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埃及当代着名作家艾尼斯·曼苏尔的游记《世界二百天》中，有对香港和宝安县（今深圳市）的描写。曼苏尔笔下的香港具有多样性，源于作者把香港这一“他者”置于中阿文化差异的另一参照系来考察，而非基于文化不平等心态的变形“他者”来构想。另外，曼苏尔的游记还较为客观地反映出阿拉伯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对“香港”及中国人的认识轮廓。 　　 　　关键词：艾尼斯·曼苏尔； 世界二百天；多样性的香港。 　　 　　艾尼斯·曼苏尔 （Aneis Mansour） （1925-2011） ,埃及着名作家、记者，埃及《金字塔报》专栏作家，两次荣获埃及国家奖（游记文学类）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印度议会着述和创作奖等。曼苏尔毕业于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曾在艾因·夏姆斯大学哲学系任教，后致力于新闻工作，做过《今日新闻》的记者，担任过许多报刊杂志的主编，精通英、德、意、法、俄等多种语言。曼苏尔出版了200多部作品，尤以散文和游记成就最高，主要作品有《世界二百天》《历史上最神奇的旅行》《埃及现代文学种种》《世界散文精华》《来自莫斯科的问候》等。他于2011年10月21日去世，享年87岁，埃及本国报刊、电视台以及卡塔尔半岛台、阿联酋阿拉伯比亚台、英国BBC阿语频道等有影响的媒体都对其逝世表示哀悼，足见其在阿拉伯文化界的地位。 　　 　　《世界二百天》（1963年）是埃及现代游记文学的杰作，也是阿拉伯世界的畅销书，再版45次之多，被译成英、法、德、意、汉等多国文字。1986年面世的中文版是根据1977年第12版译出的。该书较为真实地记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作者在二百天的时间里在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夏威夷、香港等地区旅行时的见闻。其中对香港和宝安县（今深圳市）的描写，共43页，约10000字，包括“海之珍珠”“还有这些怪事”和“你要像个外国人”三部分。 　　 　　游记不仅是游者对所见所闻的纪录，更是对异域文化体验的归纳。曼苏尔在《世界二百天》中以埃及游者的视角，记述了他在香港和宝安县旅行或居住的经验感知。因停留时间不长，只有半个月左右，作者不可能对香港社会做广泛深入的考察，记录的多是从视觉、感觉等认知层面对于异域香港的印象，以满足阿拉伯读者对异域的猎奇。而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令他笔下的香港多了一些客观和真实的成分，如香港人辛勤工作是香港繁荣发展的保证，但香港过于物质和商品化了，香港的人口密集和贫富悬殊令人担忧。上述描述较为客观地反映出阿拉伯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对“香港”及中国人的认识轮廓。 　　 　　下面，拟从视界层面、认知层面、体验层面和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曼苏尔笔下的香港和中国人。 　　 　　一、自然景观中的美丽香港。 　　 　　曼苏尔有着旺盛的好奇心和较为开放的眼界，认为世界是一部辞藻绚丽、寓意深远的巨着，需要用心去阅读。于是，他展开想象的翅膀，用极其生动而又形象的词汇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香港，将之称为“海之珍珠”.从高空俯瞰，香港是一幅悬挂在蓝色玻璃墙壁上的彩图，高大而纤细的红色、黄色和白色楼寓，仿佛是用金币、银币和铜币雕镂而成，海港宛如少女的裙边，裙子是浅蓝印红花的，上面点缀着珍珠。总之，远眺“香港宛如一个披红挂绿的美女，带着项链和戒指，戴着珍珠耳环，曲膝坐在一块绿色的地毯上，仿佛就是山鲁佐德，正在向山鲁亚尔国王倾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1]310面对妖娆多姿的香港，作者用美貌与智慧兼备的阿拉伯奇女子山鲁佐德作比，便于阿拉伯读者理解和接受香港的独特气质。即便如此，作者仍觉得面对香港这位海洋女皇，任何语言描述她的“娇艳妩媚”和“魅力”都显得苍白无力。走出机场，在去饭店的路上，坐在车里看着香港，嗅着格外清新的空气，路边的楼房别致幽雅，被峰峦环抱着。站在地面仰视香港，“坐落在一屏高山脚下，……是一座最新式建筑的城市，一幢幢楼寓，宛如中国书卷，中国书卷从上而下书写，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横划着”,[1]318这里有美丽而平静的维多利亚海湾。