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FDI或者FDI）与对外直接投资（0utward ForeignDirect Investment,OFDI或者ODI）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渠道，也是驱动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历史上，对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NEs）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兴起的“引力模型”为定量研究双边投资流量奠定了坚实的工具基础。在最近比较热门的FDI的区位选择问题上，现存的经典文献大体上是从东道主国家投资区位因素入手开始相关的原理理论和实证数据的研究分析。
随着二战后重建，国家直接投资的蓬勃兴起，发达国家为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开始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世界的分工与竞争。理论研究喷薄而出，除了上述提到的理论主要从国际或国家等宏观层面研究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动因。以Melitz（2003）、Helpman等（2004）、Antr~等（2009）、等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转向实业经济主体行为者研究异质性企业个体行为生产、贸易和投资抉择。下面章节会对这些经典理论做出详细解读。
另外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理论为了检验政策、历史、文化等各种遗留的现实细节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IMF（2002）等又陆续将人口变量、优惠贸易协定、贸易限制措施、殖民关系、共同语言等显而易见的能标志国家独特属性的指际加入到引力模型中。从此之后，在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下，大量学者如Goodman（1973）、Aitken和Obutelewicz（1976）利用引力模型研究双边贸易问题，并且取得了与经验事实高度一致的理论结果。进一步地借鉴引力模型在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历史成功经验，不少学者如Anderson（1979）、Markusen相Maskus（2002）、H~iazi（2005）、Benassy（2007），将引力模型延伸至国际投资的研究，Hijizen（2008）将引力模型广泛应用于解释国际跨国投资的区位分布领域中，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盛仕斌和徐海（1999）指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所造成的市场扭曲，是我国改革历程中所特有的现象，要素价格的扭曲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极为为剧烈。史晋川和赵自芳（2007）、Hsieh和Klenow（2009）、施炳展和冼国明（2009）、罗德明等（2012）以及邵敏和包群（2012）等国内外的诸多研究。都表明源于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与控制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必需要素的定价权和分配权，造成了我国要素市场价格的相对扭曲，特别是劳动力长期被相对低估，资本被相对高估。张杰等（2011）揭示，政府在市场的价格制定及分配方面的行政垄断主导地位，导致企业偏好通过寻租等方式寻求更为低廉的稀缺型生产要素。这直接导致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更加倾向于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抑制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二、机制分析
大多企业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均较低，要素市场整体上资本价格被相对高估征，民营企业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密度曲线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明显左偏的“尖峰薄尾”特征。从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均要好于民营企业，民企所面临的资本要素价格水平相对高估。经营规范、资质相对较好的外企和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具有更高的薪资标准，扭曲程度相对低。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层面所得的测算结果基础上，计算了各行业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平均水平，进而分析不同种类企业的情况，各行业整体上表现出资本价格相对高估。
综上，从企业所有制的角度看，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企业所面临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程度也各有不同，但资本要素价格相对高估情况最为严重的是民营企业。
如前所述，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企业面临的严重问题在于融资能力约束，更在于留下深深计划体制烙印的融资待遇系统性差异，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歧视”.国内外很多学者也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Brandt和Li（2003）指出国有银行在对是否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发放贷款时存在着差别贷款行为；卢峰、姚洋（2004）、Allen等（2005）、方军雄（2007）；陆正飞等（2009）等的研究证实了我国国有企业在获取商业银行贷款方面存在优势：江伟和李斌（2006）年的研究表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罗党论和甄丽明（2008），于蔚等（2012）也都指出了企业政治关联的加强有助于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问题。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叶陈毅等（2008）表明，这种融资待遇差异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可以归咎于国有商业银行在获取融资资源所享有的特级优先权，在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断深化的形势下，选择性信贷融资歧视则根植于经济体制深层次矛盾所引发的民企规模与信用的不足。
民企的融资成本分布密度曲线与国企以及外企相比明显右偏，同时“低峰厚尾”特征明显。民企的融资成本与国企和外企相比均值更高一些，鉴于不同民企融资成本之间较高的标准差，其分布也较国企和外企更加分散，少数盈利能力强、规模大的民企仍可享有与类似国企、甚至更低的融资成本，更大数量的民企，特别是盈利能力、规模相对孱弱的民企面临着更高的融资成本。
综上所述，我国企业OFDI动机不足的原因不仅在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更来自于经济体制中所存在的融资歧视问题。这一结果与前文不同类型企业对融资成本敏感程度的差异的理论相一致，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消除融资歧视是有效的选择。为了清除我国企业所面临的种种障碍，营建平等的融资制度环境比单纯解除企业融资约束更为重要。由于融资歧视主要根源于较为市场化的金融体系与非市场化的企业经营环境之间的错配，尚未彻底消除针对民企的体制制度性约束，不曾切实提升民企的规模与信用，单一地推进金融体制市场化将会使得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国有企业集中畸变，加剧金融资本领域的扭曲现象。这些结果都表明中国现有的要素价格扭曲的现象是中国企业缺乏OFDI的重要因素之一，进一步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有助于促进各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力，激发动机的作用对有巨大潜力可发掘的民企而言可能要更加强烈。
详细来看企业所处的歧视性融资环境、歧视性融资环境、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生产率、金融市场，融资歧视昭显出增强企业进入壁垒，降低企业市场价值，造成了微观企业资本要素资源的错配，使得中小民营企业的OFDI活动受到抑制。我国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无法折射出要素禀赋亟需改善的诉求，抑制了产业链升级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一劳动力价格的低估，特别是资本价格的高估抑制众多中小民营的OFDI活动。
综上，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打破实体层面的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局面，改善我国的歧视性的融资环境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歧视性融资环境、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提高生产率、金融市场的情况，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三、政策建议启示
