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汤建元；人性；善恶同体。
汤建元，1954年生于河北，曾从事报社记者工作，出版过诗集，后下海经商。1998年4月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汤建元的人生经历中，为追求利禄而放弃功名，不断在欲望中放纵自己，在金钱的诱惑中迷失自己，最终沦为阶下囚。在看守所人性化的管理中，汤建元积极认识认罪态度和反省自己，最终通过文字的方式记录下了整个过程。汤建元正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悔恨，并以此告诫人们要做一个善人，他用亲身经历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正义的力量。汤建元正是用自己手中的笔，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以欲望为原罪，通过叙述形形色色的人对金钱物质、肉体、利益的追求，从而揭示人性中恶的社会根源，同时以生活为原形赞扬人性中朴实、善良的崇高品质，为人们展示一片心灵的净土。
一、善恶同体的人性。
人是最为奇怪复杂的存在物，就个体而言是集人性与兽性、善性与恶性、社会性与动物性、理性与非理性、个体人生命的短暂性与人类历史的恒远性等矛盾于一身。作为属于一定社会阶层、有丰富的个人情感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公共权力掌控者，人不可避免地具有种种人性和个性的弱点。
狄德罗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给人下定义。正是人性的趋利避害与复杂多变，使得人的道德在利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也正是人性的这种复杂与多变才导致人性在社会道德上的迷失所谓 “‘道’既不存，‘德’复何依？”[1]
在汤建元的小说中，身处物欲横流、腐败蔓延、充满诱惑的社会中，人们受世俗风气的影响不惜以道德为代价，以金钱为筹码，不惜牺牲婚姻、爱情、肉体、乃至人格和尊严去实现他们所谓的事业梦想。而这一切追求的动力就是物质、金钱。在各种欲望中，有对肉体的渴望、对权力的苛求、对金钱的向往等等。这些受各种欲望驱使的人把人生看作一场交易。在交易中，把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以社会地位，权势甚至肉体作为交换条件。在这场权钱交易中原本崇高神圣的爱情变得丑陋、卑劣；原本威严的权势、地位在他们这里变得不堪一击。在这些肮脏的交易中，社会道德在丑陋行径中沦丧，汤建元用他正义的良心揭示了人性的险恶与猥亵，揭露了心灵的罪恶。
二、作品展现的善恶同体。
小说 《罪幕》中以恒义为首的兴泉公司是一个以诈骗为业的犯罪集团，为满足不断膨胀的金钱欲望，不断利用自己政治上的权力、地位给自己便利，甚至不惜用重金拉拢各种社会关系，制造一系列的案中案、谜中谜，利用美人计、离间计为他们大捞不义之财而铺平道路。他们犯罪手段之狡诈，计谋之周密，行为之疯狂，真可谓登封造极，步步让人触目惊心。这样猖獗的诈骗行为，无不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是在利益的得失中丧失了人性，突显兽性；丧失了善性，突显恶性；丧失理性，突显非理性。
恒义毕竟是人而非兽，在其人性中，也依附善的因子。如对父母、妻子、儿女的爱，就人本身的复杂性来说，我们不能把它单一的化为善、恶两个对立面，因为人性的善、恶之间同样可以相互渗透，相互转换，只是要以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生态度作为转换条件。一些人将善隐藏在灵魂深处，而不轻易表现出来，即使要表现，也只能是在 “特定”的人身上，这样的善显得有点自私和狭隘。从恒义对小睁母女的无私帮助可知，他是一个懂得感恩并知恩图报的人。
同时，他认为：“在中国数农民最有良心，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而城市是冷淡的，城市里居住的人情味也太薄，把自家的门一关，便把亲情、温馨和真诚也关在了门外”[2]
这就是恒义对农民与城市人的不同看法。由此看来，他个人更信赖农民的纯真、朴实和善良，更相信生长在农村这片净土中的人情、人性。
综上来看，恒义本身就是一个善恶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在不断满足自己欲望，在金钱面前沦陷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用自己的善良对待父母，救助他人。
小说 《妩媚陷井》中讲述的是身居要职的业务主管佘达军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为了在那女友麻丽华的面前不失面子、身份，以显示自己作为男人的豁达，慷慨的大男子气概，挺而走险，多次挪用公款，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在爱情的道路中，他在宁可失去人格﹑尊严也不愿失去爱情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而就佘达军的犯罪根源来说，他表现出来的确是人性的本能，是为了追求他伟大崇高的 “爱情”,出卖权势，地位乃至人格，只是他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选择了罪恶的方式。
从善恶同体来说，这不单单是用一个 “恶”字就能阐述清楚的，因为追求爱情是每个人的权利，只是这种追求方式在佘达军显得太过极端。
在佘达军与女友麻莉华二人的关系中，佘达军追求的是麻莉华对自己的一份爱情，而麻莉华追求的却只是金钱。作为女人，她不爱佘达军，她只是想利用佘达军对自己的忠贞，通过佘达军的职务来获取金钱。从这里可以看出，麻莉华完完全全是个拜金主义者，对金钱的无法满足是她人性最大的弱点。佘达军对她而言不过是一条获得金钱的通道。
在这场虚假的爱情中，佘达军最终不仅输掉了金钱、地位、爱情，甚至连他自己的人格也一并输掉。客观上说，他们都是受欲望的控制并最终走上犯罪道路，表现出来的是奴性，而这种奴性正好消解了人的理性。
无论是恒义、佘达军还是麻莉华，尽管他们追求的东西不同，但最终原因都归于欲望对人性的解构，归因于社会价值观多元化趋向，信仰的缺失导致精神的荒漠，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最终丧失了健康人格而深陷囹圄。
