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曾戏谑地说到，“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他的意思是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人都是作为商品（物）而存在的，在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中，人的这种“物化”又以理念的形态呈现出来。这就提示我们：从理解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出发，可以在李嘉图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中觅到某种共通之处，而这又构成了马克思所批判并最终超越的东西。然而，在今天的西方学术语境中，虽然黑格尔仍不断被重新提起，但反观大卫·李嘉图，似乎已经是一个被遗忘了的名字。相应地，在近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阐发中，更多讨论的是亚当·斯密这位现代经济学鼻祖。对此，笔者的观点是：斯密的重要性固然不容置疑，但我们仍应重视李嘉图在马克思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不仅取决于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而且涉及到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理解。
为什么是斯密，而非李嘉图？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李嘉图得到的理论关注远不及斯密，更不用说黑格尔了。当然，这一情况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疏离。受“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观点的庸俗理解的影响，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如何“主谓颠倒”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辩证法的问题上，而政治经济学则主要关注马克思是如何接受劳动价值论，并制订剩余价值理论实现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科学揭示的。
相应地，在哲学讨论中往往将视域限定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以及鲍威尔、赫斯、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探索上。在政治经济学讨论中，则主要涉及李嘉图、斯密、重农学派、蒲鲁东主义者等等。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运用并发展了他在德国古典哲学批判中所发现的唯物辩证法。也就是说，李嘉图经济学的批判不过是马克思哲学方法确立之后的推广和应用罢了。
但是，这并不足以构成强调斯密，而忽视李嘉图的理由。至少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李嘉图作为斯密的批判者而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尽管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陷入了自身的理论矛盾，但他毕竟向着“科学的”价值理论的制订迈进了一大步。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理解，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透镜中，却被放大为一个李嘉图背离了“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主流的证据。李嘉图关于价值问题的阐发本身被当成现代经济学实证化、“科学化”发展道路上的一种形而上学残余，甚至是偏向。进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被视为对这种残余或偏向的极端发挥——一种理论上的“余孽”而已。显然，1870年代边际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更愿意将自身的理论溯源衔接到斯密、马尔萨斯、萨伊这样一条“庸俗”经济学发展的线索上。
受其影响，在今天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研究中，李嘉图的重要性远不及斯密。比较公允的看法也不过是将李嘉图和穆勒父子连缀在一起作为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代表加以评述。这就导致了一种颇为令人感到诡异的现象，即便是部分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同情态度，或是强调李嘉图经济学的理论价值，但仍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确立的意义上讨论李嘉图，而是以斯密为基础阐发李嘉图的理论价值。这种倾向首先表现在以琼·罗宾逊和斯拉法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经济学中。可以说，琼·罗宾逊和斯拉法对马克思的好感和对李嘉图的推重主要是在凯恩斯革命的基础上，解决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均衡”问题上的困境。虽然这一学派倡导回到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重建政治经济学”，但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新剑桥学派及其主要理论对手“新古典综合派”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谱系中，这仍然属于从斯密，而非李嘉图开出的思想枝叶。
与之相对照，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对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带有更加明显的传统苏东色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二者的研究视为英语学界最早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和阐发。然而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垄断资本的探索以及“经济剩余”的研究，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髓。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以及李嘉图对斯密的理论发展有关。不过，这一研究开启了今天英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先河。尤其是以乔万尼·阿瑞吉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到了其一定的影响。除了能够直接观察到的“世界体系”和“不平衡发展”问题外，阿瑞吉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对于斯密的“重新发现”。正如在其遗世之作《亚当·斯密在北京》中，阿瑞吉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21世纪的展望就直接依赖于斯密“自然经济”理论。简言之，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背离了斯密以“市民社会”
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模型，导致资本家的私利凌驾于自然的“市场”之上，而中国的发展将在未来复活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真实含义。抛开上述观点存在的问题及引发的争论不谈，就这样一种不仅从经济学，而且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来重新发现斯密理论价值的尝试，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时髦做法。也就是说，对斯密而非李嘉图的重视还有另外一重缘由，即在对传统“斯密难题”解答的过程中所实现的对于“斯密的政治学”，或者说作为道德哲学或法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新阐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今天西方学界强调苏格兰启蒙运动，甚至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原因了。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在今天西方学界强调以现代性反思为中心，在克服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等学科分化的基础上，强调古典理论的学术价值过程中，斯密显然比李嘉图具有更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方面作为现代经济学奠基人的斯密本身就是“道德哲学”教授，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的形成同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仅可以在英美学术话语中被发现，而且直接映现在二战后“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之中，如今天颇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物象化”和“市民社会”研究等。