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方古典德性思想 德性思想体系 德性思想传统 德性思想史 德性伦理学复兴
一、西方古典德性思想传统的形成过程西方古典德性思想传统的形成及其沿革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过程看，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西方古典哲学德性思想传统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西方古典神学德性思想传统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西方古典哲学德性思想传统与神学德性传统的交汇及其演变过程。在这个交汇的过程中，西方古典德性思想传统得以最终形成，并在沿革中延续到 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其间虽然受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挑战和冲击，但一直到17、18 世纪经过英法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的激烈批判并代之以新的法制思想和法制传统，西方古典的德性思想传统乃至西方古典德性传统整体上中断。
西方古典哲学德性思想传统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大致上从公元前5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经历了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苏格拉底是这个传统的开创者，经过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这个传统已经形成。尽管形成过程的时间不长，前后不过百年，但他们三人对西方哲学德性思想传统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形成了幸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德性思想传统。第一次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德性的目的，人们之所以需要养成德性归根到底是因为一个人只有具有德性才能获得幸福，而理性则是德性的基础和实质。他们都将理性或智慧( 对智慧的理解基本上都是理性主义，智慧的实质就是理性) 看作是人之所以会有德性的根据。德性是理性的结晶，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同时理性也是德性的实质，虽然人的德性有种种不同的类型即德目，但它们都不过是理性的表现，都统一于理性。苏格拉底在法庭上进行申辩时明确说，他每到一处便告诉人们，“财富不会带来美德( 善) ，但是美德( 善) 会带来财富和其他各种幸福，既有个人的幸福，又有国家的幸福”。柏拉图认为，“善人最适宜过上这种光荣的、多益的生活，享有幸福，他们最适宜向神献祭，通过祈祷、奉献，以及各种方式的崇拜与上苍交通。”“总之，这种身体的或精神上的优秀生活比那些堕落的生活愉快，更不必说它在适当性、正确性、美德、名声等方面的优势了。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的生活给人们带来绝对的、无保留的幸福，它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比与它相反的那种生活更大。”
苏格拉底、柏拉图所主张的这种幸福主义和理性主义基本上为后来的思想家所继承，一直影响到近代乃至现当代。在此后的八九个世纪，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大致上继承了雅典的哲学德性思想传统，并且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伊壁鸠鲁学派对幸福主义作了快乐主义的理解，并以感性主义取代了理性主义。这种修正非但没有成为流传的古典德性思想传统，反而受到了较多的诟病，不过为近代的一些思想家所称赞和弘扬。斯多亚派则在继承雅典传统的基础上走向了极端。一方面将理性与本性等同起来，进而将本性看作是与宇宙理性( 法则) 相通的，遵循统一的宇宙法则，理性主义变成了决定主义或宿命论。另一方面虽然仍然认为德性是幸福的充分乃至必要条件，但将德性理解为对本性实即命运的顺从，倡导顺应自然、服从命运、忍受苦难、清心寡欲、无动于衷，通过“断激情”达到“不动心”，幸福主义演变成了禁欲主义。同时，受古罗马传统的影响，以及在罗马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罗马斯多亚派形成了一些重视社会德性的思想传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治主义和世界主义。斯多亚派的一些思想家推崇以法律治理复杂的社会生活，主张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世界公民”，一切人彼此间皆是兄弟。这种法治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德性思想为基督教和近现代西方所继承。
西方古典神学德性思想传统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大致从公元 2 世纪到公元 13 世纪，前后经历了大约一千多年时间。这个传统开始于公元 2 －3 世纪的希腊护教士，形成于公元 4 －5 世纪的奥古斯丁，形成过程前后达三百年，这个时期史称“教父时期”。“教父是基督教实现大统一过程中教义的传播者、解释者和教会的组织者。一般认为，教父有四个特征: 持有正统学说，过着圣洁生活，为教会所认可，活动于基督教早期( 主要集中在 2 世纪至 4 世纪) 。教父神学德性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上帝存在，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上帝是全智、全能、全善的精神实体，是终极的实在，是终极的真理，也是终极的价值。
