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作为民族学的相关学科在中国似乎也一直以老前辈的身份自居，在其刚刚进入中国时，人们在研究民族学时，也情不自禁地将其和人类学归入了同一血统。而这一血脉相承的关系也必然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不论是从概念的界定上还是研究过程与方法的总结上，都明确地体现出了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
首先，笔者注意到民国时期学者们在概念的界定上谈到了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凌纯声认为“因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林惠祥认为：”在欧洲大陆民族学等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这一名称在英美也很盛行，其意义与欧洲大陆无别，而与文化人类学可通用。在英美文化人类学又别称为’社会人类学‘“.他还将三个名称的关系标列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杨堃指出：”若就学科本身来讲，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应指同一门学科而言。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也是一致的，即都是运用参与观察等田野调查的方法。“……据蔡元培的《说民族学》一文，蔡元培对民族学定义时指出：”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和当前合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与民族学相近。“……以上是当时国人对于民族学的看法。由他们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人们在探讨民族学时始终站在人类学的视野上，基本上都将民族学归于人类学范围内，认为民族学等同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文化人类学。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看当时国人对于民族学的研究主体--各个民族的记录。吕思勉在《中国通史》这本书中将民族史分位两个大部分来记述，前部分为文化史，后部分为政治史。而文化史部分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只有仅剩的三分之一用来略述政权的更迭。在文化史部分我们又可以看到它既包括了衣食、住行、教育、学术，同时还包括政体、阶级、财产、赋税等。若是我们利用政治学的观点来深究此部分的内容，将会记得在政治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经济、政治、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应，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可见，在政治学当中，文化、经济、政治这三个领域是有相对明确的界限的。那么，吕思勉在文化部分中所阐述的政体、阶级等理应归于政治领域，财产、赋税等则应归于经济领域。而吕氏却将其通通放在文化大范畴里。在此，笔者个人认为，在学术界我们可以将所有无形的、意识形态的东西都称之为文化，即所谓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这样，吕氏的观点也就不无道理了。
最后，笔者分析了民国时期国人在民族史当中对于各个民族的记录。据林慧祥《中国民族史》记载百越时，从披发文身、契臂、食异物、巢居、语言不通、铜器等几个方面来对他们进行了记录。还提到黎人：”黎人多用汉姓……黎人择地而居自谋生活……黎人男子以耕种牧畜渔猎为业，女子以织布为业……“对乌桓的记载有：”……有娶后母及寡嫂之俗。“等等。还有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江应梁的《中国民族史》等，他们对于各民族的描述无非都像林慧祥一样从衣食、住行、婚姻、经济、政治等方面来尽量全面记载。如果根据笔者前面从吕氏的分类中得出的观点，即有所谓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等来谈论，那么他们对于各个民族不论是经济、政治方面亦或是婚姻官制方面的记载都可归为文化大类。
事实上，站在当今社会的视角，我们也可以证明此种归类法的合理性。如今我们官方给民族学的定义正好就是蔡元培《说民族学》一文当中的定义，也就是林耀华在《民族学通论》中所使用的定义。那么，不用多说这个定义与民国时期一致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放在了文化的研究上。不过，深究我们某些高校近年来的学科分类，会发现民族学往往被作为一级学科而这个一级学科下面包含着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等等。这就等于说，文化里面包含着历史、经济、艺术。就说到这里，我想笔者在上文得出的结论应该没有多大异议。
综上所述，在民族学和人类学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国人已经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限制在了文化的研究范围内。而民族研究的并不是泛概念--民族，而必须是曾经或是当今有生命的人群，是由人群即人类构成的民族。这个道理很简单，没有人类，自然不存在民族。所以。不论是当时还是现今，学者们都将民族学归于人类学的真子集：文化集。声称：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2]蔡元培.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3]吕思勉.中国通史[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M].出版地：东方出版社，2012.
[5]林慧祥.中国民族史[M].出版地：商务印书馆出版，1993.
[6]江应樑.中国民族史[M].出版地：民族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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