论建立了一个有价值的基准理论, 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 即使是持反对意见, 也得用巴罗的方法作为出发点来论证。事实上, 巴罗 (Barro, 1974) 一文同时还讨论了这个基准理论的扩展应用———资本市场不完善和政府具有垄断势力时的李嘉图等价问题。他认为, 只有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中, 公债才有可能是净财富, 从而公共财政政策才有能力影响到总需求。这是因为, 政府的公债计划为公众提供了资本市场因为不完全而不能提供的机会, 从而产生了实际效果。例如, 当公众不能从资本市场上借贷时, 减税的效果就等同于借贷, 从而为他们扩大了流动性。如果政府具有垄断权力, 那么公债能否具有正的净值还取决于政府是不是比私人部门更有效率。如果不是, 那么公债不仅没有正的净值, 反而给纳税人带来了负的净值, 因而不会受欢迎。
　　
　　(二) 税收平滑模型
　　
　　在公共财政理论领域, 巴罗 (Barro, 1979) 还提出了税收平滑模型, 以讨论政府公共债务的规模是如何决定的。这构成他在公共财政理论上的第二个广受影响的理论, 也成为公共财政理论中的经典模型。
　　巴罗认为税收会扭曲经济关系, 导致效率损失, 因此在解决公共开支的收入来源时必须尽量降低税收扭曲成本。一般而言, 税收的扭曲成本是税率的二次增函数, 这就意味着, 在动态环境中, 如果各个时期税率变化较大, 那么税收的扭曲成本会大幅攀升。因此, 就算财政开支在各个时期发生变化, 或者经济活动在各个时期发生变化, 也应该设法保证税率在各个时期的相对平稳。由于税率相对平稳, 那么当财政开支发生大的改变时 (如在战争时期财政开支大幅增加) 或者当经济增长发生大的波动时 (如出现经济衰退) , 就需要通过公债来解决这些特殊时期产生的赤字。
　　巴罗的税收平滑模型证明了如下结论:公债的增长速度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与政府购买支出的增长速度。 (1) 如果政府购买支出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相同的速度, 那么公债也会以相同速度增长。因此债务在GDP中的占比是恒定的, 但是其值不是在当期决定, 而是由历史决定的。 (2) 如果未来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那么本期公债增长就越快, 赤字规模就会增加。因为在最优的不变税率下, 未来税收会增加更多, 因此可以将现期的税收延迟而以公债弥补现期开支。 (3) 如果未来政府购买支出增长越快, 则本期公债增长越慢, 赤字规模会因此缩小, 此时不宜推延税收至未来。
　　巴罗的税收平滑模型还揭示了购买支出和GDP的随机性变化对当期债务的影响。例如在战争期间和经济衰退期间, 公债会大幅度增加以应付在此期间财政开支的意外增加。这是因为, 一旦经济步入这样的时期而招致财政开支意外增加, 就有理由预期未来财政开支将因战争结束而减少, 或者因经济上行而减少, 从而未来有更多的偿付能力, 那么在现期就可以增加公债。事实上, 这个模型是一个规范理论, 它指出政府应该如何设定公债规模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三、关于稳定性经济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研究
　　
　　从巴罗于哈佛大学求学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他毕业后的70年代初期, 美国的经济理论界仍然处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主导之下。但是与此同时, 针对凯恩斯主义理论与政策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围绕政府干预经济的稳定性政策是否有效而展开的。巴罗在博士毕业后深度介入到这场大争论中, 他从理性预期和动态不一致性两个角度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分析。利用前者, 他得出了货币政策无效的结论;利用后者, 他进一步论证了坚持货币政策规则以治理通货膨胀的必要性和途径。
　　
　　(一) 货币政策无效论
　　
　　巴罗 (Barro, 1976) 的货币政策结论非常明确:第一, 系统性货币政策是不起作用的, 它无法影响经济, 只影响名义变量而不影响实际变量;第二, 突发式的货币政策会影响经济, 但是会带来货币环境的不稳定, 从而会加剧经济波动, 因此是有害的;第三, 由于经济波动往往来自经济体对外在冲击的性质缺乏认知 (因为信息不完全) , 此时即使货币当局想采取稳定政策也无从做起, 因此稳定性政策是不可能实现的;第四, 就算货币当局拥有相对于公众更多的信息, 也不应该采取积极的稳定性政策, 而是应该与公众分享这些信息, 因此稳定性政策是不必要的。总之, 最好的货币政策就是类似于弗里德曼提出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 尽量降低货币变化的方差直至到零方差。下面我们看看巴罗是如何论证货币政策的无效性、有害性、不必要性和不可能性的。
