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开始博物馆教育。190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开办博物馆专业培训、大学接受博物馆学教育的理念与大学社会职能的历史演进有密切关系。1887年美国颁布《哈奇法》等法案,突破了大学仅培养牧师、绅士、教师、律师和医生的传统,促进了高等教育直接服务于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英国最先把培养博物馆人才教育模式化。1926年莱斯特大学成立博物馆学专业,美国、法国、德国等国也都相继将博物馆学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中。博物馆学教育在大学登堂入室,不仅反映了博物馆专业化的发展程度,而且标志博物馆学在教育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博物馆学在大学里逐步赢得新的品质,明显地加强了理论思维,以经验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博物馆学,开始(上接第36页)讲解员的讲解应是在充分了解展览基础上的生动活泼有针对性的讲解,注重与观众的交流,这一过程也是与观众互通有无的学习过程,可以从中受到教益和启迪,如果博物馆都能从讲解员开始与观众建立良好的人际交流,博物馆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会大大提高。
博物馆的美育功能博物馆是群众性社会文化机构,我们也一向重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把博物馆视为向公众开放的终身课堂,并不断地通过各种努力扩大教育面,加强博物馆的教育影响,但我们往往过分注重博物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功能,而比较忽视其美育功能。事实上,博物馆对大众的知识传授毕竟是有限的,笔者认为博物馆对社会的影响更多的是美育影响,博物馆通过环境之美、文物之美、文化之美营造一种氛围,提供一种熏陶,造成一种震撼,进行一种滋润,从而使观众获得耳目的直观快乐,达到心意领悟的审美愉悦,提升心灵境界,建立理想人格,这才是博物馆工作的最终的,也是大众审美文化构建的终极目标。在高等教育中获得了学术尊严。当然,并不是所有大学都毫无保留地接纳博物馆学,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大学对这一新学科持怀疑态度。
博物馆学没有因为保守的、传统的大学体制对它的鄙薄而裹足不前。当代博物馆学不断推进自身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博物馆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它可以为博物馆建设在五个方面做出贡献:(1)作为一种清晰的博物馆思想和实践的知识库;(2)提供统一的博物馆工作原则;(3)为政府文化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概念;(4)为博物馆专业人员培训提供基本的课程;(5)为科学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参照系。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学教育和专业培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开设博物馆学或类似课程的高等院校不下数百所之多,遍布五大洲许多国家。这些学校为学生和博物馆在职人员提供不同层次和不同模式的课程。
在欧洲,英国莱斯特大学、伦敦城市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贝克汉姆大学、伦敦学院大学、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荷兰文化遗产学院,丹麦皇家美术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捷克的马萨耶克大学,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大学;在北美,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史密森学院、肯尼迪大学、旧金山大学、伊利诺斯大学、莱斯利大学、德克萨斯技术大学、费城大学等;在南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大学;南非的开普敦大学;日本的立教大学、印度的加尔各答大学;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学、科廷大学、悉尼大学等,都设有博物馆学或相关课程。不少大学在学士学位或学历证书教育的同时,开设硕士、博士等高层次研究课程。教学呈多样化特点,包括全日制、非全日制和远程教育等不同模式。日本还把博物馆学教育列入其国家博物馆法。该法“总则”第5条明文规定:“具有学士称号,在大学读完文部省令规定的有关博物馆专业的学分者”,才能成为“博物馆学艺员”;“大学在校二年以上,学完包括上面所述有关博物馆专业内62学分以上,并任助理学艺员三年以上者”,具有成为学艺员资格。日本的学艺员课程包括博物馆学、教育原理、社会教育概论、视听觉教育和博物馆实习等必修课,以及文化史、美术史、考古学、民俗学、自然科学史、生物学、地学、物理、化学等选修课。目前,大部分学校的课程设置都强调了多学科联系和理论基础。有的学校将课程设置目的界定为:传授作为新一代博物馆学家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帮助学生获得其所需要的新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与现实中的博物馆学哲学结合起来;为学生提供博物馆学方面的学术态度,为他们作为世界博物馆获得领先地位做准备。
总之,今天博物馆学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工作领域。无所讳言,博物馆学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倾向性问题。首先,博物馆学教育除了一系列历史性回顾和工作技术性内容外,还缺乏系统的博物馆学理论教科书,大量的博物馆学资料往往是以刊物上发麦的大量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众多的博物馆学研究课题仅能见诸于博物馆相关专业学科的出版物中。尽管从1983年到现在,国际上博物馆学概论和专论性的教科书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过于宽泛甚至表面化,仍然是许多教材的通病。