美丽香港的自然景观随作者视线的伸延而展现，在作者游历心态和客观视野中逐渐生成了。 　　 　　作者以“自我”的身份去接触和了解香港，主体带着对客体自然风景的欣赏，因而笔下的香港是美丽的。 　　 　　二、人文情感中的含泪香港。 　　 　　中国和埃及同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两者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中国西周的丝绸就经中亚、西亚，辗转运抵埃及。近代以来，两国均遭受过英法等西方列强的入侵，有着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自主的特殊经历。1883年，埃及被英国占领，直到1922年，“埃及终于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名义上成为独立国家，但要实现真正的独立，埃及人民还需要进一步努力”.[2]2521925年出生的曼苏尔亲历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1952年埃及共和国建立，1955年埃及政府为维护民族独立将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1956年恼羞成怒的英国和法国出动240多架飞机对埃及的重要经济和交通设施轮番轰炸。英法的行径，激起了世界公愤，遭到了国际舆论谴责，亚非拉许多国家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声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决定向“埃及捐赠2000万瑞士法郎和大批物资”.[2]297中国和埃及相似的境遇，也令作者对近代以来“含泪中国”的苦难历史表示深切同情，在游记中揭露英国殖民者的强盗行径。 　　 　　作者在前言中写道：“他游览了香港这块由百万中国人占有的英国租界。它位于八亿人民中国的边缘”.[1]7这说明作者对香港的地理位置和身份定位颇为了解。然后又在正文中详细介绍了香港的历史和鸦片战争。香港自1841年成为英国属地，英国又对中国南部省区垂涎三尺。居心叵测的英国改变策略，向中国兜售鸦片，使中国人民对这种杀人的麻醉剂成瘾成痴。然后又讲到，中国大臣的禁烟运动，英国虽撤军，“却以一种近似武力的方式占领了香港……还要求中国割让一块地区，以便护卫这座岛屿。……又从香港对面抢出一块中国地盘，这就是九龙。……租期为九十九年……后来，它又增加了约有三百平方公里的面积”.[1]318这样一些史实的记述，说明作者对香港历史的了解，对中国和埃及相似的境遇有些惺惺相惜。 　　 　　作者以一种去意识形态的心情继续谈着香港的前世今生，认为“香港仍然是远离着自然狂飙和政治风暴，蒋介石曾打算占据这个金库，但他失败了，共产党人也打算拿走它，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了它，那是发生在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失陷后”.[1]325而无耻的是，英国一直占据着它。在曼苏尔的文本里，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英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 　　 　　此外，作者还描述了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的各方面表现，如街道和饭店都用英文名，如艾斯图尔、班尼修拉（半岛饭店）等饭店，沙利斯布拉、纳唐、卡尔纳佛街道等，最有名的是女皇大街，首府叫维多利亚等等。就连交通警察也根据懂不懂英文来区别衣服肩带上的颜色，精通英语的人披红标肩带。英国人要求香港人学英语，却阻止不了这里的人说华语、广东话、上海话，办各种中文报纸。通过发明“老虎油”致富的中国富翁，捐资兴建医院和学校，救济穷苦百姓，努力延续着本土文化习俗。在捐建的公园里用各种浮雕反映中国的生活和文明，还有中国历史、宗教、文学中英雄豪杰的神话和故事，以此来记住自己的根，抵抗英国的文化渗透。 　　 　　形象具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含泪香港“他者”的形象投射出了形象塑造者自身的影子，也就是那个曾在英帝国主义殖民铁蹄下伤痕累累的埃及。曼苏尔对香港历史的了解或许来自书本知识，但对香港被殖民的认知却来自亲身感受。