　　首先, 巴罗 (Barro, 1976) 利用理性预期假说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形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形成是因为信息不完全。当价格出现未预料到的波动时, 经济活动中的决策者无法识别其是一般性总量波动还是自身价格的波动。因此在通货膨胀率发生变化时, 人们会部分地认为其代表着相对价格的变化, 从而改变产量和就业。由此一来, 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就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进一步地, 他分析了货币的频繁变化带来的影响。如果货币存量随机变动, 人们就不会预期到;但是人们会认识到货币存量的波动, 会形成预期值并通过计算方差来了解其波动幅度, 借此判断观察到的价格变化是相对的还是总体的。显然, 如果货币变化稳定, 那么就有理由相信意料之外的价格变化是相对的, 即仅仅是自己的价格发生了变化而一般物价没有变化。反之, 如果货币存量波动幅度越大则方差越大, 人们就越有理由认为观察到的价格变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量变化带来的, 此时相对价格并无变化, 因此决策者在产量和就业上就不会做出大的调整。也就是说, 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与货币变化的方差有关, 斜率的大小与方差成反比———货币变化越是频繁从而方差越大, 则菲利普斯曲线斜率越小 (绝对值越大) , 即菲利普斯曲线越是陡峭、倾斜, 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也就越小。
　　进一步地, 巴罗 (Barro, 1976) 分析了市场出清条件下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影响。巴罗证明, 如果人们按照理性预期的方式进行预测, 那么系统性的货币政策是不起作用的。一旦货币存量发生改变, 人们会预期到这个改变, 进而预期到由此带来的一般物价变化。人们也将由此认识到, 不管企业的产品价格是否变化或者如何变化, 相对价格是没有变化的, 因为所有价格都一致发生变化;不管工会会员的工资是否变化和如何变化, 工资的购买力即实际工资是没有变化的, 因为名义工资和物价会一致变化。既然相对价格和实际工资没有变化, 那么产量和就业仍然会维持在原来水平。在理性预期情形下, 只有意料之外的货币存量变化才会超出人们的预料, 从而让人们无法判别自己的价格上涨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进而无法判别名义工资的上涨是否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上涨。在这种情形下, 宏观经济受到的影响有两种可能性, 我们以货币突然增加而导致价格上升为例来解释。如果企业和工会认为自己的相对价格在上升且实际工资提高了, 那么他们就会增加产量和就业, 则货币突然扩张就能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如果企业和工会无所适从, 产量和就业的调整就是混乱的, 反而增加了经济的波动。专业一点说, 货币量变化方差的增加会导致经济波动幅度加大, 造成经济不稳定, 也将放大未来物价在预期水平上的波动幅度。
　　显然, 上述分析也指出了突然袭击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会关心是否有必要利用相机抉择式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面临的冲击, 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但巴罗 (Barro, 1976) 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他看来, 如果经济面临的外在冲击能够被人们预期到, 那么就不会带来经济波动。只有在外在冲击突如其来而人们无法判断其性质时, 其才会带来经济波动。例如, 如果总需求忽然减少, 很可能企业并不知道是否是整个经济都面临订单减少, 因此不愿意单方面降价, 于是产量就会因为没有销路而减少。也可能是, 虽然总需求的减少导致所有价格下降, 但是企业误以为只是自己的价格相对下降, 从而减少产量。此时如果货币当局比公众更有信息优势, 能预先判断到总需求的下降从而有能力提前采取措施, 那么就可以扭转总需求的下降趋势从而稳定经济。但是在巴罗看来, 一方面, 货币当局本来可以把自己拥有的优势信息与公众共享, 让私人经济去做出恰当的反应, 从而使市场机制起作用。另一方面, 如果货币当局自己采取行动, 那么会不断增加货币存量变化的方差, 给公众以货币不稳定性的观感, 从而影响到人们对相对价格的正确判断。这将妨碍人们从总体价格变化中区别出来相对价格变化, 从而削弱了价格变化的信号作用, 最终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二) 关于货币政策规则与通货膨胀治理的理论
　　
　　1. 巴罗通货膨胀理论的时代背景。
　　