世界上的一切实在、真理和价值都是相对于上帝而言，上帝是一切实在、真理和价值的终极尺度。人因为原罪而丧失了向善的意志自由，并因而坠入罪恶的深渊，不能自我拯救，只有依靠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因此人必须信仰和热爱他。正确的信仰只有———信仰上帝和基督教教义，违反它就是异端。这种信仰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信仰，而且强调必须先信仰，然后理解。“除非你相信，否则你将不会理解。”当然，正统的基督教神学家们对信仰与理解的关系有着不同看法，他们共同强调的只是对于上帝的信仰应当先于理解。热爱上帝，就是要爱上帝之所爱，也就是要爱上帝所爱的众人。奥古斯丁将爱看作是基督教的首推德性，“美德最简洁、最正确的定义就是‘正确有序的爱’。”阿奎那·托马斯不仅认为仁爱是最大的德性，而且认为它给其他德性提供形式，没有它，其他的德性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德性，“如果没有仁爱，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真正德性。”
“很明显，正是仁爱引导所有其他德性行为到最后目的，并因而也给所有其他德性行为以形式，在这种意义上，严格说来仁爱被称为德性的形式，因为这些德性因与‘有知识的’( in-formed) 行为有关而被称为德性。”教父神学家的绝对主义、信仰主义、博爱主义德性思想基本上为后来的正统基督教神学家所继承和阐发。西方古典哲学德性思想传统与神学德性传统交汇及其演变过程，大致从 12 世纪到 17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兴起，前后经历了约五百年时间。这个传统起源于12 世纪上半叶亚里士多德的着作开始被译为拉丁文并在西方传播，到托马斯·阿奎那去世后半个世纪，这个传统才形成，其形成过程也经历了 200 年左右的时间。14 世纪30 年代托马斯学说得到天主教教会官方认可，标志着这个交汇过程的完成。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基督教神学家特别是教父神学家对待希腊罗马哲学基本上持三种态度: 一是用希腊哲学的语言阐释基督教教义，使基督教教义便于为希腊世界所接受，如伊利奈乌; 二是对希腊罗马哲学持抵制排斥态度，拒绝任何调和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企图，德尔图良最具有代表性; 三是吸收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为我所用，其典型代表是奥古斯丁。这些态度表明，希腊罗马哲学虽然为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所利用，其神学理论也吸收了希腊哲学的概念和内容，但他们的思想总体上是宗教神学的，是与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不一致甚至冲突的。但是，自从亚里士多德哲学在西方传播之后，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不再只是被利用，而是被吸收到基督教哲学中，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基督教的哲学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时的基督教神学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从德性思想的角度看，情形也大致上如此。在教父神学家那里，我们没有看到多少希腊罗马哲学德性思想的痕·10·迹，而托马斯主义则似乎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基督教神学的翻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是托马斯使得希腊罗马的哲学德性传统与基督教神学德性传统真正交汇融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德性思想传统。这种交汇融合的完成标志着西方古典德性思想传统的最终形成，从此才开启了完整意义上的西方德性思想的古典传统，尽管这种传统存续的时间不过五百年左右。
二、西方古典德性思想传统的主要特点西方德性思想传统从开端到终结经历了约 2000年的历史，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而且经历了从世俗到宗教、从哲学到神学的转换。对这个传统做出贡献的思想家的德性思想彼此之间差异很大，甚至存在着对立和纷争。但是，综观这一思想传统，我们也已发现这一传统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底蕴和思想观点，它们构成这一传统的思想内核，代表这一传统的精神风貌，并使之成为一种传统。这一切集中体现为西方古典德性思想的个性特征，它们不仅将这一传统与世界其他区域古典德性区别开来，而且也使之与西方近现代和当代德性思想区别开来。由于西方德性思想传统在近代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因而虽然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以来也有丰富的德性思想，但尚未形成得到公认的新的德性思想传统。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以来的西方德性思想能否算得上是对西方古典德性思想传统的接继，其多元和对立的状态能否成为一种像西方古典德性传统那样具有共同的内在特质的传统，我们还将拭目以待。从这种意义上看，西方古典德性思想传统更是弥足珍贵，值得我们珍视，同时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博大精深，其共同的精神实质需要深入挖掘才能被揭示。这里，我们仅就其思想内容提出西方古典德性思想的几个主要特点，以便于读者对其精神实质有一个初步的把握。这些观点作为西方德性思想家的共识，也是特别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