博物馆学教育目前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与博物馆领域的多学科性紧密相关的。博物馆教育和培训多从各自专业学科领域自身的规律出发,增加了概念上和学术语汇上的非兼容性,障碍了博物馆学教育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时博物馆学被限定为理论探讨,例如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即将博物馆学作为博物馆工作的理论来对待,相类似的还有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的博物馆学教育课程,它将博物馆理论部分定位为博物馆学;而在其它一些地方,博物馆学课程则指博物馆工作的具体操作知识,有的特指藏品保护和登记管理,有的是指广义的藏品保护、展览和教育的研究,甚至有的局限在展览的组织。由此可见,对博物馆学课程的理解是不同的;或者被定义为一种工作领域,或者被定义为关于这一工作领域的全部知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博物馆学及其范畴的不同规定性,必然给博物馆学教育带来随意性和歧意性,影响着博物馆人才质量的培养。
二中国博物馆学教育和人员培训,大约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识之士学习和考察欧美、日本等国博物馆受到很大启发,积极倡导发展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他们着书立说介绍外国博物馆理论和工作技术,并且以极大热情投入博物馆学教育的启蒙工作。1936年1月,上海市博物馆公开招考高中毕业生作博物馆服务生,并为此开办为期6个月的专门培训班,由博物馆学专家陈端志开设博物馆学等课程,由上海市博物馆董事长叶恭绰、董事黄宾虹、学界名流商承祖、杜定友等分任专题讲演,共授课3个月,实习3个月,首开我国博物馆学及培训教育之先河。
同年7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在青岛召开年会,明确提出“设立博物馆人员训练所”、“国立大学添设博物馆学系”等议案。应当说,我国早期有关博物馆教育的认识还是超前的。中国真正在大学开设博物馆学课程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1943年四川壁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后迁苏州)开始举办博物馆学教育,连续招收三期学生,直到1948年最后一届学生在苏州毕业。1948年2月北京大学文学院设博物馆专修科,以着名博物馆学家韩寿萱为专修科主任,聘请唐兰、斐文中、陈梦家、孙政、沈从文等兼任教授,初设历史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等专业方向。博物馆学教育能在中国最着名的北京大学立足,在国际上是处于前沿的,这是中国博物馆学教育的一个里程碑。1949年北平解放后,这个专修科惨淡经营继续开办,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博物馆学以《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为理论范式的特殊年月。第一次将博物馆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平台上,在博物馆学研究者面前呈现的是从未有过的认识亮点,启迪了一代博物馆工作者和研究者。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60年代初南开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专业(方向),从北京请来王冶秋、韩寿萱、王振铎、傅振伦等专家学者授课,师生合作编写《博物馆学概论》(油印),这是第一本比较系统反映新中国博物馆工作实践的大学教材,虽然其理论参照不无偏狭,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印记,但它在中国博物馆学教育史上标志了一个发展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博物馆事业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国家急需一大批博物馆专门人才。时代呼唤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学教育。自1980年起,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杭州大学等高等院校相继开设博物馆学专业。在新的形势下,博物馆学研究者的主体性解放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自觉地探讨博物馆学体系,编写博物馆教材,使博物馆学伴随改革开放,走向更广阔的大学讲坛。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各大学博物馆学事业培养本科毕业生约有600人,为各博物馆输送了一大批人才,成为博物馆业务工作的骨干力量。1998年,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联合创建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2001年南开大学在历史系文物博物馆专业基础上成立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大学博物馆学教育在教育改革中前进。
三21世纪,知识经济迅速兴起,以信息科技与生命科技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国已进入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以知识为主导,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阶段。新经济催生新文化,必然改变人们的精神文化状态和价值理念,引发教育观点的嬗变。博物馆学教育面临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21世纪是学习化时代。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终身教育思想和全民教育思潮,将在21世纪发生重大影响,推进全民教育的实施和终身教育向终身学习发展,这不仅给教育事业提供了全新的课题,也为博物馆社会化提出了更加严峻的任务和要求。
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将继续深化改革。1999年国家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明确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要达到15%,2000年又宣布将此目标提前到2005年,即是说我国高等教育不久将由精英型进入到大众型。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一文的论述,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与精英教育相比可能要产生11个方面的不同,具体是:财政和管理;学生入学和选拔;课程和教学形式;教师的职能、培养和社会化;标准制订与保持;考试方式与授予资格的性质;学生住宿和工作安排;学习动机和学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系以及与成人教育的关系等。所有这些方面,都将对高等教育产生深刻影响。在课程和教学模式上影响可能更加直接和迅捷。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更加模块化,其特征是,半结构化的课程序列,即逐渐取得学分使课程更加灵活、更加容易接受,并且在主要领域或高校之间更加容易流动。