　　在巴罗刚进入大学任教职的时代, 美国经济正处于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环境中, 美国的凯恩斯主义 (即当时的新古典综合学派) 与崇尚古典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 (最初的货币主义和后来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就该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 后者批评了前者的政策主张。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 (Prescott&Kydland, 1977) 提出动态不一致性理论以解释美国的通货膨胀为何年年攀升, 并提出坚持货币规则的政策主张。受他们的启发, 巴罗 (Barro&Gordon, 1983;Barro, 1986) 也参与到对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中, 先后提出了惩罚模型与声誉模型, 讨论美国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与治理的措施, 证明了货币政策规则的重要性和实现途径。
　　要理解巴罗的这两个模型, 需要从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 (Prescott&Kydland, 1977) 的动态不一致性的逻辑说起。在一个动态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环境中, 长期的最优政策方案与短期的即时最优政策是不一致的。长期最优政策是预先为未来所有时期制定的政策, 但是未来每一个时期来临时, 又存在着一个适合当时形势的最优政策, 这两种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例如, 今天为明天制定的最优政策到了明天就不再是最优的, 因为今天为明天制定的政策是以今天对明天公众行为的预期为基础的;但问题是, 政策一旦公布, 就会影响到明天的公众行为, 使之不同于今天的预期, 于是到明天时最优的政策就得改变, 就不同于今天制定的政策了。这种情况被称为时间不一致性, 又称动态不一致性, 它属于博弈论中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问题:它表明我们所看到的动态博弈中的纳什均衡在子博弈阶段是不精炼的。反之, 如果纳什均衡是子博弈精炼的, 那就可以说是动态一致的或时间一致的。
　　在货币政策的分析语境中, 长期政策是按规则行事, 而短期政策是相机抉择。总体上讲, 按规则行事有利于长远利益 (设为结局A) , 而相机抉择虽然能获一时之利 (设为结局B) , 但是损害长远总体利益 (设为结局C) 。要记住的是, B>A>C。货币当局一旦有机会就希望实现结局B, 但是会被公众识破, 结果连结局A也实现不了, 只能实现结局C。正是基于这个逻辑, 政策制定者的长期最优政策往往会落空, 经济会陷入持续的相机抉择均衡中。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货币当局为了刺激产量和就业而扩张货币, 由此引起通货膨胀 (结局B) ;而由于经济内在的规律, 产量和就业的增加是临时的, 最终会缩减至原有水平, 结果是物价不断攀升, 而实际经济产量和就业却始终维持在正常的自然失业率水平而并无变化 (结局C) 。如此一来, 还不如一开始就维持物价稳定来得好 (结局A) 。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 短期利益的诱惑持续存在, 物价是无法稳定的。
　　虽然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 (Kydland&Prescott, 1977) 是为了解释通货膨胀的内在机理而提出动态不一致性理论, 但是正如他们所强调的, 这个理论是一个一般性的原理, 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只是它的应用之一。巴罗和戈登 (Barro&Gordon, 1983) 所做的就是, 沿着动态不一致性思想, 分析通货膨胀均衡的性质, 研究可通过哪些机制走出通货膨胀均衡。
　　
　　2.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惩罚模型。
　　
　　巴罗与戈登 (Barro&Gordon, 1983) 首先设想了一个惩罚机制:如果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是无限期届的, 那么货币当局就需要有意识地形成声誉和公信力以取得公众的配合。不然的话, 公众不信任货币当局, 就会让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他们认为, 这种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巴罗和戈登 (Barro&Gordon, 1983) 认为, 在一次性博弈中, 相机抉择虽然没有效率, 但是构成均衡;按规则行事虽然有效率, 但是无法作为均衡实现。具体到通货膨胀问题上, 如果货币当局坚持按规则行事 (例如保持货币存量的稳定增长) , 就能带来一个稳定从而可以预期的环境;如果公众相信这种货币稳定, 那么经济就能同时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但是, 由于货币当局的短期行为, 这种结果不会是均衡。这是因为, 一旦公众相信货币按官方宣布的速度增长, 并据此对物价形成一个预期, 那么货币当局会发现有利可图———如果加快货币增速, 使得物价上涨超过人们预期, 则产量会增加至高于充分就业水平;虽然物价更高是一个损失, 但是产量和就业的增加带来的好处更大。这样一来, 货币当局会违背承诺来修改货币政策, 这就是相机抉择。但是, 至此并没有形成均衡, 因为在理性预期的环境下, 货币当局的动机会被公众知晓。公众会根据理性预期判断出货币当局的真实目标, 对物价或通货膨胀率形成正确的预期。预期之所以正确, 是因为该预期会逼着货币当局为了最大化其自身效用而实现。其结果是发生了通货膨胀, 但就业和产量仍然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 对货币当局而言是得不偿失。这种结果就是相机抉择的均衡———充分就业但是有通货膨胀。显然它不如坚持规则的结果———充分就业且物价稳定。