第一，德性即道德。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家乃至西方古典哲学家一般都将德性与道德、与善等同起来，因此没有单独的规范意义上的道德和情感意义上的道德。古希腊哲学家的伦理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都关注德性问题的研究，不关心义务问题以及其他规范问题的研究。我们过去认为，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规范问题不突出。然而只要有社会问题存在，就会有规范问题。
就当时的希腊社会而言，规范问题实际上也是很突出的，不按规则办事( 如僭主政治) 的情况同样比比皆是。因此，古希腊哲学家的伦理学之所以主要关注德性问题而不关心规范问题的唯一合理解释，只能是他们认为规范问题不属于道德的范围，当然也不属于研究人生和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它们属于法律的范围，属于研究城邦或共同体生活的政治学。在罗马法学那里情形正好相反，他们从政治学特别是法学角度研究自由、平等、义务、权利等问题，将这些问题看作是政治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西方古典思想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最为典型，一方面他沿袭亚士多德将德性与道德等同起来研究德性的方法，继承和发展德性伦理学; 另一方面受斯多亚派特别是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重视规范问题的研究。将某些问题不是看作道德问题，而是看作政治或法律问题。这种情况表明，在西方德性思想家心目中，道德与政治( 法律) 的界限是分明的，而不像近代伦理学家那样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古典伦理学实际上就是品质论或德性论的伦理学，主要研究政治学和法学不研究品质的问题，而近代伦理学则丢掉了伦理学的主阵地品质问题而去政治学和法学领域去凑热闹。当然，笔者不赞成将伦理学局限于道德问题，而主张伦理学应该研究人生问题，是人生哲学，因此主张根据人生的基本问题即目的、情感、品质和行为等基本问题将伦理学划分为四个基本领域或主干分支学科，即价值论、情感论、德性论、规范论。但是，如果将伦理学局限于道德问题的研究，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家的共识就值得认真考虑。
第二，德性是人的功能或本性的实现。人为什么有德性这种现象? 其实质是什么? 这是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家共同关心并力图从理论上予以说明的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思考路向，这就是从人的功能进入并从人的本性阐释德性。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认为人可以被划分为灵魂和肉体两个基本方面，德性是人的属于灵魂的优秀品质。灵魂本身又被划分为理性、意志和情感欲望三个部分。理性有理性的德性，即智慧; 意志有意志的德性，即勇敢; 情感欲望有情感欲望的德性，即节制。灵魂的这些部分各自具有相应的德性，灵魂的各种功能就达到了完善的状态，灵魂的整体实现了和谐，就形成了灵魂的总体的德性，即公正。亚里士多德虽然认可苏格拉底关于灵魂和肉体的划分，但更侧重于从人的本性考虑德性的实质。他根据理性将人的灵魂划分为植物灵魂、可以受理性控制的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在他看来，理性·11·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纯粹的理性灵魂有它的德性，这就是理智的德性; 理性控制人的欲望情感( 动物灵魂) 形成了道德的德性。因此，德性是人的根本功能或者说是人的本性得以圆满的实现。亚里士多德为了强化这种论证，将德性泛化，即认为所有事物都具有其德性( 实即优秀) ，其体现就是其根本功能得以实现。如此类推，人的德性就是人的本性的实现。这种观点大致上为斯多亚派以及后来的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所继承，但考虑问题的角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看来，既然人有灵魂又有肉体，而且人的肉体方面会阻碍甚至干扰人的理性本性的实现，那么德性也可以看作是对理性本性的顺应，看作是“阻止灵魂屈服于和它相违逆的肉体”。现代西方不少学者将古典德性思想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思想倾向看作是自然主义的，从上面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倾向与其说是自然主义的，不如说是理性主义———把德性看作是人的理性功能的实现或体现。
