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２００８年高调宣布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ＰＰ）后，美国深入推动ＴＰＰ谈判的举动对东亚合作造成了新的冲击。２０１３年３月中日韩自贸区首轮谈判正式开启，２０１３年５月东盟十国和中、日、韩、印、澳、新之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ＲＣＥＰ）首轮谈判也正式启动，这预示着东亚合作形势开始好转。笔者认为东亚合作的新动向无一不是东亚各国在自身政治经济力量变化中相互博弈的结果。本文在深度解析东亚地区主要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及对东亚合作态度的基础上，对东亚合作的前景及中国的应对策略进行分析。
一、东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一）美国重返东亚
美国重返东亚无非是基于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两种考虑。首先，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一直不景气，失业率屡居高位，而东亚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所在地，美国重新布局东亚战略，意图加强与东亚地区的贸易联系，借助东亚地区的经济活力，拉动经济增长。其次，近十年来美国战略重点在“反恐”战争上，无暇东顾，但是印度、中国等国家的迅速崛起以及东亚合作框架的不断发展迫使美国开始加快巩固其在东亚的霸权地位。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低增长率高失业率的经济形势，加之“金砖国家（ＢＲＩＣＳ）”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对比出了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受到质疑。此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调整，其对东亚的外交态度也顺势发生了转变。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对东亚国家进行有力的救援，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威信受损，影响力下降。布什政府对东亚地区的外交政策也比较冷淡，一直缺席东亚峰会及东盟地区论坛，以沉默表明对东亚合作前景的怀疑态度。直至２００９年２月前国务卿希拉里访问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美国才释放了重返东亚的信号。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奥巴马总统在日本发表了关于亚洲政策的演讲，再次宣告美国回归东亚。２００９年７月奥巴马总统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现身东亚峰会，自此美国对东亚的态度由消极旁观转为积极参与。２０１２年奥巴马连任后首次出访国为泰国、缅甸和柬埔寨，并参加了此年在柬埔寨举行的东亚峰会，再次凸显了美国对东亚地区的重视。
（二）中国和平崛起中国
１０年的经济增长率均在８％以上，ＧＤＰ总值自２０１０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依然保持了较平稳的增长，ＧＤＰ总值由２００７年的２６．６万亿元增至２０１２年的５１．９万亿元。同时中国近１０年的贸易总额增长率在２０％以上，２０１２年贸易总额以３．８７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２０１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７７２亿美元，存量为４４３２亿美元，均为历史最高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由２００３年的０．５％迅速升至２０１２年的６．０％。
２０１３年３月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２０３０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报告中称，“中国将于２０３０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２０１３年３月经合组织作出了更为激进的预计，其经济调查报告称，“中国将在２０１６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实力的增强促使东亚国家对中国市场更加依赖。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中国一直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２年中国－东盟贸易额突破了４０００亿美元，中国已连续四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被推到中心位置。２００９年Ｇ２０峰会前，中国立场受到各国的密切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认为，“中国意见的‘含金量’不断显现，就在周小川‘全球新货币’一说刚出炉，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刻反对，这说明华盛顿丝毫不敢轻视发自北京的声音”美国邀请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制定等举动，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由Ｇ８开始向Ｇ２０转变。