被赋予了浓重“他者”色彩的香港好比一面镜子，影射出历史上的埃及曾与中国并肩同行，共同面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 　　 　　三、真实体验下的贸易香港。 　　 　　曼苏尔在游记中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香港，即将迎来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前夕，香港正经历从转口贸易向加工出口贸易转型蜕变的景象，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迅速崛起、物品极大丰富且价廉物美、会展经济的出现等令人羡慕的一面，还有移民纷纷涌入造成的人口膨胀、贫富差距悬殊、服务态度好但酒店硬件设施差、服务者的语言沟通水平有待提高等不足的一面。 　　 　　首先，作者看到香港是自由港，各种货物源源不断地向它涌来，进进出出概不上税。因而香港商贸发达，特别受女人的青睐，“香港是女人之城”.这里的物品极为丰富，且价廉物美，如收音机、手表等电子产品，还有各种皮草制品、化妆用品、珍珠饰品等等，同一物品标价不一，需货比几家。成衣裁剪改制速度快，服务态度好且诚实可信，又善于推销。作者写道，他走进书店本想买书，出来时手里却提着一公斤西红柿和三公斤大葱。在香港面前，每位游客都心甘情愿地敬献上钱袋。 　　 　　其次，“香港是蚂蚁与蜜蜂的巢穴”.这里的人们如勤劳不知疲倦的蜜蜂和蚂蚁般，奔往在工作的途中，不懂得压马路和闲逛，许多人都做好几份工作。就连女售货员见顾客一离开，也忙着针线活，可谓争分夺秒。许多中国百万富翁也是从沿街叫卖干起，从零开始，然后钱越聚越多。作者对“勤劳中国人”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中国人工作中所具有的坚强毅力，是世界上任何人都比不了的，中国人不惜任何代价，可以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生存！”.[1]319作者继续评论道：中国人是一台人类机器，只要它转动起来，几百万双手便瘫痪无用了。进而分析其原因，认为是因为中国人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信仰，再加上中国人擅长交易。作者喜欢夹叙夹议的手法，在一段叙述后加入个人的评论，隐寓春秋笔法，褒贬抑扬殷然可见，同时，他还以记者理性、敏锐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力图挖掘“香港是全世界最明丽的一块橱窗”的深层缘由。 　　 　　同时，作者对中国劳动女性作者特别给予了很高的赞美。“许多中国妇女，在从事着沉重的劳动。比如劈石方、撑船、卖鱼、卖瓜果，每位妇女背上还背着一个或两个孩子，而她却日日夜夜地做工”.[1]320所有的妇女都工作，要么作女工，要么作女售货员，要么作女招待员，要么作陪酒女等等。 　　 　　再次，香港人很会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聪明才智。香港寸土寸金，店铺林立，有些小店铺只能放下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香港人便将钱悬吊在天花板上，或悬挂上一条线，宛如电车上的线杆，从线上垂下一个称码，砝码里装着钱包，要是想兑换钱币，只需按一下砝码，钱币便可蹦进里面，在那里面，站着一个人，他为你换开钱后，再递给你。作者采用片段式勾勒法，写得可见可感，新奇有趣。 　　 　　最后，“香港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城市”.这里有金钱，有美女，色情业很红火，夜生活令人目不暇接。富人在这里挥金如土，一掷千金！而穷人，则生活在 “漂浮的木船上，约有一万五千人过着这种水上生活，船都显得破烂不堪。乞丐们也有小船，那一双双乞讨的手，从船舱里伸出来。那些伸出的双手，那拍击水面的木浆，那黑暗般的衣裳，那忧郁的目光，使你仿佛聆听到一曲贫穷交响乐，一部人与鱼虾竞争繁殖的交响曲”.[1]322作者对生活在香港贫民窟的百姓充满同情。 　　 　　当然，香港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酒店设施较差，语言沟通困难。酒店房间没有厕所，使用公共厕所。有的房间屋内床上卧着一只母猫和许多小猫，而猫在阿拉伯国家是令人厌恶的。好不容易找到了饭店里最好的房间，里面没有电铃，房门难开。向服务生要一杯茶水很费时等等。 　　 　　四、文化差异下的别样情愫。 　　 　　