　　但是, 如果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政策实施和预期的互动可以无限期届地重复, 那么当贴现率足够低从而贴现因子足够高时, 即货币当局足够看重未来公众配合带来的好处时, 一次性博弈中的相机抉择劣质均衡就会被铲除。坚持政策规则虽然不是单次博弈中的均衡, 但是会在动态的环境中胜出,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惩罚机制的存在:货币当局要形成声誉才能获得公众的配合, 不然会遭公众抛弃。如果货币当局在一个阶段违背宣布的政策规则而突然提高货币增长率, 以便让实际的物价或通货膨胀率高于公众的预期, 那么想获得更低失业率和更高产出水平的计划倒是可以一时得逞, 但是绝无可能系统性地重复实现。这是因为, 受骗的公众会在下一个时期或若干个时期不再信任货币当局, 会提高对物价或通货膨胀率的预期, 从而让货币当局因为牺牲声誉而蒙受损失———通货膨胀出现了而产量和就业没有提升。或者是考虑到这种惩罚机制的潜在威慑, 货币当局会选择坚持政策规则;或者是因为实际受到这种惩罚机制的惩罚, 货币当局会选择在随后的阶段坚持政策规则。
　　总之, 在上述模型中, 存在着一旦货币当局选择相机抉择就让其声誉受损的惩罚机制, 这种惩罚机制会促使货币当局坚持政策规则。根据上述逻辑, 巴罗和戈登 (Barro&Gordon, 1983) 的模型预测的均衡是多重的:货币当局可能会选择在不同阶段或者坚持规则或者相机抉择, 公众会选择在相机抉择发生后给予惩罚的持续时间长度, 各种组合都可能构成一种均衡。结果, 长期均衡的性质就类似于相机抉择均衡结果和坚持规则结果的加权平均, 这个结果比纯粹的相机抉择均衡要好, 但是比严格的坚持规则均衡要差。而且, 贴现率越高则结果越接近相机抉择的结果, 因为货币当局不看重未来, 从而牺牲声誉给未来造成的损失的贴现值就比较小;依据同样的逻辑, 贴现率越低, 则动态均衡结果越接近坚持规则的结果。巴罗和戈登还预测到, 如果货币增长率出人意料的骤变带来的好处越大, 则通货膨胀越有可能发生。例如发生意料之外的负面供给冲击时, 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就提高更快, 因为应付负面供给冲击是当务之急。
　　
　　3.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声誉模型。
　　
　　巴罗对上述模型并不满足, 认为该模型要依赖货币当局的无限任期才能通过其与公众的互动形成信任机制以解决通货膨胀, 而事实上货币当局并非是无限任期的。为了分析有限期届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治理, 后来巴罗 (Barro, 1986) 单独提出了声誉模型, 分析了解决通货膨胀的另外一种思路。这是一个重复但期数有限的模型, 货币当局在有限的时间如2期内制定政策。同时信息是不完全的, 货币当局的政策偏好不为人们所知。例如, 一届货币政策制定者是更看重物价稳定, 愿意坚持货币政策规则 (巴罗称之为类型I) , 还是更看重产量与就业, 力图利用通货膨胀刺激产量和就业, 选择相机抉择的做法 (巴罗称之为类型II) , 只有政策制定者自己清楚。虽然政策制定者的任职期有限, 但是因为是重复多次的, 从而也存在着公众是否信任和合作的问题。这样就存在着如何形成声誉的问题。
　　如果信息完全, 那么均衡非常明确。根据回溯推理的机制, 看重产量和就业的政策制定者 (类型II) 将在每一期都执行通货膨胀政策。而公众会形成这种预期, 从而产量与就业并不会超出自然失业率水平。显然这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但是它确实构成一个均衡。这是因为, 由于期届有限, 政策制定者在最后一期无论怎么做, 都不会再有下一期获得来自公众的信任或不信任形成的奖惩。因此他一定采取通货膨胀政策, 但问题是这会被公众预期到。相应地, 在倒数第二期, 他的政策方案也不会受到最后一期的影响。因为无论他如何做, 最后一期都是通货膨胀的出现和人们对这个结果的正确预期。以此类推, 他会在每一期实行通货膨胀, 而公众在每一期都会认识到这一点。基于同样机制, 看重物价稳定的政策制定者 (类型I) 会在每一期都保持物价稳定, 而公众会充分相信他, 从而经济处于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均衡中。显然, 类型I政策制定者比类型II的政策制定者带来的结果要好。