（三）日本经济衰退与政治右倾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雁行模式”失效、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低迷了近十年，终于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迎来了五年的复苏时光。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其盟国美国“财政悬崖”政策的连累、“３·１１”大地震的重创以及核电等能源政策的变动，日本经济又陷入阴霾。同时日本国内“少子老龄化”趋势明显，鉴于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日本迫切需要吸收外来经济增长源泉以恢复经济活力，而经济增长势头迅猛的东亚各国正是日本绝佳的合作对象，日本就此加快了各类双边ＦＴＡ及多边区域合作的进程。日本政坛的更迭也十分频繁，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安倍晋三再度当权，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日益猖獗的情况下，其外交政策可能受到日本右翼和鹰派的左右。安倍晋三就职后于２０１３年１月对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进行了访问，一方面是为了汲取东南亚经济活力，振兴日本经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日本对其盟国美国“重返东亚”外交战略的追随，表明联合东盟国家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共同制衡中国的意图。然而由于日本右翼份子接连参拜靖国神社，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安倍晋三否认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历史及其对钓鱼岛问题的不良处理态度，导致日本外交在东亚地区陷入困局。在２０１３年Ｇ２０峰会及第八届东亚峰会期间，中国主席习近平、韩国总统朴槿惠都没有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正式会晤，凸显了日本外交被孤立的态势。
（四）东盟政治经济发展不均
由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日本海啸等外部冲击，东盟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制约，但同时源自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内需增加，东盟内主要经济体的抗压能力增强，加之中国经济崛起的正外溢效应及美国经济复苏等带来的外需拉动，东盟经济依然被看好。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经合组织报告称，“东盟十国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７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５．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称，“２０１４年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组成的“东盟五国”的名义ＧＤＰ总和将首次超越亚洲“四小龙”的总和。而在１０年前，这五国的名义ＧＤＰ总和仅是“亚洲四小龙”的一半”。
当然，东盟各国经济增长也面临各类挑战。泰国２０１１年下半年的洪灾导致其制造业生产下降了４．３％，虽然在２０１２年有所恢复，但是电脑、硬盘及半导体等出口导向性强的产业重建周期较长，这些电子产品在泰国出口中的份额仅上升了０．９％。菲律宾面临着产业升级的艰巨任务及降低失业率的严峻形势。新加坡中小企业目前正面临不断高涨的生产成本，经营前景堪忧。而这些中小企业在企业总数中占比高达９９％，贡献了超过５０％的产出，吸纳了７０％的就业人口。新加坡政府２０１３财年将启动为期三年、总值为５３．５亿美元的中小企业扶植计划，旨在通过激励中小企业提高生产率等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应对高生产成本，但这些政策很难在短期内见效。菲律宾及印尼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正逐年上升，然而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显落后，易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东盟政治上的表现并不像经济表现一样被看好，因为泰国、菲律宾及缅甸国内的政治动荡对东盟的整体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泰国在作为轮值主席国主持第十四届东盟峰会时，由于国内的政治示威活动屡改峰会的举办时间和地点，然而峰会还是遭到了暴力抗议者的冲击，导致参会领袖中途折返；菲律宾国内选举期间暴力事件频发，而且菲律宾多用与中国的南海争端吸引民众眼球博取支持率，并在２０１２年东盟峰会上联合越南几乎强行把讨论东盟一体化的会议变为南海争端讨论会，场面十分尴尬；缅甸依旧面临着人权危机，近年来宗教和族裔冲突不断，政府政治改革的前景颇受质疑，这均使东盟国际政治形象严重受损。
二、主要国家对东亚合作的态度
（一）美国意图干涉东亚合作，主推ＴＰＰ作为特殊的“东亚”国家，美国一改以前的冷淡态度，积极投身到东亚合作中来并不意味着对推动东亚合作持良好态度。美国参加东亚峰会时，倾向于倡导自身所关注的海洋安全与合作、核扩散及人道主义问题，弱化促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议题，并意图主张将南海问题作为峰会议题，企图抛出敏感的政治问题，引发东亚国家间的矛盾冲突，造成东亚合作的破裂。
２００８年美国高调宣布加入ＴＰＰ，旨在构建一个跨越太平洋、企图囊括整个东亚地区的平台，摆脱被东亚各类合作机制排斥的窘境。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ＴＰＰ的发展较为迅速，截止２０１２年底，ＴＰＰ成员已扩至１１个，东盟中的越南、马来西亚相继加入，澳大利亚、加拿大及墨西哥都在其中。２０１３年７月日本正式加入ＴＰＰ谈判，成为ＴＰＰ第十二个成员国，目前韩国已透露出加入意愿，而ＴＰＰ谈判并没有邀请中国。由此可见，美国介入东亚事务并不是为了促进东亚合作，而且奥巴马在东京演讲中曾强调美国是一个亚太国家，不希望被排除在任何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之外，意图主导亚洲事务，重振霸权地位。因此美国重返东亚实际上有干涉东亚合作进程之意，其积极参与东亚合作事务，有把东亚合作变为亚太合作之嫌。