简言之，在今天西方的学术语境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中，斯密而非李嘉图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是由双重因素所导致的。一方面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分野，另一方面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李嘉图的选择性忘却。而即便是在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和多学科视域的融合中，尽管李嘉图的名字在西方学界偶被提及，但更多被谈论的，或是作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的仍然是斯密。但也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这种谈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重新发现”。即在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不仅局限于经济学研究的内部，而是回到思想史本身，在作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或法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理解斯密的理论价值。在下文的分析中，笔者将尝试证明：正是这样一种“重新发现”在新的理论平台上呼唤着对于李嘉图以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新关注”。
李嘉图是如何批判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演进中所勾勒的社会历史图景及其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理论关联，笔者曾以劳动价值论为线索作过专文探讨，恕不赘述。这里只是简述结论并尝试提出：自霍布斯、配第以来关于财富来源和性质的分析，本身涉及现代市民社会的发育的理论再现，经洛克、重农学派、哈奇逊和休谟的探索，价值概念逐渐从对私有财产运动的观察中抽象出来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运动的核心。在作为“立法者科学”分支的政治经济学探索，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的展开中，斯密一方面在自然法和契约论的对勘中论证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将剩余价值这一资本的“真实”
存在，以探讨“国民财富”来源和分配的方式掺进了市场的自然状态之中。具有“科学”精神的李嘉图在不满斯密“价值”概念的含混并力图建构系统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却以自身的失败，为马克思发现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本质以及资本剥削的秘密打开了缺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狭义的经济学研究，而就是作为哲学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本身；因此，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仍应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谱系中，李嘉图无疑占据最重要的，尽管可能也是最后的一个位置——如果我们不打算采取某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分类的话。而李嘉图之所以引人关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对斯密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的影响。毫无疑问，这同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以下简称《原理》）中对价值问题的论述息息相关。与斯密不同，李嘉图在自己着作的第一章就专门讨论了价值问题，并对斯密在价值问题上的摇摆不定提出了批评，进而将劳动价值论贯穿到地租、工资、利润等经济范畴的分析之中。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这个价值规定发生变形”。
虽然李嘉图是从价值问题出发对斯密发难的，但在他那里，价值也不过是一个附带研究的问题。1815年以前，在李嘉图思想当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于收入分配的根本问题，而不是价值学说的发展问题——当然价值学说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便是他自己在《原理》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也不过是，因为“土地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所有者以及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但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中，全部土地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配给各个阶级的比例是极不相同的”，因此，“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难发现，对斯密来说只是政治学和立法分支的政治经济学在李嘉图这里变成了财富自然分配规律的理论。
从逻辑层面上讲，这同李嘉图向着科学方法的迈进相一致；而从现实层面上讲，则是因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积累是财富增殖的根本原因，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他们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企图阐明资本积累过程的性质和后果。然而，斯密和李嘉图看待这个主要问题的角度却完全两样。斯密特别是要攻击那些还在妨害资本积累的一些社会制度，以及还在阻碍资本积累的社会观点。但对李嘉图来说，积累对于财富分配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社会剩余产品在地主和资本家间的分配比例的影响，是更重要得多的问题。1820年，李嘉图写信给马尔萨斯说：“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对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我认为它更应该叫做对决定工业产品在它的形成中各阶级同意的份额的研究”。
促使李嘉图反思斯密理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资本积累与利润率的关系问题。斯密曾表示，利润随着经济发展将趋于下跌，因为资本积累的增加导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日益剧烈。但李嘉图根据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实际经验，将利润同工资，并最终与劳动者的生产资料的成本（谷物价格）联系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在《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简称《论利润》）一文中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与级差地租理论结合起来，并以之支持他的人口和资本增长会造成利润减少的观点——这可以看作后来反《谷物法》斗争的理论先河。可以说，李嘉图在开始写作《原理》之前就发展出了包括利润、工资和地租在内的分配理论的实质部分。在《论利润》一文中并不包含价值理论，他在价值理论的位置上使用了一种谷物标准。另一方面，如其自述，李嘉图制定“关于地租、利润与工资的原理”的过程中“受阻于价格一词，读者必须先理解通货与价格的理论才能理解我打算提出的证明”。为了说明价格，即商品的交换价值，李嘉图并没有像斯密那样简单诉诸“所能支配的劳动量”，而是把货币也看作一种商品。这样，工资（谷物价格）就不会对不同商品的相对价值产生影响，决定物价的只是贵金属与其他商品的相对生产条件（劳动量）。
由此，在李嘉图那里，商品价值是由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决定的，而不再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的报酬所决定。这一发现具有两重含义：一是能够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而不是通过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农业）的小范围来确定利润率问题，即投入和产出的计算都是劳动而不是谷物；二是帮助李嘉图发现了斯密“在价值方面的原始错误”，并且认识到：“交换价值发生变化不是由于利润和工资的这种划分——不是由于资本累积，而是在所有各社会阶段中都只是由于两种原因：一种是所需劳动量的多寡，另一种是资本耐久性的大小：前者决不会被后者所代替，而只是受后者的限制”剑桥版编者序言41、45、46。基于上述理解，李嘉图在《原理》中一上来就从批判斯密出发专门论述了价值问题。首先，他赞同斯密对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认为“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紧接着他指出了斯密“有关价值一词的含糊观念”：“亚当·斯密如此精确地说明了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他要使自己的说法前后一贯，就应该认为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投下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他自己却又树立了另一种价值标准尺度，并说各种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成比例。”