着名评论家谢有顺在评论青年小说家东西时说：“东西是一个真正对任何事物都 ‘不失好玩之心’的作家，他的作品也通过一种善意和冷峻，写出了生命自身的厚度和韧性；他写了悲伤，但不绝望；写了善恶，但没有局限于是非之心。”[3]
在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观点借用到汤建元身上。在他的小说中，还有一部分则是以农村为视角，竭力彰显人性高尚的品质。这些人物形象不一定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钱人、有权人。甚至相当一部分是一群朴实，憨厚的农民。在充满诱惑的社会中，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去感化他人，用他们的善良去纠正邪恶。这些人的闪光点在于他们 “与人为善”的高尚品质，生活中他们从来不去嫉恨别人的坏，只记住自己的好。他们用以衡量社会价值尺度往往不是用金钱、物质而是用他们做人的良知，用他们 “与人为善”的标准。
作为人，他们并不是没有追求，没有欲望，和许多人一样，他们也有对金钱的向往，对权力的苛求，对肉体的渴望。这同时也体现了他们作为人的共性---人性。但他们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们能以平静的心态去追求，接收。在他们的价值取向中，他们懂得取舍，明白放弃，而不是以极端的方式去强行占有，从良心出发，他们不会去巧取豪夺，而是以人性化的方式去探索、寻求。所以金钱、肉体、权利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然而，“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在这些纯朴善良的人中，同样也有恶的存在。
《良心》中当屯溪村的好村长郭斗被押上警车成为罪犯的时候，5000村民竟同时下跪，誓死扞卫他们的好村长。该故事讲述的是屯溪村村长郭斗为了民众的利益，在村民是闹事中他把职位搁置于一边，不对村民行为加以阻止，致使自己犯下渎职之罪。作为一个小小村长的郭斗竟受到村民的如此爱戴，由此体现出他巨大的人格魅力，体现他作为一村之长为民谋利的责任心，对村民的良心。他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具有大丈夫的勇气气魄。虽然作为一名村长他是失职的，但他自认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体现，人生目标得以实现。最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无愧于自己，无愧于父母，无愧于父老乡亲。
就郭斗来说，他的出发点是善的，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谋求村民利益才犯下错，但正是他善的出发点致使国家损失几百万的资产，从这点来说他的善铸成了恶果。善恶在此融为了一个整体，相互渗透，相互转换。但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因果联系中，郭斗的人生观、价值观才得以充分体现，由此塑造了他这样一个尴尬的平民英雄形象。
小说 《祸根》中，善恶同体在刘江明这一人物形象身上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在权势的威逼利诱之下，他放弃了做人的原则，为了追求名利、地位他不惜背叛了自己的恩人晁天舫，使自己成为了社会的罪人；另一方面，在其背叛的背后，却有着自己难以诉说的痛苦和矛盾。这样一个背叛良心的人在我们看来是罪不可恕的，但他在违背道德的同时却也在尽力挽救。可见，在这样一个没有道德原则的人身上，善与恶同样交织于这个生命个体中，形成一个善、恶矛盾的统一体。
在汤建元的一系列作品中，他根据自己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以个人犯罪事实为写作依据，以小说为载体，向读者展示显示社会中纷繁复杂的人性。
他从自己的成败中，来纵观各处大大小小贪官的堕落轨迹，他们的人生缺口常常无不是从一个红包，一次赌博或者一次艳遇开始。小说 《罪幕》和《妩媚陷阱》相当真实地展现人的野心，作品撕开温情的面纱，毫不留情地把它的人物放在金钱、权利、女人的刺激诱惑下，在这样的环境里把人性中膨胀的欲望完全表现出来。写出了为追求金钱不择手段的卑劣行径，而重点放在传统的道德秩序和情感良知在金钱作用下的崩溃和瓦解，写出了金钱对情感的摧残，对人生的解构和对人格的颠覆。无论是在社会心理驱使下为官者追逐权力、滥用权力使罪恶之花在腐败的温床上疯狂滋生蔓延，还是在自我实现中迷失，在汤建元看来，都是社会信仰的缺失、价值观颠覆以及道德沦丧。
结语。
汤建元的小说以善恶同体为核心，本着 “做个好人”应该是道德实践的最低要求，但并非要求人人皆为君子，个个修成圣人，只不过是做人要对的起良心，不要作恶。作者宣扬的人性中的善，但在具体的创作上，作者却是以善恶一体的对比的方式展开对人性的阐述，从而使处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中的生命个体变得丰富和广阔。汤建元用自己亲身经历为写作背景，伴着酸楚，浸着悔恨，写出对社会，对人生以及对人性的感悟，写出对新生活的渴望。汤建元注重的不是在现实表面的滑行，更非只听见欲望的喧嚣，而是能看到生命的宽度和广度，能 “饶恕”那些扭曲的灵魂，能有无所不包的同情心，能在罪与恶中张扬 “无差别的善意”,能对坏人坏事亦“不失好玩之心”,能将生之悲哀和生之喜悦结合为一体，能在“通常之人情”中追问需要人类共同承担的“无罪之罪”,能以“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这双重身份揭示灵魂的深处。
参考文献：
[1]范今朝·“道”既不存，“德”复何依？---中国当代信仰缺失与社会道德危机 [N].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7-07-25.
[2]汤建元·罪幕 [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3.
[3]谢有顺·重塑灵魂关怀的维度[N].文汇报，2005-07-31.
http://m.rjdtv.com/wenxuelunwen/242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