（二）中国主推“１０＋３”机制，积极参与ＲＣＥＰ，对ＴＰＰ持开放态度近年来，由于政治经济外交的崛起，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话语权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国一直秉持低调务实的原则。在东亚各类合作机制中，中国肯定东盟的主导地位，强调在以“１０＋３”合作机制为主要载体的情况下，推进其他各类合作机制，对“１０＋６”及“东亚共同体”反应冷淡，因为这两种机制试图以扩大参与国数量分散中国力量。
２０１１年中国对美国、俄罗斯参加东亚峰会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两国应尊重峰会的战略论坛地位、东盟主导作用及现行合作原则。
２０１１年中国外交部在发布的《中国－东盟合作：１９９１－２０１１》报告中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２０１３年李克强总理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指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努力，力争于２０１５年底前全面完成ＲＣＥＰ谈判”。对于美国主导的ＴＰＰ，中国将持开放态度，并未透露出加入意愿，表明中国当前仍会以现行的各类东亚合作机制为主。
（三）日本力倡“１０＋６”模式，同步推进ＴＰＰ与ＲＣＥＰ２００２年１月小泉纯一郎在新加坡发表演说时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小泉构想”，主张除“１０＋３”机制外，应当纳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年，小泉政府的智囊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出日本应推动并主导东亚合作进程。之后小泉多次在国际重要场合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２００６年日本在“１０＋３”外长会议上提出了“东亚ＥＰＡ构想”（东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构想），建议在“１０＋３”基础上纳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也即“１０＋６”模式）。鸠山由纪夫执政时期多次强调应仿效欧盟建立“东亚共同体”，并主张创建“亚洲共同货币”作为东亚共同体的支柱。同以往政府过于依附美国的态度不同，鸠山政府虽然仍承认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但认为中日韩应作为东亚合作的领导核心，同时强调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拉入以制衡中国力量。
目前日本区域经济一体化层面有两大进展：一是２０１３年３月日本加入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二是２０１３年７月日本加入ＴＰＰ谈判。ＴＰＰ不仅在参与国数量和经济规模上更胜一筹，而且ＴＰＰ将密切日美同盟关系，改善日本安全保障环境，使日本获得更多的主导利益。但是中日韩ＦＴＡ与日本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中韩对日本的进出口总额要高于日本对ＴＰＰ１１个成员国的进出口总额，同时加入ＴＰＰ将极大冲击日本的农业部门。目前日本采取的是ＴＰＰ、中日韩ＦＴＡ同步推进的战略。鉴于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的行为，而且同中韩岛屿之争依然存在，所以实现中日韩ＦＴＡ政治难度较大。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以农业补贴等形式处理好同本国农业部门利益集团的关系，那么ＴＰＰ将成为日本的优先选择。
（四）东盟偏爱以己为核的各类“１０＋Ｘ”机制，力推ＲＣＥＰ东盟是东亚合作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在东盟整体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势头下，东盟一方面不断加强成员国内部的经济一体化，积极构建东盟经济共同体；一方面也在努力推进以自己为核心的“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６”、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各类东亚合作机制。目前东盟已与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签署ＦＴＡ，初步构建了以自己为轴心的“１０＋１”东亚地区自由贸易网络。但是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到东亚、中国的崛起，东盟担心自己的地位被边缘化甚至被操纵，因此倾向于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将更多有实力的国家纳入到合作框架，以在大国相互牵制博弈的过程中，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２０１１年东盟邀请美国、俄罗斯加入第六届东亚峰会，正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在２０１１年东盟峰会上，东盟十国领导人正式提出了ＲＣＥＰ。ＲＣＥＰ既是对中国坚持的“１０＋３”机制与日本坚持的“１０＋６”机制的折中方案，也是应对美国ＴＰＰ方案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冲击的反应，充分体现了东盟坚持在东亚合作中起主导作用的决心以及实践大国平衡战略的智慧。