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份直接决定着观者在异国能够接触的人群、社会生活的层面以及观察的角度。作者新闻记者的特殊身份要求他以独家新闻为荣，以描述奇事为乐。 　　 　　作者在第一版前言中就喜形于色地炫耀了他的各种独家采访，他飞往喜玛拉雅山去拜见达赖喇嘛。起初采访请求被当局拒绝，又为了找到他的住处，佯称慕名而至的病人，病愈需仰仗达赖喇嘛。后被捆在担架上，盖着毛毯抬进去，之后给达赖喇嘛和他母亲拍了照；还有他如何尝试各种不可思议的食物，如吃田鸡和青蛇，还吃过饱含鸡雏的毛蛋。 　　 　　“旅游不仅仅是在地理空间或在历史时间中的位移，它还是在一种文化中，在注视者文化中的一种位移。人们只有使用在自己的（文化）行李中携带着的工具才能去‘看’异国”.[3]146作者生长在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自幼受伊斯兰教的熏陶，对女子着装有着严格的要求。在描述中国女子的旗袍与阿拉伯女子的着装相差甚远时，作者运用了极为形象而又生动的比喻，称旗袍为“开缝裙子”,裙子宛如划开香港与九龙的水流，或“微笑的裙子……她身穿一件缝口开得非常长的裙子，仿佛它在两条大腿之间哈哈大笑，时而裙缝似乎敞开，宽松，宛如伊斯梅尔·亚辛的嘴唇，那两片嘴唇中又露出一排洁白的新牙”.[1]322借助埃及影视明星有特点的嘴唇来描绘异域文化的服饰，的确是一件便利的事情，也许还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点石成金之妙。作者还很欣赏中国女人穿旗袍，认为这显得高雅质朴，虽然裙子开着缝口，不符合伊斯兰教规，可那富有女性的窈窕风姿被这种裙子衬托出来。 　　 　　游记中有些习俗的描写是阿拉伯人感兴趣而中国人不太注意的生活细节。有一章节名为“还有这些怪事？” 从“文化中国”中物态、行为等层面展开，涉及中国人的珠算、饮食习惯等，这些习惯或特色区别于作者本身的文化与生活习惯，所以他才将其作为“怪事”来描写。如中国人做算术，用一种“儿童玩耍的小滚珠组成的”小算盘，计算的动作十分奇异，换算速度却很惊人。 　　 　　再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拿着两根木棍儿，用它吃食，甚至可拾起针尖。而作者试用筷子却失败了。自嘲需要用钳子先钳住木棍，再让木棍夹起一块足有剃头推子那么大的肉块。阿拉伯用餐多用手或刀叉，中阿完全不同，这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而只是突出了相异性的特征。 　　 　　任何一种文化在理解异种文化时，总是将其作为自身的映照物，受自身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制约，更受国家间政治外交关系的影响。因为“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4] 　　 　　1956年，中国和埃及建交。两国虽保持着友好关系，也发生过一些波折。1959年，埃及与伊拉克关系恶化，无辜殃及中国，埃及国内出现了反伊、反共和反苏运动，甚至出现了反华小册子《西藏革命》及其它反华文章，对中国肆意污蔑和攻击。面对分歧，双方都做了一些解释，表明各自的立场看法，并以大局为重，继续保持友好和合作。[5] 　　 　　但是，阴影却没有完全消退。 　　 　　曼苏尔作为记者，对中埃关系变化的敏感度很高，另外，他与执政的纳赛尔总统私交很好。 　　 　　当中埃的现实利益有冲突、外交关系有杂音时，敌意便在酝酿中了，曼苏尔的游记里对中国人和深圳有只言片语的贬损。 　　 　　由于众所周知的特殊原因，香港是诸多西方游记中涉及最多的城市。曼苏尔到香港之前，内心深处对香港充满憧憬和向往，想象着香港人都穿白色的乔其纱外衣，戴着欧米茄金表，装着袖珍收音机，踏着英国皮鞋，叼着美国香烟。这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香港，个个都是土财主。而机舱打开后，眼睛看到的现实中的中国人，则是“矮小的个头，蜡黄的皮肤，眼白明亮，眼球幽黑，身穿睡衣，他们像是香烟的屁股，他们的脸色忧暗得宛如青铜，他们的手伸过来提皮箱时，‘我的主人’一词要重复几百遍”.[1]316“虚幻”之境与“现实”之境反差很大，现实的中国人形象着实不光鲜，还唯唯诺诺，很令人失望和落寞。作者似乎忘了这是香港最底层的搬运工，将他们比喻为“香烟的屁股”显得不友善。因为“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或集体的表现”.[3]113另外，作者通过勾画大陆和深圳，来凸显香港是一个忙碌、富裕、开放和现代的城市。深圳那边的人仍然过着一种原始生活，他们仍像中国古人那样耕种，用水车，吃稻米，捕鱼捞虾，养禽畜，与世隔绝。