相反，李嘉图自己的看法是，“规定各种物品的现在相对价值或过去相对价值的，是劳动所将生产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而不是给与劳动者以换取其劳动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接下来的6章就是从这个规定出发，系统地进一步探讨了地租、工资、利润等其他经济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同它相一致。用马克思的话说，“他（李嘉图）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他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形态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因而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
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意味着什么？然而，李嘉图自己的理论愿景“看起来很美”，但实施起来似乎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面对让斯密理论难堪、倒退的问题，即资本的利润和工资问题，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正如同他着作第一章的命运一样多舛：不断的修正，遭受后人的质疑，甚至于如那封着名的信所表述的李嘉图“有时会承认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两个原因而不是由一个原因决定的”。这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困难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用罗尔的话说，李嘉图把“劳动的数量”和“劳动的价值”等同起来，并通过劳动的价值本身可变来说明利润的根源，这意味着在劳动价值学说的结构中留下了一个严重的缺口；其着作中的矛盾是：奠定了一种价值学说，而又在其最重要的应用上使其不发生效力。马克思更加尖锐地评论道：对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了必要的中间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换言之，尽管他声嘶力竭地“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却仍然无法获得真正的“科学”（Wissen-schaft而非science意义上）。“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在李嘉图那里不仅是一个出发点，同时也还是一个理论的终点。一旦它将自身确立为普遍的原则，便开始将自身内在的逻辑冲突显现出来——政治经济学一直在探寻但却总是遮掩起来的，剩余价值终于要接受理性的拷问了。结合霍布斯、配第、洛克、斯密那里劳动价值理论的历史境遇，我们不难发现：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命运具有双重启示：
其一，在李嘉图那里，与政治经济学从立法科学的分支向自然规律的说明这一理论形象的演变内在相关，人最终变成了帽子。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彻底物化了。这种物化不仅将上帝及其代理人国王（赋税）、自然（地租）排除出去，而且将人本身（劳动）也变成了自身的依附和延伸，从而把自己确立为新的神——物神（资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物化，并不是对象化意义上的物化，不是主体自身力量在某物上的投射，而是拜物教意义上的物化，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外在力量对人的统治，这种外在力量是自在自为的，但却假借人的主体（agent而非subject的意义上）行动而完成，只不过人的主体性只能在物的运动中得到体现。这也是劳动价值论最根底里的哲学含义。
其二，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敏锐地指出的，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讲，无论如何不能说：剩余价值的存在是从劳动价值学说中推论出来的。事实上，这一学说恰是为了说明现实世界中剩余价值的明显事实而发展起来的。同样，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用途绝不是简简单单地宣称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出的权利。相反，马克思断言，价值理论刚好对剥削作出了解释。也就是说，劳动价值论作为一项理论的副产品，从其一开始就服务于并力图说明的是：剩余价值（或表现为赋税的来源，或表现为财富的积累，资本的利润）这个社会事实的存在——这恰恰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研究的重要性所在。而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发展，则很像是“贪食蛇”在游戏中的命运。劳动价值论，就是那条不断游动的蛇，它自身的出发点是剩余产品的存在；为了解释这种存在，它不断吞噬那些外在的经济范畴（如地租、工资等等）并将其纳入自身；但是它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时刻回避与这种自身存在的相遇，直至它咬到自己为止。这时候，一方面劳动价值论已经抽象为科学的规律，另一方面这种科学的规定再也无法掩盖自身的前提。这时候，游戏结束了，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的秘密也就暴露出来了。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就是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完成，同时也是终结。或者说，李嘉图在价值问题上对斯密的推进，不只是在理论体系的严谨性上所做的修修补补，而是在以客观抽象的方式把握社会历史本质的道路上所迈出的巨大也是关键一步。只不过，这一步的迈出同时也撕裂了政治经济学自身理论表象上的一致性，以一种反讽的方式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历史性本质。当然，在李嘉图那里虽然已经触碰到了这个问题的边缘，但他对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无能为力，甚至于后来谈到重写“价值”一章的计划时还准备放弃劳动价值论。
显然，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并解决了劳动价值论的二难困境，并从根本上彻底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哲学方法的根本变革。作为问题的延伸，这里势必要引出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构成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本身内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之中，那么恩格斯所说的“两个伟大发现”实际上不就变成了“一个伟大发现”，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不是跟着经济学研究亦步亦趋呢？答案是十分明确的，如果我们不是像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那样来理解政治经济学，而是回到市民社会的兴起过程中，去追问劳动价值论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历史、哲学意蕴，那么就会发现：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只不过是现代社会中一种客观抽象（资本）统治和奴役的理论再现罢了，对于这样一种外在抽象的拒斥和批判，是马克思从1843年就开始孜孜以求的事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它是异化劳动要说明和剖析的东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它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产物并依赖于阶级对抗加以现实的扬弃；在《哲学的贫困》中，它是“帽子”和“观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它是“以太”和“普照的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则是马克思上述探索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理论对手，面对不同的理论问题，从不同侧面进行的理论阐发。尽管确切提出的时间有先后，但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中，二者分担了不同的理论功能，共同指向对其自身“科学性”的保证。或许，对李嘉图的重新重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这一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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