ＲＣＥＰ的建成将提高东盟内部的凝聚力及东盟整体的国际地位。虽然现在东盟中已有四国（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西亚）基于政治或经济的考量加入了ＴＰＰ谈判，但是东盟的其他成员国鉴于本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及ＴＰＰ的政治目的仍对ＴＰＰ持谨慎观望态度。
三、东亚合作的前景
东亚合作现存机制的基本结构是以东盟为核心的同心圆式经济网络，最内圈是东盟分别与中、日、韩的三个“１０＋１”机制，依次向外分别是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合作机制及东亚峰会“１０＋６”和“１０＋８”，还有正在谈判中的中日韩自贸区、ＲＣＥＰ以及还在提议中的十分模糊的东亚共同体。关于东亚合作的前景，学术界莫衷一是：有观点认为，东盟会在“１０＋３”中继续发挥核心作用，中日韩向其靠拢；也有观点认为东亚会形成“３＋１０”机制即中日韩主导，东盟紧紧跟随；更有大胆的设想认为会出现中美日共治东亚的局面等等。但是现实中这些模式都没有出现，因为东亚合作是动态发展的，新的发展趋势取决于新的利益共识及力量博弈。基于以上对东亚地区主要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分析及对东亚合作态度的阐述，本文认为东亚合作会出现如下趋势。
（一）东盟依旧会是“掌舵者”
东盟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东亚合作中的核心。东亚合作的最初构想就来自于东盟国家，即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而且在“１０＋１”、“１０＋３”及东亚峰会等各类机制中都是东盟作为东道国邀请别国参加。同时在东亚峰会中，东盟为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避免在政治经济战略对话平台上成为大国操纵的工具，声明东亚峰会须由东盟国家主办，在东盟国家举行；参会国须已与东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有实质上的政治经济往来。另外在美国推行ＴＰＰ战略、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开启的情况下，东盟为避免被边缘化发起了ＲＣＥＰ谈判，以重申其领导地位。
东盟在推行成员国内部经济一体化上也不遗余力，成果显着。２０１３年４月文莱作为轮值主席国在第２２届东盟峰会上发布的《主席声明》称，“截至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１日，根据《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相关阶段的计划已完成７７．５４％。”这一声明的发布使东盟将于２０１５年建成共同体的计划变得比较可信。届时东盟共同体的建成将缩小东盟成员间的发展差异，进一步增强东盟的经济实力，为更广泛的东亚合作奠定基础，提升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话语权。
东盟能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担任东亚合作的“掌舵者”，也是因为中国、日本及韩国现阶段并不适合担任领导者的角色。由于经济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快速崛起，中国曾被认为会主导东亚合作，但实际上中国可能难当此任。一方面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仅是总量上的概念，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够，高技术的行业发展并不成熟，不能像当年日本那样发挥“领头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崛起虽使东亚国家乐于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但招致的疑虑太多，表现太积极反而不利于中国进一步参与合作，于是低调务实“不当老大”是最优策略。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发达的国家，但仍不能成为东亚合作中的领袖。因为日本也有自己的软肋：一是农业部门受利益集团的驱使，不能够完全开放；二是安倍政府否认侵略历史、安倍以及右翼份子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严重损害了同东亚国家特别是同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失去了相互合作的信任基础；三是安倍政府的亲美倾向严重，外交政策不具备完全独立性，有连同美国孤立中国之势，难以取舍东亚、亚太间的利益，其追随美国加入ＴＰＰ正是此意。韩国本是东亚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东亚展望小组就是由前韩国总统金大中提议成立的。但是韩国终究实力有限，而且这几年更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缔结双边ＦＴＡ，奉行“自由贸易轴心”战略，对东亚合作兴趣有限。另外，东盟继续推行的大国平衡战略，看似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但实际上却“渔翁得利”，稳坐“掌舵者”的位子。大国在相互制衡中不得其解，于是东盟便成为他们积极拉拢的对象，易受认可和响应。
（二）中日韩自贸区先行，引领东亚合作进程
２０１３年３月中日韩自贸区第一轮谈判在韩国首尔启动，三方探讨了自贸区的机制安排、谈判领域及方式等议题，这标志着东亚合作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取得实质性进展。２０１３年８月中日韩三方完成了第二轮谈判，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原产地规则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展现了三方进一步合作的积极姿态。