第三，德性指向幸福。德性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在社会环境中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人的选择、培育等途径获得的，这一点已经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的共识。但是对于人为什么要使自己有德性、要下功夫培育自己的德性的问题，思想家的看法并不一致。麦金太尔在分析西方德性传统之后就这一问题指出: “我们就至少面对着三种十分不同的德性观: 德性是一种能使个人负起他或她的社会角色的品质( 荷马) ; 德性是一种使个人能够接近实现人的特有目的的品质，不论这目的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 亚里士多德、《新约》和阿奎那) ; 德性是一种在获得尘世的和天堂的成功方面功用性的品质( 富兰克林) 。”麦金太尔在这里是根据人们对德性与其作用的关系理解德性的性质，他把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家关于人们为什么要使自己有德性的看法归结为目的论的，即“能够接近实现人的特有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幸福，区别只在于幸福是现世的、自然的幸福还是来世的、超自然的幸福。按照麦金太尔的观点，这种目的论不是富兰克林以及功利主义那样的结果主义。对于西方古典思想家而言，幸福是德性的目的及其实现，而不是德性的结果。德性不是实现幸福的手段，而是幸福的构成内容，是幸福的实现过程。
第四，德性具有统一性。西方思想家们一般都承认德性有不同的种类，由于他们划分德性种类的依据及其结果不同，就面临着这不同种类德性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德性还是同一种德性在不同方面的体现的问题。如果说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德性，那就意味着它们不具有本质上一致的统一性; 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种德性在不同方面的体现，它就意味着它们具有在本质上一致的统一性。对于功利主义者而言，只要能带来最大的功利，人的一切品质都可以成为德性。如果诚实的品质和虚伪的品质都可以给人带来利益，那么它们就都是德性。显然，这两种品质本身是对立的，不具有任何统一性，甚至在同一个人的品质中也不能共存。但是，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家普遍认为德性是具有统一性的，这种统一性集中表现为，能称为德性的品质只能是道德的品质，或者说它们都体现了善的本性。不具有道德价值、不体现善性的品质，无论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功利，都不是德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苏格拉底认为“诸德为一”，斯多亚派认为一个人具有了一种德性也就同时具有了所有的德性。当然，这是非常激进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等思想家的观点要温和一些。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统一于理性，就道德德性而言统一于理性的“中道”原则②。托马斯·阿奎那等神学家认为道德的德性和理智德性统一于人的理性，而神学德性统一于对上帝的信仰。正是因为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家认为德性本身是一个整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在他们看来德性是不会自相矛盾和冲突的，具有德性的人生也不会自相矛盾和冲突，相反是圆满而和谐的。这种圆满而和谐就德性总体而言就是公正的状态，这种人生总体而言就是幸福的状态。
第五，社会德性与个人德性相一致。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个人存在德性问题，社会也存在德性问题。个人德性是个人的优秀品质，也可以说是个人人格的规定性; 同样，社会德性是社会的品质，亦是社会的规定性。这一点虽然到今天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但在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家那里，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他们来说，首先承认社会是有其德性的，这种德性是一个社会之为好社会的规定性和标志，因而他们都致力于阐明这种德性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社会获得这些德性; 其次从个人德性引伸出社会德性。在苏格拉底那里，这一点似乎还不明确，但柏拉图则使这一点凸显出来。柏拉图承认社会是有德性的，主要是智慧、勇敢、节制和公正，而且将是否具有这些德性看作是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例如，他的理想国的国王就必须具备智慧，他甚至主张具有智慧的哲学家担任理想国的国王，认为只有哲学王统治才能使国家达到理想的状态。同时，他还根据个人的德性结构设定国家德性。个人的灵魂包括理性、意志、情感和欲望的方面，而且这些方面达到协调一致的和谐状态，个人才是幸福的。在这里首先存在着灵魂的构成部分是否达到最优状态的问题，达到了最优状态它们就具有了德性，与它们对应的是智慧、勇敢和节制; 其次存在着它们是否协调一致的问题，达到了协调一致的状态，就具有了公正的德性。他正是以此为根据和参照，主张国家统治者、卫士和所有成员也应相应地具备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德性，具备这些德性的人达到协调一致就实现了国家的公正，国家也就达到了理想的状态。