　　但是, 如果信息不对称, 公众不知道自己面临的货币当局是类型I还是类型II, 那么结果就不同于此前, 但总体上经济福利会趋于向帕累托最优的方向改善。类型II虽然更看重产量和就业, 但是会在最初的几期选择保持物价稳定, 让产量和就业处于正常的自然失业率水平, 以此装扮成类型I, 利用这种声誉以获取公众的信任和在下一个时期的合作。类型I则持续选择保持物价稳定。由于不知道哪种类型出现, 公众要做的是, 根据关于货币当局类型的有限的概率知识, 通过回溯推理的方式, 对每一期的货币当局应采取的货币政策和相应的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期。至于确切的结果是什么, 取决于各种参数———类型II (相对于类型I) 对产量与就业的偏好程度有多强, 公众关于货币当局类型的概率知识是什么, 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 巴罗以及其和戈登 (Barro&Gordon, 1983;Barro, 1986) 的模型并不是对现实问题的解释, 更多的是对解决问题提供的一个方案。正如他们自己所说, 两个方案都具有局限性。第一个方案依赖于无限期届, 但是这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且第一个方案存在多重均衡, 哪种均衡胜出并不确定。第二个方案虽然在货币当局的任职期届上更接近现实, 但是解决问题要依赖于货币当局存在不同的类型。而一旦货币当局只有一种类型, 那么又回到第一种方案中去了。此外, 这两个模型动用了动态博弈理论的工具, 虽然大致逻辑可以理解, 但是细节部分非常复杂。
　　
　　四、其他重要的宏观经济研究
　　
　　除了上面介绍的研究之外, 巴罗最早提出的一般非均衡理论和后来致力研究的经济增长理论也都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留下了深刻印迹。
　　
　　(一)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
　　
　　巴罗对经济增长理论有着诸多贡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增长理论兴起时, 他投身其中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他的研究主要是经验性实证分析, 集中探讨经济增长的源泉。
　　其一, 巴罗 (Barro, 1991) 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整理了1960年以来的近百个国家的数据, 包括用来代表人力资本的入学率、私人投资、政府活动的大小与性质、经济制度、政治稳定性、政府引起的市场扭曲等。他的研究表明, 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穷国赶上富国;政府投资几乎不能诱发经济增长, 而其他政府活动则抑制经济增长;政治不稳定和市场扭曲更是阻碍经济增长。巴罗证明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如果穷国具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 就能比富国有更快的增长速度, 最终趋向于赶上富国。巴罗在研究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 选取了一长串解释变量, 这对当时经济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致这些变量被称为巴罗变量 (Barro Variables) 。巴罗的工作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走向实证, 否则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还会停留在理论上。
　　其二, 巴罗和撒拉-依-马丁 (Barro&Sala-iMartin, 1992) 分析了经济增长中的收敛问题。研究的主要对象是1840-1988年美国各州的经济增长, 仍然使用了前面提及的“巴罗变量”, 只不过其中有些部分如政治稳定性和经济制度等在各州相同而已。然后, 他们将这个结果与当时已有的关于收敛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巴罗和撒拉-依-马丁的结论是: (1) 收敛是存在的, 美国原先相对较穷的南方各州最终追赶上了富裕的州。但是, 尽管穷州增长更快, 也只是每年快2~3个百分点; (2) 收敛是有条件的, 如果各个经济体人力资本相同、技术水平相同以及政府开支水平相同, 经济增长才会收敛, 这在国别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 (3) 各个经济体是否开放影响着收敛的速度, 同时也导致产出的收敛与收入的收敛出现差距, 经济开放会使得产出的收敛比收入的收敛速度更快, 这是因为经济开放带来技术的扩散和资本的流动 (巴罗所说的产出归生产者所有, 类似于GDP, 收入归经济体的本土居民所有, 类似于GNP) 。基于这种分析, 巴罗后来在评论德国统一后的经济增长问题时指出, 尽管收敛的力量很强大, 但是别指望东德在短期内赶上西德。结果验证了他的观点, 东德一开始经济爆发式增长, 但是随后无论德国政府如何努力, 东德的生产率很快就停滞在西德生产率75%的水平。
　　其三, 巴罗和撒拉-依-马丁 (Barro&Sala-iMartin, 1992) 也指出了收敛发挥作用的条件。他认为, 要促进经济增长, 穷国必须保护产权, 促进法治, 发展自由市场, 对外开放, 保证宏观经济稳定, 对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其四, 巴罗 (Barro, 2002) 还关注促进经济增长的软性政策如民主、妇女教育、环境保护、促进收入平等、支持民间组织、发展社会资本等。尽管这些更像是政策目标, 但是巴罗认为其研究表明它们是经济增长的手段。