本文将宏观的经济环境与企业的微观决策融合起来，也将金融发展状况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关联起来，加深了人们对宏观运气机制与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政策建议启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由市场机制发挥主导调节配置作用。金融抑制现象依然根深蒂固，因此，金融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建立金融中心的辐射与带动，促进金融规模扩张。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的追求金融规模的扩张，这是非均衡的，也即以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来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短，基础薄弱，依靠经济带动金融的发展，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仍然是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金融资本难以有效地支持服务于实体产业。为了化解种种困境，应有效的推进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建立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体系，促进金融结构的合理调整，创造出有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来看，金融市场垄断性特征依旧较强。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认为要鼓励建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小额担保公司、P2P互联网金融中介，和银行进行市场化竞争，引入金融业的竞争机制，放松金融机构管制，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将会进一步加深。
要关注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虽然各级政府也将“融资难、融资贵”提到了议事日程，也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政策，但在落地执行方面依旧乏力。要构建普惠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加大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力度。中小微企业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不完善，针对性为其信贷融资提供金融机构信息平台支持；专门开辟信贷绿色通道，减少审批程序；要为其建立简洁的企业规模划分标准，为不同规模企业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差异牝信贷方案。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以改革来促进金融效率的提升。加快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金融反哺实体经济效率。我国国金融市场改革的重点要以市场机制来决定资金的价格，积极推进汇率市场化和利率浮动形成机制，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效率，降低资本空转“脱实向虚”势头，缩短企业融资链条，逐渐降低银、保、证、养老等市场的准入门槛。
2015年年中，中国央行宣布取消存款利率上限，中国利率市场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市场化的利率环境可以优化资金配置，促进金融市场与实体产业间良性互动资金循环，商业银行的经营策咯转变以往单纯依赖于存贷利差盈利的粗放型经营方式，有利于中小微、三农企业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国内外研究表明，理论上利率市场化可以创造出有利于企业的融资环境，企业的融资环境在利率市场化后得到明显改善。Laeven（2003）年基于1989年~1998年间13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后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刘向耘（2013）发现我国台湾地区的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明显增加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黄玖立和冼国明（2010）、何东和王红林（2011），都表明我国长期的选择性信贷歧视和利率管制，导致实际利率较均衡利率偏低，有利于具有规模优势大型企业的市场环境，剥夺了经济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小微、三农等企业的生存空间，亟待改进经济发展模式，尤为凸显出了利率市场化的意义。
金融市场的融资仍然是以企业经营风险、借贷信用、盈利绩效等为基础。中小企业由于主观经营管理状况、客观制度性垄断劣势等因素在经营能力、规模等层面与大型企业之间存在差距。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遗留影响，我国金融体制目前仍存在政治主从制度性趋向使得垄断国企、享有优惠条件的外资企业在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拥有无可匹敌的绝对优势，另外垄断优势地位的占优利润、僵化的管理体系也抑制了企业的活力。“十三五”规划高瞻远瞩，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效能，激发市场社会创造活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管束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人为行政干预，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差异性融资环境需要依靠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原有的行政垄断体系，提供相对公平的融资环境，才能打破企业活力不足的坚冰。具体从实体经济企业经营主体层面来说，需要从实体经济企业主体市场化改革视角切入，打破国企垄断行业优势，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明确责任权责；警惕外企并购垄断，对其实行恰当的监管经营环境：帮衬扶持中小民营企业，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
在金融市场的间接融资领域，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通过完善商业银行体系，存款保险制度以及缩减融资链条推进利率市场化以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在直接融资领域，构建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也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供给侧改革奠定坚实根基。
在企业经营环境层面，推进市场化改革。通过放松规制，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有助于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优势。同时在外资引进的过程中规范优惠政策防范垄断并购以及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有助于塑造相对公平的融资环境，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
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仍以实体经济结构为重要基础。金融市场改革也需要以市场化的实体经济体制为载体，才能充分发挥资源配置，降低信息不对称等关键性作用。这对于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并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对外直接投资而言尤为重要。实体经济层面，制度性天资禀赋导致了我国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间在金融体系中融资地位的差异，加剧了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人为造成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在我国当今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建设过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金融利率、汇率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对于改善我国企业的融资环境影响深远。构建普惠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加大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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