他还根据这样一种德性的要求来衡量社会政治制度的好坏，并构想理想的社会制度及其构建。亚里士多德虽然在什么样的社会是真正理想的以及如何构建理想社会的问题上与柏拉图不一致，但同样承认国家有其德性，其主要德性就是公正，而且也基本上基于个人的德性引申社会德性。亚里士多德之后，一直到中世纪，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以及教会统治取代了国家统治，思想家们较少关注社会德性问题，但一旦涉及社会问题，也基本上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例如，斯多亚派所构想和追求的“世界城邦”就是一种友爱、博爱的德性城邦; 而基督教的“上帝之城”也被认为是上帝统治的最公正的天国。自近代开始，西方德性思想家并没有否认古典的传统，有些思想甚至还沿着古典的思想考虑德性问题。但是，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思想家更多关注社会德性而较少关心个人德性，社会德性与个人德性事实上发生了分离，当然也不存在从个人德性引申德性问题，以及使两者一致的问题。另一方面，自 20世纪德性伦理学复兴开始，一些思想家只考虑个人德性而不考虑社会德性，也无意从个人德性引申社会德性，而将社会德性问题留给了政治哲学家们研究。由此看来，把社会德性看作是与个人德性相一致的，可以说是西方古典德性思想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德性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西方古典德性思想的价值西方古典德性思想无论是在西方德性思想史上，还是在西方道德思想史上，甚至在人类德性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从西方德性思想史看，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德性思想体系，对后世西方的德性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内在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古典德性思想家们都具有很强的德性意识，高度重视德性对于人生特别是人生幸福的意义，注重从人性的角度研究和阐释德性，肯定德性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努力将个人德性与社会德性关联起来，构造个人德性与社会德性大致同源、同构的德性思想体系。正是因为有这种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所以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在沿袭的基础上不断发散，形成了德性思想体系和传统。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古典德性思想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家人数众多，生活的时代各异，但他们的思想倾向、旨趣、观点大体一致，从而形成了儒学传统。
在西方德性思想史上，这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德性思想体系和传统是无与伦比的。整个西方德性思想史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古典德性思想时期，近现代德性思想时期，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时期。近现代的德性思想被分裂成个人德性思想和社会德性思想两个没有多少关联的方面。就其个人德性思想而言，不仅不成体系，而且不同思想家彼此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实际上，近现代的德性思想本身也不是思想家专门研究德性问题的成果，而是研究其他道德问题的附产品。就其社会德性思想而言，与个人德性没有内在的关联性，思想家们更多地是直接根据人性而非根据个人的德性构建社会德性思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西方近现代没有内在一致的德性思想。不可否认的是，近现代西方的社会德性思想极其丰富，而且形成了近现代西方的主流社会德性思想。这种社会德性思想与个人德性思想没有什么关联，许多思想家完全忽视了个人德性问题，甚至对个人德性问题不屑一顾。自 20 世纪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开始，个人德性问题受到普遍关注，研究者甚多，思想观点纷纭杂呈，到目前为止尚不能看出已形成了得到众多思想家认同的德性思想体系或新的德性思想传统。更重要的是，德性伦理学只关心个人德性问题，而不关心社会德性问题，将社会德性问题留给政治哲学家研究。因此，个人德性思想与社会德性思想在当代仍然是分离的。
从人类德性思想史上看，西方古典德性思想是最具有学术性的德性思想。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对人类德性思想的系统研究，但据我们初步了解，自古以来对德性有系统研究的民族( 国家) 并不多，其中比较突出的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中国古代思想家( 特别是儒家) 很重视对德性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其德性思想内容很丰富，形成了系统的德性思想及其传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但是，中国古代德性思想是与其他道德思想甚至与政治思想或其他思想混杂在一起的，没有专门的德性问题的研究，所以德性思想与道德思想难以分离。与中国相比，西方古代·13·思想家更聚焦于德性问题，对德性的重要性、德性的含义和实质、德性对于人生的意义、德性的类型、德性的可教性、个人德性与社会德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形成了系统的德性思想体系，具有明显的学理结构和学术特色。因此，西方古典的德性思想在当今世界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国古代的德性思想。