　　其五, 巴罗和其夫人麦克莉丽 (Barro&McCleary, 2005) 将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认为宗教影响经济表现的思想进行了严谨的实证检验。在巴罗变量之外, 他们从6个国际调查机构关于50个左右国家的调查中整理了有关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数据, 其中宗教信仰是用是否相信天堂和地域来代表。他们的研究表明, 宗教信仰强的国家经济增长会比较快。但是, 一旦有了宗教信仰, 过多参加正式宗教活动就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因为它占用了时间和其他资源。
　　
　　(二) 一般非均衡理论
　　
　　巴罗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批评者, 但是他最早提出的有影响的理论是一般非均衡理论, 这恰恰是关于凯恩斯主义的, 是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贡献。这个理论是巴罗和格罗斯曼 (Barro&Grossman, 1971) 合作提出的。
　　在巴罗和格罗斯曼 (Barro&Grossman, 1971) 看来, 凯恩斯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出清不是常态, 市场无法出清才是通例。但是, 凯恩斯之后的宏观经济学希望从一般市场均衡的理论框架中得出凯恩斯的不均衡的结论来, 因而缺乏个人选择分析的理论基础, 也与现实不合。意识到这个重大缺陷的存在, 帕廷金 (Patinkin, 1949) 和克劳尔 (Clower, 1965) 从一般非均衡的角度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重构。巴罗对此给予肯定, 但是也指出他们的理论存在不完全性和不严谨性的缺陷。基于此, 巴罗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扩展, 建立了一个通用的非均衡的方法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
　　巴罗和格罗斯曼的基本观点是, 各个市场是相互联系的, 任何一个市场的不均衡都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市场。需要有一个基于个人选择行为的理论框架将所有市场的相互影响考虑进来, 以分析不均衡的宏观经济形势 (如繁荣与萧条) 是如何产生的。他们的模型假设了商品、劳动和货币三个市场, 分析了劳动者和生产者的决策行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个模型还区分了非自愿失业与自愿失业, 前者是劳动市场上不均衡时存在的失业, 后者是劳动市场均衡但是其他市场不均衡时的失业, 两种失业的存在都意味着经济处于萧条之中。在他们的模型中, “非均衡”具有“一般”的性质:劳动市场上工资率的变化影响到商品市场上对商品的需求, 从而使得商品市场的出现供求不均衡, 而这种不均衡再影响到劳动市场;同理, 商品市场上出现的供求不均衡也会影响到劳动市场, 影响到就业, 从而再返回来影响到商品市场。经济的波动就是在这样的机制中出现的。对这个“一般非均衡”, 巴罗和格罗斯曼区分了总供给过剩和总需求过剩两种情形, 分析了这两种不均衡的情形是怎样在劳动者和生产者的选择下通过三个市场的相互影响而导致宏观经济不均衡的。
　　
　　五、总结性评述
　　
　　巴罗是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他涉猎广而著述多, 且在宏观经济学几乎每一个重要领域都有重要建树, 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他自1970年以来发表的150篇左右文章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并且, 他的影响不是来自某一个领域, 而是来自他在各个领域发表的论文。虽然他被授予引文桂冠奖时, 评选机构评价他为实证宏观经济学家, 但事实上巴罗在理论宏观经济学与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贡献, 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授予他杰出会士时指出了这一点。
　　巴罗在哈佛大学接受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教育, 但是除了《货币与就业的一般非均衡模型》 (Barro&Grossman, 1971) 属于后凯恩斯主义之外, 他几乎是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一年 (1971) 就与自己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凯恩斯学说分道扬镳, 转身投入到芝加哥学派引领的理性预期革命中, 转向凯恩斯学说的反面, 对代表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关于经济周期和稳定政策的理论展开了批评。从上述理论介绍中可以看到, 他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利用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说分析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这使得他同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等人一样, 成为推动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形成的主力。其中关于公债的理论从学理上证明了财政政策的无效性———想通过发行公债来支持减税是不能刺激消费的, 从而赤字财政政策不像凯恩斯主义所宣传的那样有效。而他关于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的论文则通过非常规范的方式证明了货币政策的无效性。这些逻辑与建模方法至今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材中的主要内容。