总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必将为各学科教育包括博物馆学教育带来深刻变革。面对新的形势,博物馆学教育必须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转变观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应当看到,我国博物馆学教育与新形势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全局上看,博物馆学教育工作缺乏系统、长远的规划,有明显的随意性和短期行为。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博物馆行政管理部门在博物馆学教育及人才培养方面,缺乏交流与沟通,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各自为战、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从学科建设上看,博物馆学教育的基础地位还没有从博物馆事业的体制和机制上真正体现出来,尤其还没有如同日本等国家那样从国家博物馆法上,明确规定博物馆学教育的法律地位,也没有从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素质上体现博物馆学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上也对博物馆学教育存在误区。无论大学或者管理部门,对文物博物馆教育有所重视,而有关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技术博物馆、文化艺术博物馆等类型的专门人才的培养则多有厥如。从大学来看,博物馆学专业有萎缩之势。
从仅有的几所大学不难发现,博物馆学专业招生很不理想,专业设置与博物馆工作实际脱节,课程体系不完全适应博物馆业务工作需要。主要表现是:
第一,办学模式雷同,高校博物馆学专业大多设在考古学系或历史学系,或者与历史学科紧密搭界,特别是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新的本科专业目录将博物馆学列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之后,实际上是固化了博物馆学的学科地位。这不仅模糊了博物馆学的学科性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博物馆的学科领域和发展方向。
第二,办学层次上未能灵活多样地培养人才。高校主要是本科专业,入学标准单一,研究生教育以及专科教育薄弱,正在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对博物馆学人才规划不够,更遑论高教、职教、成人教育、远程教育以及和国外教育之间立交桥的建立。
第三,教学模式上,基本上是以历史学、为主干的课程结构,而不是以博物馆学知识体系为特征的博物馆学教育。因此,虽然名曰博物馆学专业,实际上是历史文物专业,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了博物馆学教育的个性,博物馆学教育正在逐步丧失独立存在的意义。以一所设立博物馆学专业最早的大学为例,在规定的学生四年必须学满的157学分中,有关博物馆学主体知识的课程只占13个学分,在全部学分中仅为8·6%,其余课程主要是历史和文物考古方面的课程,课程结构很不合理,除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外,诸如文物学概论、物质文化史、考古学通论、铜、瓷、陶、玉、书画、家俱、杂项、古印玺、石刻、佛教文物、古文字、古建筑等应有尽有,教学内容浅湿,浮光掠影。课程设置没有充分体现基础宽厚的特点,也没有充分体现对学生各种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
第四,发展博物馆学教育,关键在人;博物馆学教育发展的终极意义,体现于人。师资队伍薄弱,严重制约博物馆人才培养质量。
各高校没有形成一支以博物馆学科师资为核心、多学科的精干优化队伍;中青年专业教学骨干少;现有教师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博物馆学教育的需要。
总之,博物馆学教育总体水平不高,教学质量不甚理想,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及亲和力上存在不少问题。据了解,有一所高校博物馆学专业95级、96级、97级共计45名毕业生中,真正进博物馆工作的仅有3人,其中竞有两届30名毕业生无一人愿意从事博物馆工作,这不能不引起深深的思考。博物馆学教育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在21世纪初期有一个切实的发展,就必须振奋精神,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以高素质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强化为博物馆事业服务的意识,努力使博物馆学教育上一个新台阶。
关键是转变观念。观念变革是博物馆学教育发展的先导。没有教育观念的创新,没有教育新观念的萌动,没有变革博物馆学教育现状的强烈要求,博物馆学教育就不可能开辟新天地首先是人才观的转变,即博物馆学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往虽然也说为发展博物馆事业培养人才,但实际在观念和体制上仍是按照精英教育的原则,以培养学术研究理论人才为核心。另一种倾向是,对人才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狭隘单一的观念上,把博物馆学教育简单刻板地与博物馆业务部门对口,强调培养一般技术操作人员。我们必须对博物馆人才要求有新的认识,正确把握人才培养标准,要在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综合提高人才质量,着重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特别是既懂管理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和既懂文博业务又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型专业人才。