西方古典德性思想之所以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因为它是人类最早研究德性问题的思想，更是因为它给西方乃至全人类留下了丰富的德性思想遗产。这里我们着重提出其中的三个方面，即德性意识的遗产、德性观点的遗产和德性探索的遗产。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家以其独特的敏感性在人类思想史上最早意识到德性问题的重要性，历史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类个体、人类群体都会意识到德性问题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极端重要性这一点。因此，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家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他们在不断地告诫我们，德性问题重要，必须关注它们、研究和解决它们。西方德性思想家给我们留下的直接遗产是他们的思想观点。这是一个宝库，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素材和意蕴。更为重要的是，后人在研究德性问题的时候，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可以批评和超越他们，但不能弃之不顾，否则就会走弯路、错路。
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家还给我们留下了德性探索的经验教训。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家将德性看作是统一的，实际上是将德性看作是人的道德人格，看作是人格的一个重要部分; 将德性与人性、人生联系起来研究，强调理性、精神对于德性的意义; 注重德性知识与德性实践、德性与幸福、个人德性与社会德性的密切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所有这一切都与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康德义务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家从人性出发建立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设计理想社会及其德性方案，但忽视了个人德性与社会德性的关联，忽视了个人德性对于社会德性构建和使社会不断完善的根本性意义。其结果是，根据他们的方案构建的西方现实社会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弊端，这些问题直至今天仍然困挠着西方和人类。功利主义者将德性与功利最大化联系起来研究，只注意到德性的工具意义，把德性看作是实现幸福的手段。这种将德性功利化的倾向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会在实践上导致严重后果。康德义务论对幸福作快乐主义理解，对德性作自我牺牲理解，并将德性与幸福相割裂，这实际上掏空了德性的人性这一感性基础，使人们对德性望而生畏并敬而远之。相比较而言，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家将德性与人性的实现、人生的完善联系起来，充分阐明德性与幸福的内在一致性，充满了人性、人情和人道的意味，因而也能够为人们普遍认可、接受和践行。
四、西方古典德性思想的影响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举世公认的，但过去通常笼统地从道德思想或伦理学理论方面考虑，而较少从德性思想的角度考虑。这里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考察一下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西方古典德性思想能够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应是西方近现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影响并不强烈。西方近代虽然始于对古希腊文化的复兴，但并没有真正复兴从古希腊至中世纪时期的德性思想，只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汲取了古希腊文化中的一些重视现世快乐幸福的人文精神，在启蒙运动中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而丢掉甚至否定了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德性精神。近现代思想家不仅否定信仰、希望和爱的神学德性，也基本上不提及古希腊的智慧、勇敢、节制、公正“四主德”。他们丢掉的不只是古典德性思想家的德性观点和理论，也丢掉了他们强烈的德性意识，使德性问题在伦理学中、在思想领域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这种丢掉和否定虽然可以找到其历史理由，但显然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其严重后果是导致了现代西方文明的诸多弊端。这是人类思想上的一次严重教训，值得认真记取。