不知晓最现代化的机器在隆鸣，听不到九龙和香港那金银的铿锵声。作者从九龙坐火车去深圳，火车车厢仍分为3个等级，而车厢等级制在许多国家都取消了。这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好用自行车代步。人们坐在茶馆里，整天在玩牌。所有的鱼都凉成干儿，有杂碎肉卖。这里的太阳猛烈地燃烧着，却找不到落脚之地。走进一间铺子，里面只有凳子和床铺，还有店主和他众多的儿女。买了一瓶炼乳，作者甚至讥讽道“你们国家真怪呀！你们如何将牛奶变成米饭，又将米饭变成牛奶的？”.[1]345总之，这是一个悠闲、贫穷、封闭和落后的农村。在这里，深圳似乎只是为了烘托香港，作为“背景”而“切实地”存在着。 　　 　　一切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中而存在的，审视他者文化时，会习惯性地以自己所熟悉的经验去审视和评价它，尽力将其整合到自身的认识体系中去，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误解和误读。 　　 　　曼苏尔对中国人过于追求金钱很不屑，有所批评和指责。他赞扬和欣赏中国人的勤劳，工作任劳任怨，但批评中国人崇拜金钱，认为中国人不惜用各种方式来获取金钱。还认为，香港人和香港的英国人本是水和油一样不能共处的，可香港人说服了白种人，从而变成蜜和脂的关系，作者觉得中国人很世故和圆滑，指责“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礼貌的骗子”.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向来都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重义轻利之古训，还有讲求“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之义利均衡观。中国人有自己的精神信仰和道德操守，并不会被物质主义扭曲灵魂和迷失方向。另外，作者还认为中国人不太关心文学和艺术，因为“他们在用双手思考，用肠胃来判断”.可音乐又证明中国人拥有精湛的艺术。 　　 　　作为“观看者”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参照，决定了他在观看时所持有的立场、态度。曼苏尔认为所有的人皆依附于大自然，所有的人都推动历史前进，世界在用不同语言、不同相貌在对话。……人种之间差异甚小，所有的人，皮肤之下皆为血肉，毫无相异！正是基于这种文化间的平等互视，曼苏尔笔下的香港不再是纯粹的“他者”,具有了多元性和差异性。既有对“美丽香港”自然风景客观的描述、对近代以来“含泪香港”苦难历史的深切同情和对“勤劳中国”劳动女性善良的赞美，又有“贸易香港”下商品丰富和贫富悬殊的对比，还有对“文化差异”中物态和行为层面的误读。在中埃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下，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分析，这源于作者把香港这一“他者”置于中阿文化差异的另一参照系来考察，而非基于文化不平等心态的变形“他者”来构想； 是基于文化差异的一个象征符号--客观描述之外，主观情感投射下的“他者”与“自我”并无高下之分，是作者对中国友好情愫的表现，也是对相异文化间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之固有模式和观念的一种解构。当然，曼苏尔在评论中国人和描述深圳时出现了个别情绪化的表述，可能受到当时中埃外交关系的一些影响，但他的游记还是较为客观地反映出阿拉伯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对“香港”及中国人的认识轮廓。 　　 　　参考文献： 　　 　　[1] [埃及]艾尼斯·曼苏尔。世界二百天[M].石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2]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3.　　 　　[5]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430.

游记《世界二百天》中对香港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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