中日韩自贸区能否建成是东亚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但目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面临两大不利因素。一是中国、韩国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争端及历史问题。中日钓鱼岛之争、韩日竹岛之争以及安倍政府对侵略历史及慰安妇问题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安倍近日对靖国神社的参拜，致使中日、日韩政治层面的战略互疑不断加深，民众间的好感度不断降低，这可能会成为未来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崩溃的导火索。二是美国ＴＰＰ战略造成的冲击。在美国同意就日本担忧的农业领域例外条例进行磋商后，日本加快了奔向ＴＰＰ的步伐，并于２０１３年７月正式加入ＴＰＰ谈判。迫于来自美国的潜在压力及民间智库的敦促声音，韩国近期已透露出加入ＴＰＰ的意愿。日韩两国对ＴＰＰ的积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将增强中日韩合作的离心力，进一步延缓中日韩合作进程。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过程不会一马平川，但前景可能并不会黯淡。
２０１１年底完成的《中日韩自贸区可行性联合研究报告》中指出，中日韩自贸区一旦建成，关税的降低和其他贸易限制的取消，将会为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带来极大便利，三国的整体福利水平都会有很大提高。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必是大势所趋，这是由市场规律及三国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决定的。而且此次金融危机后，三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日本）均需强大的外部市场拉动，三国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于是成立自贸区就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同时，中韩自贸区谈判的顺利进行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此外，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已取得很大成效。自２００３年签署《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以来，已有《中日韩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计划》、《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三国于２０１２年经过１３次正式谈判达成的《中日韩投资协定》等签署或发表的官方文件，形成了多方位的合作体系，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因此三国政府应会考虑如何跨越政治鸿沟，处理好民族主义情绪，实现适当妥协，摆脱“政冷经热”的窘境，营造政经互为推动的良好局面。至于ＴＰＰ会对中日韩自贸区造成的冲击，目前来看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日本从除美国外的其他ＴＰＰ成员国所获得的只是资源材料的供给，并不能为日本企业拓展更大的投资和销售市场。对韩国而言，ＴＰＰ是一个市场开放程度很高的协议，鉴于国内市场抗冲击能力及对非贸易领域的保护，韩国虽已透露出加入ＴＰＰ的意愿，但短期内并不会正式加入。综上所述，中日韩自贸区是三方更加务实和理想的选择，更易实现三国间的互利共赢，对东亚合作进程将产生深远影响。
（三）ＲＣＥＰ为东亚合作注入强劲动力２０１３年９月东盟主导的ＲＣＥＰ已完成第二轮谈判，并计划于２０１５年完成谈判后进入实施阶段。
ＲＣＥＰ将整合东盟与中、日、韩、印、澳、新六个贸易伙伴国间的五份自由贸易协定，提高贸易与投资效率，减少区域内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以建成一个以“南南合作”为主体的高质量自贸区。ＲＣＥＰ将密切１６国间的经济联系，深化１６国间多层面的合作，提高东亚地区的凝聚力，为东亚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建成ＲＣＥＰ的有利条件比较明显，前景被普遍看好。首先，ＲＣＥＰ的组建会基于已签订的五份自贸协定，与ＴＰＰ相比合作基础更加牢固，权利分配更加平等，并充分考虑开放程度的渐进性，使成员国有过渡时间，使合作更具操作性，降低了实现的难度。其次，东盟尚未同美国、俄罗斯签订自贸协定，所以ＲＣＥＰ计划成员并不包括两国，这降低了ＲＣＥＰ谈判的复杂度。再次，在欧美市场不景气、东亚地区经济活力旺盛的情况下，１６国十分看重ＲＣＥＰ的组建，中国、东盟已把ＲＣＥＰ协议置于战略优先地位。目前６国均声明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而且美国并未明确表态对ＲＣＥＰ进行阻挠。另外，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进行及２０１５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可能也为ＲＣＥＰ的构建提供了良好驱动。
四、中国的策略选择