　　第二, 巴罗在论证公债、经济周期和财政货币政策无效性问题时也提出了有用的可以推广的一般性分析方法与思路, 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些文章中, 他运用了博弈论的方法, 其中的结论包含着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及其多重均衡性质, 包含着不同的策略内容等。在公债理论中, 他提出了前瞻的思路, 并引入利他主义 (父母对子女后代的关爱) , 这样才得出公债不是净财富的结论。尤其需要提到的是, 巴罗所发表的关于公债的论文 (Barro, 1974) 不仅在现代经济学框架中复兴了李嘉图等价定理, 更因为引入利他主义而推动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前进。该文和同期刊出的贝克尔的《社会相互作用论》 (Becker, 1974) 一文在经济学研究中同时第一次正式引入了利他主义。而在此前, 经济学假设人们是自利的, 因此经济学的分析都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上, 这里的经济人包含了理性和自利两重属性。但是从巴罗和贝克尔的论文开始, 经济学逐渐部分地放弃了自利假设, 转而只强调理性。在今天的经济学研究中, 理性既可以与自利结合, 也可以和利他主义结合, 形成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而在当时, 这个变化是激进的, 并没有立即为经济学界广为接受, 而是直到1993年, 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主办的《经济学文献杂志》将利他主义正式列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 自此经济学理论中就包括了利他主义行为研究这个分支。
　　第三, 巴罗 (与格罗斯曼合作) 的一般非均衡理论尽管是他后来不再坚持的理论, 但是这个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理论强调了微观行为基础对理解宏观经济结果的重要意义, 也提出了将一般均衡方法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思路, 这些都是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所注重的。
　　第四, 巴罗的研究领域是应用宏观经济学, 但是以往学者在这个领域更多的是进行理论探讨, 较少进行实证研究。而巴罗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则主要是实证性的, 而且是开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先河, 而在此前的内生增长理论中, 罗默、卢卡斯、阿吉翁和豪伊特等人的开创性贡献都是理论上的。巴罗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 他的实证研究一是提供了一般性的方法框架, 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二是全面深入地探讨了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之一———收敛和条件收敛, 加深了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第五, 巴罗的研究不仅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也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广泛影响。尽管他关于公债的理论一开始引起的争议极大, 但是却渐渐地改变了学术界对赤字财政的乐观认识。其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和对解决通货膨胀方案的设计也助推很多国家的货币当局接受了坚持货币规则的理念。例如, 英国、新西兰、加拿大和瑞典等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先后从相机抉择政策转向坚持货币规则政策———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来执行货币政策, 并因此而成功地稳定了通货膨胀。
　　
　　参考文献
　　
　　[]Barro, R.J. (1974) , “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41 (1) :1095-1117.