新的人才观念要求树立大文化的博物馆学观念,具有宏大的知识视野。江泽民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站在历史的高度,反映时代要求,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明确提出要“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为博物馆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博物馆学要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从反映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探讨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为博物馆学教育提出新的时代命题和新的学科发展视角。要大力加强博物馆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博物馆学教育的基础,是衡量博物馆学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志。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正确处理博物馆学学科建设与博物馆学教育的关系,以学科建设带动博物馆学教育。
应当承认,博物馆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通常衡量学科的一般标准是:(1)有明确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2)有一批人从事·41·研究、开发、传播、教育工作和有关活动,并有代表性着作问世;(3)有相对独立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方法,有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学科体系结构;(4)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能经受实践和实验的检验。以这些标准评鉴博物馆学,显然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果以描述学科发展经常使用的3个参数,即学科的层次性、发展性和跨学科性来审视博物馆学,亦明显看出博物馆学仍处于发展阶段。研究方向和领域窄,体量较小,抽象层次不高,理论诉求和方法论依托方向缺乏多样化格局,没有确立起学科应有的高度哲学性、高度开放性、高度包容性的宏大研究视野,理论研究不能在指导博物馆实践中发挥实效,是当前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不足,经验研究仍然是博物馆学的突出特征。
创新是学科的生命。加强学科创新,发展学科内容,是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首先,大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要以中国经验为根基,以世界视野为境界,积极借鉴西方有益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努力总结学科发展的新成果,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对学科的关键内容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概念和理论体系日趋完善,对学科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阐述更加透彻。其次,博物馆学应该在多学科和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架构其综合性研究的学科框架,积极探索,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若干分支学科,如博物馆管理学、博物馆社会学、博物馆心理学、博物馆教育学等。
创新研究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博物馆学理论研究者和教育者的肩上。一个学科走向成熟,必须有一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的工作者队伍,同时也有必要形成良好的研究氛围,大学即是理想的场所。长期以来,博物馆实际工作者在本职岗位上的经验研究,对博物馆学的学科孕育、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经验研究不能代替理论思辨。对当今博物馆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博物馆学理论研究者应当站到博物馆学研究前沿来,勇于创新,自觉地推进博物馆学学科建设。
要改革课程体系。加快构建面向21世纪的博物馆学课程体系是博物馆学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博物馆学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环节。课程体系改革一定要与人才培养观念的变革相适应,要从培养博物馆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和新型专业人才出发,本着教育部制定并实施的“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精神,以及使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得到综合提高的要求,全方位优化课程。新的课程体系一定要体现以博物馆学知识体系为主体的原则,科学构成博物馆学课程、相关学科课程、现代科技知识、实践性课程四个模块序列。为此,当务之急是重新审视、整合原有课程,要从最基础的课程分解整合开始,增加学科课程的“张力”,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取消,以“重组基础,反映现代,融入前后,综合交叉”的精神,把新的先进的教学内容充实到新的课程结构中去,把学生持续发展需要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渗透到教学中去,加强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增强以实践课为基础的非学科性课程,注重信息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改革课程体系是一个系统化工程,涉及到教学内容更新与重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教学实践观念回归与建立,适应新课程体系的教学管理与评价标准的相应改变,新教材编写设想与规划,实验教学与信息技术教学的强化,课程资源的开发等方面。课程体系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使改革切实收到实效,真正培养一批适应21世纪博物馆发展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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