（一）巩固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以市场规模衡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自２０１０年建成以来，中国、东盟间的贸易及投资往来有了飞速增长。中国－东盟贸易额由２０１０年的２９２７．８亿美元增至２０１２年的４０００．９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６．９％，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及第二大出口市场，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东盟的投资由２０１０年的２５．７亿美元增至２０１２年的４４．２亿美元，目前中国是东盟的第四大外资来源地；东盟对中国的投资由２０１０年的６３．２亿美元增至２０１２年的７７．７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国。截止２０１２年底，中国与东盟之间累计双向投资额高达１００７亿美元。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中国、东盟两者之间需求旺盛、经济上的潜在利益空间广阔，而且更在于其能在战略上发挥的作用。中国是东盟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第一个对话伙伴，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基石，其运行优劣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东盟与中国关系的亲疏及中国通过东盟影响东亚合作进程的力度。建好中国－东盟自贸区，发挥好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相互促进的作用，拉动区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流动，才能进一步扩大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应继续巩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果，在南海等领土争端问题上加强政治上的互信和理解，加强同东盟国家的磋商，打消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产生的疑虑，继续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加大对东盟中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与东盟国家建立更广泛的互利双赢关系。
（二）加强中日韩合作，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中日韩三国之间加强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中日韩自贸区也是与中国利益直接相关的合作机制，是中国推动东亚合作的重要环节。中日韩在贸易、投资及金融方面的依赖程度非常大，而且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合作，目前中国已是日、韩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韩是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国。中日韩自贸区一旦建成，将为三国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带来庞大的经济收益及国民福利，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而且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可以减少中国不加入ＴＰＰ的外部经济利益损失，降低美国制衡中国战略意图的干扰，保证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动性，提高后续在“１０＋６”以及“１０＋８”等合作机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如前所述，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已顺利进行到第二轮，第三轮谈判还未确定。中国应当把加强中日韩合作、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置于重要的战略位置。面对三国间的历史、领土等争端，须着眼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保持理性和理智，力争逐步良性解决。
（三）加强与ＲＣＥＰ成员国的合作，积极推进ＲＣＥＰ进程
ＲＣＥＰ将会是中国与东亚地区密切合作的新机遇，掌握更大话语权的新平台。ＴＰＰ出现之前，中国更加重视“１０＋３”模式，对日本倡导的“１０＋６”模式反应冷淡，但在美国提出并没有邀请中国参与的ＴＰＰ战略后，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多边贸易平台以平衡美国力推的ＴＰＰ，而ＲＣＥＰ正是这样一个平台。
ＲＣＥＰ的开放程度介于现有的ＦＴＡ及ＴＰＰ之间，充分考虑成员间的差异性，因此在组建上更具可行性，将比ＴＰＰ更容易实现。中国加入ＲＣＥＰ符合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与一直推行的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主张相契合，有利于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改善中日韩三国间的关系和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有利于中国深化同ＲＣＥＰ成员国间的经济关系，获得更广阔的投资贸易平台；有利于彰显中国对自由贸易的推崇态度，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的繁荣，推进东亚合作进程。因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并推进ＲＣＥＰ进程，加强与ＲＣＥＰ成员国间的产业合作，增强政治互信，在维护东盟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发挥一个崛起中大国应有的作用，承担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义务，同时秉持一个自信大国应有的开放姿态，欢迎包括美国及俄罗斯在内的更多成员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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