　　[]Barro, R.J. (1976) ,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2 (1) :1-32.
　　[]Barro, R.J. (1979) ,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ublic deb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7 (5) :940-971.
　　[]Barro, R.J. (1984a) , Macroeconomics, John Wiley&Sons;5th ed, MIT Press, 1997.
　　[]Barro, R.J. (1984b) ,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macroeconomics in 198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4 (2) :179-182.
　　[]Barro, R.J. (1986) ,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17 (1) :3-20.
　　[]Barro, R.J. (1989) , “The Ricardian approach to budget defici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2) :37-54.
　　[]Barro, R.J. (1991) ,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2) :407-443.
　　[]Barro, R.J. (1995) , Economic Growth, MIT Press;2nd ed, with X.Sala-i-Martin, MIT Press, 2003.
　　[]Barro, R.J. (2000) ,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 (1) :5-32.
　　[]Barro, R.J. (2002) ,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Chilean Economy5 (2) :17-36.
　　[]Barro, R.J.&D.B.Gordon (1983) , “Rules, 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2 (1) :101-121.
　　[]Barro, R.J.&H.I.Grossman (1971) , “A general disequilibrium model of income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1 (1) :82-93.
　　[]Barro, R.J.&H.I.Grossman (2008) , Money,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ro, R.J.&R.M.McCleary (2005) , “Which countries have state relig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0 (4) :1331-1370.
　　[]Barro, R.J.&X.Sala-i-Martin (1992) , “Co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0 (2) :223-251.
　　[]Barsky, R.B., G.N.Mankiw&S.P.Zeldes (1986) , “Ricardian consumers with Keynesian propens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4) :676-691.
　　[]Becker, G.S. (1974) ,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2 (6) :1063-1093.
　　[]Bernheim, D. (1987) , “Ricardian equivalence:An evaluation of theory and evidence”,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 :304-309.
　　[]Buchanan, J.M. (1976) , “Barro on the 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4 (2) :337-342.
　　[]Clement, D. (2005) , “Interview with Robert Barro”, The Region (Sept) :16-27.
　　[]Clower, R.W. (1965) , “The Keynesian counter-revolution:A theoretical appraisal”, in F.H.Hahn&F.P.R.Brechling (eds.) , The Theory of Interest Rates, Macmillan.
　　[]Kydland, F.E.&E.C.Prescott (1977) ,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5 (3) :473-492.
　　[]McCleary, R.M.&R.J.Barro (2006) , “Religion and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2) :49-72.
　　[]Metzler, L. (1951) , “Wealth, saving and the rate of interes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59 (2) :93-116.
　　[]Modigliani, F. (1961) , “Long-run implication of alternative fiscal policies and the burden of the national debt”, Economic Journal 71 (284) :730-755.
　　[]Modigliani, F.&A.Sterling (1986) ,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sector behavior: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5) :1168-1179.
　　[]Mundell, R. (1971) , “Money, debt, and the rate of interest”, in:R.Mundell (ed.) , Monetary Theory:Inflation, Interest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 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
　　[]Patinkin, D. (1949) ,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and the Keynesian supply function”, Economic Journal 59 (235) :360-383.
　　[]Ricardo, D. (1817) ,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Reprinted in 1996, Prometheus Books.
　　[]Romer, D. (2012) ,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4th ed., McGraw-Hill.
　　[]Snowdon, B. (2006) , “The enduring elixir of economic growth”, World Economics 7 (1) :73-130.
　　[]Thompson, E.A. (1967) , “Debt instruments in macroeconomic and capital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6) :1196-1210.
　　[]Tobin, J. (1971) , Essays in Economics, vol.1.Macroeconomics,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Tobin, J.&W.Buiter (1980) ,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G.M.von Furstenberg (ed.) , The Government and Capital Formation,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宏观经济学论文范例（精选5篇）

http://m.rjdtv.com/lunwentimu/37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