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对后世的典型影响当数德性伦理学复兴。从英国哲学家安斯康姆肇始至 20 世纪80 年代轰轰烈烈兴起的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运动，是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对后世影响的典型事例。这场运动名义上是德性伦理学复兴，实际上是古典德性思想的复兴，因为德性伦理学是古典德性思想的理论形式，而且复兴的范围实际上也超出了典型的德性伦理学的范围。德性伦理学复兴所要迎回的不只是德性伦理学的理论观点，也许更重要的是要复兴古典德性思想家对德性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一态度，复兴他们强烈的德性意识。这次复兴运动的关键在于，高举古典德性思想家的旗号，呼吁当代社会要纠近代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义务论伦理学之偏，呼吁思想学术界要重视对德性问题的研究，呼吁当代人类要关注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当代德性伦理学家从古典德性思想宝库中·14·找灵感、寻观点、觅根据，为我所用，阐发自己的主张。
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在对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发生影响的同时，对当代西方其他德性问题的研究也在产生影响。当代德性伦理学家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批评引起了这些学派对自己理论的辩护，以及对德性伦理学的反批评。这种辩护和反批评既促进了这些理论本身的完善，也促进了当代德性伦理学的深化研究。他们的辩护也好，批评也罢，都离不开西方古典德性思想本身，一方面深化有价值的内容，另一方面指出其中的局限和问题。这种情形当然也可以看作是西方古典德性思想的当代反响。不少学者从不同的领域和学科研究德性问题，在西方当代社会形成了关注和研究德性问题的热潮。这种热潮虽然是由当代德性伦理学家推动的，但源头还是来自西方古典德性思想。
西方古典德性思想正在通过德性伦理学复兴运动对当代西方文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将日益深远。20 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有两个方面: 从个人角度看是对人的非理性方面的重视，从社会的角度看是对政府作用的重视。但是，我们看到，近现代西方所推崇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社会的民主和法治并没有消逝，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通行的仍然是这两个最重要的理念———自由和法治。自从德性伦理学复兴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核心价值观念还缺乏一种更深层的、对自由和法治具有根本性制约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德性。如果人们普遍缺乏应有的德性，即使在法治之内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也不能真正获得幸福。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和社会对德性问题的重视，将会使西方社会克服近代西方价值文化的偏颇，使之走向完善。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西方古典德性思想正在对当代西方社会产生的重要积极效应。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一直在世界处于强势的地位，西方古典德性思想借助这一优势对西方以外的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源于西方古典德性思想、由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运动推动的西方当代对德性问题的重视，也将会对全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我们相信，近现代西方文化的自由和法治理念给人类带来了现代社会，当代西方文化正在得到普遍认同的德性理念将会给人类带来真正意义的后现代文化。这种文化将聚焦于人类个体如何通过完善自身实现自己的幸福。
［参考文献］①苏格拉底在《拉凯斯篇》中讨论勇敢这一德性时对“诸德为一”这一观点有明确的表述。他对尼昔亚斯说:“你自己说过，勇敢是美德的一部分，除了勇敢，美德还有许多部分，所有这些部分加在一起叫做美德。”
②“中道原则”是亚里士多德在研究道德德性问题时提出的。“德性作为对于我们的中庸之道，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它受到理性的规定，像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那样提出要求。中庸在过度和不及之间，在两种恶事之间。在感受和行为中都有不及和超越应有的限度，德性则寻求和选取中间。所以，不论就实体而论，还是就是其所是的原理而论，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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